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方平》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名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个故事很简单，说的就是席方平到阴间为父亲伸冤的故事。虽然这个故事的最后还是我们乐意看到的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恶人恶鬼最终受到严惩，好人也能得到好报，结局大快人心。但是我们能发现席方平为父亲伸冤的艰难，他对抗的是类似于现实世界中整个官吏集团，由此可见，他的申冤之路是多么的难。

如果没有二郎神，如果不是告状到了天庭，那么，席方平他的冤屈能伸吗？我无法想象。其实，蒲松龄已经揭示出那个人治社会，权大于法社会，法治是多么的糟糕，底层民众权利维护是多么的艰难。人治、权大于法社会，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法治没有，公众正义难寻。

其实类似的故事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还有很多，比如《红玉》中的冯相如的妻子卫氏女，被罢了官的好色豪绅官吏宋御史看中，对其萌生歹心，结果不但卫氏女被抢，祖孙三代惨遭大祸。冯相如怀抱幼子从县里一直告到省里的督抚衙门，都得不到申诉，而夺人之妻、干尽坏事的恶霸却逍遥法外。

《商三官》这个故事中，商三官的父亲被一个邑豪唆使家奴打死，她的两个哥哥打官司没有结果，她于是女扮男装化装成戏子到仇人家，为父报仇后自己悬梁自尽。

无论是《席方平》，还是《红玉》《商三官》，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个法治不健全的“人治”社会产生的后果。

什么的社会才会如此的黑暗？权大于法的“人治”社会。因为在一个人治社会中，所有的事情都是人来决定的，根本没有法律和制度可以依靠，全靠人来裁定。这个人就是官老爷，掌握权力的官吏。

所以人治社会其实就是权大于法。蒲松龄时代，权力高度垄断，垄断于皇帝。君主一个人决定所有，只要君主的话就是圣谕，君主下的就是圣旨，所有人必须遵守，不遵守的就是抗旨，违抗圣旨就要杀头。

君主的圣旨高过一切，君主的话高过一切，典型的权大于法，君主的权力凌驾于一切法律和制度之上，权力不受任何的限制、制约、约束和监督。

天下所有的一切，都归君王私有，君权大于一切，君王集最高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于一身，不受法律监督和制约。可以说,君王的意志就是法律，法律是遵从君王愿望的产物，因而，法律不是为公正而生，而是为皇权而行，为权势而生。从本质上说，权力支配着法律，法律服从于权力。法律不是为了保护人民权利、裁判公正是非、实现法律的本质，而只是君王治国的一种工具。以维护君权至上、稳定社会统治秩序。

君主通过自上而下层层任命的方式来完成权力的确定和行使，对社会统治，所以官吏等于也有了不受约束和监督的权力，他们的话也等于“圣旨”，在他们权力所辖之内，他们的话就是“圣旨”。

不管有没有法律和制度，不管法律和制度健不健全，最终还是取决于官吏的意思。官吏自己侦察、破案、取证、审讯、判决，量罪定刑，罪与非罪的界限完全几乎以官吏的意志为转移。而能监督和约束官吏的只有上级，人民没有监督权，也无权过问他们。所以审案中官吏首先考虑的不是秉公执法，不是对案件本身负责，而是对上级负责，是如何去迎合上级官员的意志。上级官吏不仅决定审案的结果，而且也决定审判者的命运，凌驾在执法办案者头上的权势、权力，使他们断案时不以法律为判决的依据。

而这一切的根本在于权大于法，在于专制，权力的高度垄断，所以说权大于法的社会是没有法治的，只有人治。

本文参考文献：

蒲松龄.《聊斋志异·席方平》

邓宇英、夏昭炎.《聊斋志异》中法律实践与当时法律文本的悖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