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武”》创作于1919年，同年5月15日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后收录在鲁迅的杂文集《热风》中。是鲁迅的一篇随想录，随便想想的记录，同期发表的还有 《“来了”》《现在的屠杀者》《人心很古》三篇及小说 《药》。

我觉得读《“圣武”》，要把《“来了”》《灯下漫笔》等一起读，你才会读出这几篇文章的本质。这几篇文章都是说的一个主题，那就是对国民性的揭露以及这种国民性是怎么来的，这种国民性对我们的命运和选择。

那么，在这几篇文章中，鲁迅揭示出我们的本质国民性——奴性。对，奴性就是我们的本质国民性，而导致奴性根本原因就是两个字——专制。专制导致国民奴性，长期专制导致国民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奴性。专制是一种普遍状态，一旦形成，将会在社会各个领域体现出来。

正因为我们的奴性，所以导致我们的命运只能是“牛马”和奴隶。又因为奴性根深蒂固，所以每次大革命，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又总是会走老路，继续选择专制，这就是我们的选择。选择了专制就要继续成为“牛马”和奴隶，也就没有自由，没有什么权利，只有剥削、压迫和奴役。

这就是国民性、国民性的原因和我们的命运以及选择，这就是鲁迅看到的，通过这几篇文章揭示出的逻辑和思维。

鲁迅曾经指出，我们是个“沙聚之邦”，由于封建专制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直接造成了国民群体的“奴隶”根性，这种奴性形成的国民性主要表现：

一是“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相，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就像阿Q惧怕假洋鬼子却又调戏小尼姑一样，完全是一副欺软怕硬的奴才嘴脸。

二是“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就像涓生试图借助子君以摆脱自己的困境一样，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三是“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就像华老栓对于革命者夏瑜的悲壮之死，不仅没有半点同情心，竟然还把夏瑜的“血”给儿子吃了。

四是仅仅为了一己之私利，便去进行“奴才式的破坏”，就像杭州的雷峰塔之所以会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能辟邪，结果一座千年古塔硬是被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愚民给“挖”塌了。

五是实用主义的功利心态。鲁迅曾这样讽刺说：“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这种国民性本质在于专制。正如梁启超也说，国民性低下皆因专制政体之积久，以致无公德心无责任心，但知有自保性而无进取性，有服从性而无绝少独立性，又加上累代兵燹之叠，遭流离播迁之过甚，人民朝不保夕，苟安旦暮之心情而绝无长虑，却顾永有治安之想望，重以累世帝王愚民之术相沿不绝，上下诈欺而举国乐于虚应故事，于是信仰薄弱。

“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话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

故国人便在这种“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的历史循环中，宁愿有一个“主子”来“拿他们去做牛马”，也不愿意社会生活发生任何的剧烈动荡。国人向往太平盛世的求稳心理，所以每次大革命，社会动荡的时候，民众就特别希望一个强势人物出现，来收拾这残破的局面，完成一统，确定主子，如何纳贡，如何称颂，如何跪拜，等等，好让他们过上一个安稳的日子。

一旦主子确定后，国人就会尽职尽责，皇家一代传一代，无论继承皇位的是明君还是昏君或是暴君，国人都把它作为国家的象征，即使知道皇帝错了、残暴不仁、民不聊生，不到万不得已，仍会对其惟命是从，实在无法忍受之时，才会通过暴动推翻这个皇帝的统治。但推翻之后，还是选择旧制、旧社会循环下来。所以改变不了这种国民性，我们只能走老路，只能延续命运，做牛做马。

本文参考文献：

鲁迅.《热风·“圣武”》

宋剑华、王苹.《“热风”与“寒气”——从杂文看鲁迅早期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