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回应年后婚姻登记处爆满！网友：结婚马上办，离婚去排队

2月7日节后，山东临沂某婚姻登记处，取号已经到了400，很多人在窗口前排起了长队，前来离婚的比结婚的夫妻竟多了几十倍。

春节刚刚过完，婚姻大厅竟然这么忙，真是出乎人的意料。

按正常思维，年前年后相亲的特别多，很多人都认为结婚的窗口应该特别忙，离婚的人比较少才对，所以，一些办离婚夫妇来的比较晚一些。

结果相反，面对这么多夫妻将成路人，事情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为何“离别”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

登记处的工作人员透露，早上八点刚开门，大厅里就已经站满了人。

一对夫妻匆匆走进来，递交离婚申请后，从递交材料到完成登记，整个过程只需要短短十分钟。

而另一边，一对准备结婚登记的新人则需要等待至少半个小时才能完成全部手续，离婚登记的速度之快，还是挺让人感到意外。

虽然不知道这个视频为啥会火，但我还是想说，“离别”已经是如今中国社会的常态了。

根据民政部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结婚登记人数为474.7万对，同比减少了94.3万对；而离婚登记则达到了196.7万对。

这组数字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婚姻状况的巨大变迁，追溯到十年前，2013年全国的结婚登记还高达1346.9万对。

而到了2023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768.21万对。

按照目前的趋势预测，2024年的结婚总数很可能会创下40年来的最低记录，预计不会超过659万对。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临沂婚姻登记处的现场情况来看，春节后扎堆离婚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

先来谈谈农民工群体的婚姻困境。

据统计，中国约有2.9亿农民工，其中已婚人群占比超过60%。

这个庞大群体中的夫妻，大多数时间只能靠视频电话维系感情，真正相聚的日子往往只有春节假期。

可不同于电视上的感人瞬间，现实中的短暂团聚不仅没能弥合隔阂，反而加速了彼此矛盾的爆发。

一位登记处工作人员表示，实际上很多夫妻在长期分居后重新相处，才会发现彼此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都产生了巨大改变。

这种改变通常会在春节的“长相聚”中变得摩擦不断，以至于积累式矛盾爆发，一些人便会选择在节后办理离婚，主要也是为了能尽快调整好状态，重返工作岗位。

但这只是表象，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巨大变迁。

从人口基数来看，80后、90后、00后呈现断崖式下降，从80后的2.14亿降到90后的1.78亿，再到00后的1.55亿。

这种下降趋势直接导致适婚人群的急剧萎缩，民政部的数据显示，2024年20-35岁的适龄结婚人群比十年前减少了5500多万人。

更要命的是性别比例失衡问题，甚至这种失衡感居然在不同年龄段都十分明显：00后男性比女性多出约1100万，90后差距接近900万，即使是80后，男女比例也存在显著差异。

而且随着现代化进程、城市化不断发展，这种性别失衡在城乡之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

农村地区的男性择偶难题尤为突出，有数据显示，部分农村地区的男女性别比甚至达到了134:100。

与此同时，教育水平的提升也在重塑婚恋市场的格局，从1997年到2022年，高等教育人群中的女性比例从37.2%飙升至48.1%，这个变化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

高学历女性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婚恋观念的深刻转变，数据显示，一线城市25-35岁的未婚女性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已超过70%。

她们不再将婚姻视为人生的必需品，而是更注重个人发展和事业规划。

高等教育的普及还推高了初婚年龄，1990年我国男性平均初婚年龄是23.6岁，女性是22.0岁。

到2020年，这一数字分别推迟到了29.4岁和28.0岁。

尤其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甚至突破30岁，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让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了经济独立的能力，她们对婚姻的期待也变得更加理性和务实。

不少人表示，宁可单身也不愿将就，这种观念在年轻一代中尤为普遍。

婚恋市场的巨变

面对婚恋市场的巨变，一个全新的产业生态正在形成。

传统的“媒婆带路”模式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智能匹配服务。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活跃的婚恋服务平台已超过200家，年营收规模突破百亿元。

其中，不少平台还专门推出了面向父母的相亲服务，打造“家长先把关，孩子再脱单”的新模式。

当然，有结婚的产业自然也就有离婚的产业，在我观察中比较瞩目的是在北京郊区的一家工厂。

他们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特殊订单”——销毁旧婚纱照、婚戒等婚姻见证物，所有的感情信物付之一炬，从此断了念想。

据这家工厂负责人介绍，自2021年开业以来，他们已经为超过2500对新人提供了婚姻物品处理服务，收费从50元到180元不等。

除了实物销毁，还配套提供全程录像，让客户能够彻底告别过去。

而且随着婚恋市场的变迁，老生常谈的城乡差异似乎也愈发鲜明。

根据2022年的人口调查数据，超过60%的未婚男性集中在农村地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务工返乡人员。

与之相对于的是，同样比例的未婚女性则主要分布在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和一线城市。

这种“城市剩女、农村剩男”的结构性失衡，使得婚恋市场出现了严重的供需错配，而问题形成的核心，基本绕不开一个“钱”字。

彩礼问题一直是中国婚恋关系层面的硬伤，据他趣平台2024年发布的《彩礼研究报告》显示，全国平均彩礼金额已达12.27万元。

其中，江西以平均12.52万元位居全国榜首，是最低的广西（6.56万元）的2.67倍，在一些地方，高额彩礼不仅加重了农村青年的经济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剩男”现象的蔓延。

面对这些问题，各地政府也在积极采取应对措施，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的离婚冷静期政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这项政策要求协议离婚的夫妻必须经过30天的冷静期，在此期间任何一方都可以撤回离婚申请。

政策效果其实还是立竿见影的：2022年全国离婚率降至2.0%，远低于2019年3.4%的历史高点。

不过，随着后来疫情防控政策调整，离婚数据又出现了新变化，2023年上半年，离婚登记同比增长30%，全年离婚率升至2.6%，这种反弹现象也从侧面印证了“离婚冷静期”政策的效果可能正在减弱。

说到底，以利益为导向促成的婚姻，往往夫妻关系的结束也因利而散。

近年来社会上的一些地方其实也有意开始探索更有针对性的举措，比如，多地推出“抵制高价彩礼”倡议，组织“零彩礼”集体婚礼，向新人发放《移风易俗承诺书》等。

就连一些农村地区还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对婚嫁陋习进行规范和引导，可这样的声音还是太小了，而且风俗习惯的转变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人们常说，婚姻是社会的晴雨表。

从临沂婚姻登记处的这个春节后首日，到全国婚姻登记数据的变迁，无不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

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命运嬗变，也是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这场始于婚姻登记处的“异象”，实际上又何尝不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生动缩影。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