在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沁园春•雪》是毛主席于1936年，在红军会师后写于陕北，后又于1945年重庆谈判时，公开发表的作品。
当时的重庆各界，均为这首词的气势磅礴所倾倒，蒋介石更是意兴难平。
他知道天下人都在看着他，看他是否也能写出一首同样分量的词来？
奈何他既无高深的文学造诣，又无宽阔的胸怀格局，只得让自己的“文胆”陈布雷，召集了一批“御用”文人，搜肠刮肚、舞文弄墨，才先后写了30余篇和词。
可是这些词作只注重遣词琢句，唯务雕工，不仅文字韵律晦涩难懂，其思想意境更是相差万里。
毛主席读后忍俊不住，称之为“鸦鸣蝉噪，可以喷饭”。
诚然，毛主席是天之骄子，其情怀绝非世间俗子能够比肩，但是国民党众多文人的作品中，竟无一篇拿得出手，这就很能够说明问题了。
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就在于蒋介石的用人之道。
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首脑，他既无江山社稷之念，又无家国情怀之忧，毕生所看重的无非是权力二字而已。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就需要任用大量的文武官员来推行自己的政策，并保证得以实施。
有鉴于此，蒋介石的用人之道，就采用了“任人唯亲”的原则，只看重所用之人与自己的亲疏关系，以及其人的忠诚度。
而不看重所用之人的实际才能，所谓宁用奴才，不用人才正是如此！
蒋介石
在国民党内部众所周知的是，“黄、浙、陆、一”是蒋介石的用人原则。
也就是黄埔军校毕业，浙江籍贯，陆军大学毕业，第一军出身，所被重用者必选其一。
这只因为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既在黄埔军校任校长，又是第一军的军长，而陆军大学就是扩展后的黄埔军校。
蒋介石早年尚未发迹，他在留学日本以及混迹上海期间，与军校同学以及浙江老乡来往最多。
这些人是蒋介石最早的人际网络，他们之间的关系，带有浓重的封建思想和青红帮的江湖规矩。
在执掌黄埔军校期间，蒋介石就开始重用浙江同乡做教职员，至1927年4•12政变前，江浙财团派出代表虞洽卿，前往南昌与蒋介石会面，蒋介石由此获得了江浙财团的大力支持。
在之后围剿红军和军阀混战中，江浙财团都是蒋介石密谋消灭异己、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背后金主。
浙江籍官员，由此在国民政府中被大量任用，显赫一时。
仅以1935年的统计为例，浙江籍官员就有1500多人，是其他各省官员数量的3到4倍之多。
其中政府机构内，最知名者有陈布雷，浙江慈溪市人，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号称国民党的“文胆”。
陈布雷
戴季陶，浙江湖州市人，他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其人被称为国民党内的理论大师，为蒋介石发动4•12政变提供了理论邪说。
朱家骅，浙江湖州市吴兴县人，历任国民党中央教育部部长，交通部部长。
翁文灏，浙江宁波市鄞县人，历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
情报机构内最知名者，莫过于浙江衢州市江山县的，黄埔六期毕业的戴笠，和黄埔四期毕业的毛人凤。
此二人相继担任军统头目，并且上行下效，在军统内部大量任用江山县老乡，形成了江山系势力。
除此之外，警界最为出名的李士珍，是浙江台州市宁海县人，担任中央警官学校校长，军衔为中将。
4•12政变之后，蒋介石开始重用他曾经就读过的日本士官军校，保定军校，以及他曾任校长的黄埔军校等三所军校的毕业生。
而自中原大战阎冯反蒋，汪精卫另立政府之后，蒋介石更加认识到，要在军中培养自己的嫡系，而在这些嫡系人马中，又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具有以上至少两所军校的背景，不是浙江籍贯，但资历深厚。
比如何应钦是贵州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军校，曾任黄埔军校总教官，后担任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军衔。
还有刘峙是江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后，曾在黄埔军校担任教官，因此仕途一路坦荡，担任徐州方面的总司令，二级上将军衔。
第二：具有以上至少一所军校的背景，且又是浙江籍贯，并有特长者。
比如周至柔，是浙江台州市临海市人，毕业于保定军校，因其在军事航空方面较为专业，后任职国民党空军总司令，一级上将军衔。
又如蒋鼎文，是浙江诸暨市人，黄埔一期毕业生，因在指挥操练时军事知识过硬，被苏联顾问推荐给蒋介石，后担认集团军总司令，一级上将军衔。
第三：至少具有以上两所军校背景，或是浙江籍贯，而且还被蒋介石器重与赏识。
比如陈诚，浙江丽水市青田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曾任黄埔军校教员，他在任教期间，于某天晚上挑灯夜读《三民主义》一书，刚巧被巡夜的蒋介石看见。
自此之后，陈诚一路得以升迁，后得以担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总长，台湾省主席，一级陆军上将。
再如钱大钧，江苏昆山市吴县人，保定军校毕业后，在黄埔军校任职教员，此人有经常临摹书法碑帖的爱好，教学计划书写得非常工整。
他由此被蒋介石看中并深受其信任，后担任蒋介石的侍卫长，陆军上将军衔。
与此类似的还有汤恩伯，江苏金华市武义县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军校，书法字也很不错，于是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
后来又因为保护蒋介石的安全有功，担任兵团司令官，陆军二级上将。
胡宗南
还有胡宗南，浙江宁波市镇海县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他在读期间，了解到蒋介石有早起的习惯。
因此每天早起跑步，由此得以进入蒋介石的视野，并得到他的欣赏，后担任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上将军衔。
至于顾祝同，他能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就更具有戏剧化了，他是江苏涟水人，毕业于保定军校，曾任黄埔军校教员。
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他于某天早上参加蒋介石训话时迟到，被蒋介石当众下令，让他在操场罚跪。
训话完毕之后，蒋介石并未把此事放在心上就转身离去了，到了第二天，却发现顾祝同还跪在操场上，因此内心深为震动，对他的忠心相当认可。
顾祝同由此深得蒋介石的信任，一路平步青云，后担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总长，一级陆军上将。
只不过，黄埔军校之所以所以声名显赫，完全是因为蒋介石曾任校长的缘故，鲜有人知道的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大多并无领军将才的能力。
这是因为黄埔军校的学生进校学习之前，其文化基础参差不齐，而黄埔军校的学制在时间上又过于短暂。
少则一年，多则两年，后来虽然实行了三年制，却又因战争原因导致大部分学生肄业。
正因如此，上述蒋介石所重用的将领中，虽然长期处于军旅之中，却并无高明过人的军事才能。
而蒋介石的任人唯亲，不仅仅表现在浙江籍贯和军校背景上，更重要的是还表现在亲戚关系上。
非但如此，在他的心目中，浙江奉化人和其他的浙江人又有不同。
国民党将领宋希濂曾经讲过：蒋先生用人，第一就是用亲戚！
这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宋子文和孔祥熙是蒋介石的连襟，掌握着国民党的财政大权。
说到陈氏家族，就不得不提到陈其美，他是浙江湖州市吴兴县人，是同盟会元老，又是上海青帮老大，更是蒋介石的结拜大哥。
正是他把蒋介石介绍给了孙中山，因此，对于蒋介石而言，陈其美对他有提携之恩。
陈其美后来被袁世凯暗杀之后，他的胞弟陈其采，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银行理事，国策顾问。
而他的大哥陈其业的两个儿子，陈立夫与陈果夫，更是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共同掌管国民党党务机构，担任中统头目。
蒋介石的贴身侍从，必须全都是奉化人，而且大部分皆为蒋氏宗亲，
比如俞济时，浙江奉化县人，黄埔一期毕业，长期担任蒋介石的侍卫长。
而蒋介石的近身侍卫和保镖，内务副官，甚至包括其官邸的财务人员，厨师和园丁，都由蒋氏宗亲担任。
宋希濂
蒋介石这样的用人原则，所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其一，就是碌碌无为者占据高位，才能出众者则郁郁不得志。
相较于刘峙、胡宗南、汤恩伯庸碌之才而言，国民党将领中的薛岳、孙立人和白崇禧都以军事才能见长。
薛岳是广东人，保定军校毕业，曾在抗战中屡立战功，但因其在指挥作战时颇有主见，常常临机决断，由此不被蒋介石信任，始终未得到重用。
孙立人是安徽人，清华大学毕业，曾赴美国维吉尼亚军校留学，亦是滇缅边境的抗战名将。
但其人性格直率，不会阿谀奉承，对于腐化的生活方式十分鄙夷，因此始终未能融入蒋介石的政治圈子，去台湾后被软禁30多年，生活一度穷困潦倒。
白崇禧是广西人，其军事才能是国共双方将领都公认的，但他出生于桂系军阀，与蒋介石有过多次在政治权力上的明争暗斗。
正因如此，蒋介石也对他从未有过真正的信任，一方面不得不任用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防备他。
到退守台湾后，白崇禧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其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职务更是一落千丈。
其二，就是无法做到公正公平地处理问题，从而导致赏罚不明，而这种现象甚至在黄埔背景的将领中也屡见不鲜。
比如张灵甫，是黄埔四期毕业生，因为其人对蒋介石十分忠心，因此得到重用，并且担任国民党王牌师74师师长。
张灵甫曾因无端猜疑而心狠手辣地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吴海兰，按照法律应该判处死刑。
可蒋介石却徇私枉法，不仅免除了他的死刑，而且还对他委以重任。只不过天道昭昭，轮回难逃，孟良崮最终成了张灵甫的葬身之地。
其余如刘峙，胡宗南屡吃败仗，汤恩伯残害百姓等事，蒋介石也是完全无视，不加问责。
而身为黄埔一期毕业生的陈明仁将军，虽然曾经在解放战争中击退过东北野战军，也算是蒋介石眼里的有功之人。
可是当陈明仁与蒋介石的爱将陈诚发生矛盾的时候，蒋介石不仅不主持公道，反而一味偏袒陈诚，最终将陈明仁解职。
综上所述，蒋介石的用人之道，无非重是用亲戚、同乡、故旧而已，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个人权力。
《曾子•大孝》中有云：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成为古往今来，政治集团领导者们在用人之道上的座右铭。
用师者王，是指领导者尊崇贤能有才的人为老师，就可以一统天下，比如商汤任用伊尹，周武王任用姜子牙就是如此。
用友者霸，是指领导者善于重用有才能的下属，并且与他们结成朋友，至少可以称霸一方，比如刘备重用，关羽，张飞，诸葛亮就是如此。
用徒者亡，是指领导者只重用阿谀奉承之徒，唯唯诺诺之辈，而根本不看重他们的才能，这样做只会必败无疑。
而蒋介石的用人之道，无疑为“用徒者亡”，做了最经典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