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织》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名篇，最具著名的代表作。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荒诞的奇幻小说，讲述成名因为敬献了蟋蟀而一举成名、一夜暴富的故事。实际上这个故事的本质勾勒出了专制社会中，自上而下官吏的众生相。这个“相”的本相是奴性，表象就是“骄下谄上”。

其实，专制社会中的官吏，上至宫廷显贵，下至一般官吏，无不具有“骄下谄上”的双重人格。面对上级，面对权势大于自己的人，立即卑躬屈膝，俯首帖耳，极尽谄媚阿谀之能事。迎来送往，跪拜不迭，精心护主，不时“孝敬”，自不用说是“下”对“上”要尽的“本份” ；溜须拍马，察言观色，有的放矢地投“上”所好不失时机地帮其排忧解难。

比如《促织》中，明宣宗朱瞻基喜欢蟋蟀，下面这些官吏知道皇帝这个喜好后，纷纷投其所好，敬献各种各样的蟋蟀给皇帝，以博得皇帝的青睐和信任，好提拔。就连华阴县本来不产蟋蟀，但是华阴县令为了讨好上级还是答应敬献蟋蟀。

然而当他们转过脸来，面对下级和权势低于自己的人时，顷刻间便由“羊相”变为“兽相”，由“狐媚”一变而为“虎威”。睥睨横视，严词厉色，恣意凌虐，摆架子和汹汹不可一世，往往更甚于上司。至于横行霸道，强取豪夺，为所欲为。

比如《促织》中，下级接到上级要敬献的命令后，不敢怠慢，但又找不到蟋蟀，于是将责任下放，最后倒霉的是成名，一级级下放。对上级答应好，对下面却强烈要求，不能怠慢。

为什么官吏会“骄下谄上”，根本原因在于封建专制。

封建专制社会，权力高度垄断集中于君主，也就是皇帝。皇帝统摄一切，权力凌驾于一切法律和制度之上，权大于法，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制约、约束和监督。然后通过自上而下层层任命的方式来完成权力的确定和行使。

所以说，决定官吏仕途命运的，完全是上级的好恶，君主的好恶，而不是人民和政绩。自然不用看人民的脸色，可以无视下层人民的呼声与感情，只需要伺候好上级即可。他们不是通过实实在在的政绩赢来仕途上的辉煌，而是把工夫花在政务之外，靠不务正业的谄上骄下取胜。

因此，官吏这种本相是上年来专制社会的积累，长期的专制导致整个社会形成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和文化心理，即国民性。不光官吏，整个社会都是如此。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

“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

几乎每个人都在设法寻求比自己更弱小的牺牲品来压迫，致使趋炎附势，“宰了耕牛喂老虎”。

同时，封建社会专制的等级更是加重了这一心理。

一个官吏的尊卑，完全是由他的官职大小体现的。位于上一级的官员，既有权支配下一级官员的行动，也有权决定他们的仕途命运。而下一级的官员，对待上级的任何指令，却只能唯命是从，决没有说三道四的权利。

特别是专制顶峰的清王朝，完全是一个只重人治的社会。不受监督的权力恶性膨胀，就使官场系统不仅始终依照官职大小，一级制驭一级，而且演变为一级供奉一级，一级吞食一级，所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是也。

在这样一条坚不可摧的“食物链”中打磨，用不了多久，对下一味专制，唯我独尊；对上一味服从，阿谀奉承的双重人格，或者说做人的双重道德，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上”的“骄”决定了“下”的“谄”，而下的“谄”又更加助长着上的“骄”。

本文参考文献：

蒲松龄.《聊斋志异·促织》

王喜绒.《清末官场上的“骄”和“谄”——近代小说吏治批判中的一个热门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