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一个暑假，北京西郊有一处静谧的院落，里边住着赋闲在家的前外交部长钱其琛。

院落外，高大的梧桐郁郁葱葱，为院落遮住了炙热的阳光。树上的夏蝉儿不知疲倦地叫着，提醒人们要注意防暑降温。

不远处，迎面开来一辆奥迪A4汽车，下来一位身着便服的外交部长李肇星。

院落外的警卫看到是李部长来了，一路小跑，打开了门锁，对李部长说道：“李部长好，你这次又是来看钱副总理的吧？”

李肇星点了点头，刚还在心里嘀咕：老首长有时糊涂，有时清醒，甚至都不知道我是谁了？我该怎么称呼他呢？

听了警卫的寒暄，李肇星忧虑的疑云消失了几片，默念道：“干脆我也跟着警卫一起喊，老首长听着也习惯，这样最好不过了。”

想着念着，李肇星就走进了房屋客厅，见到钱其琛，李肇星满脸欢笑，打了声招呼：“钱副总理好，还记得我吗？我是李肇星啊。”

已经年逾古稀的钱其琛，这时思路处在正轨，就回应道：“当然认识，小李嘛，怎么一两年不见，水平下降这么多，四个字说错了三？我早就离休了，不是副总理了，还姓钱倒是对的。”

李肇星听完，哈哈一笑，连忙说道：“看来是我糊涂了，老首长。”

李肇星身为外交部长，临机应变是他的拿手好戏。

后来，李肇星更是在书中写道：“这是我认识钱其琛40年来，他第一次和我开玩笑。可惜的是也是最后一次。”

李肇星和前任几位外长相比，算得上是一个“千面人物”。

他见证了多年来外交界的种种风云变幻，展示出高明的外交手腕，是当之无愧的“金牌外长”。

在外界看来，李肇星讲话犀利幽默，总能成为新闻的卖点，因而被媒体誉为“铁嘴外长”。

能说会道，一方面是李肇星个人平日的努力和训练，另一方面也离不开40年来，跟随钱其琛耳濡目染的学习交流。

李肇星，1940年生于山东胶南，24岁时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又继续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进修。

1967年，李肇星开始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十年动乱期间，李肇星是一个幸运儿，没有遭到太大的波及，被外派到非洲肯尼亚，任大使馆工作人员。

1977年，又是一个初夏，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制度，走市场经济道路，主动融入世界。这就需要大量的、懂得外语的外交人才。

时势造英雄，外交部进行了重新洗牌，才华横溢的李肇星被调回国内，任新闻司科员。

在外交部报到没几天，李肇星所在的党小组组长方平，按照惯例，带所有下属去面见部门司长。

款步来到司长办公室，李肇星人微言轻，不敢多说话，只见有许多陌生面孔聚在一起，谈工作、谈见闻。

热心的方平指着其中一位中年男人，介绍道：“肇星，他就是咱们的司长，钱其琛。想必你肯定在照片上见过，今天正式认识一下。”

李肇星当时非常紧张，炎热的夏天，手心却直冒冷汗，见到鼎鼎大名的钱其琛，李肇星脱口而出：“钱司长好，我是李肇星，请多多关照。”

话刚出口，在场的所有人都哈哈大笑。李肇星见状，是一头雾水，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尴尬地立在原地。

这时，方平走到李肇星身边，轻轻向他解释：“肇星，不用这么拘束。咱们都叫他老钱。老钱则称呼我为小方，称呼你为小李。”

李肇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外交部新闻司的上下级关系非常淳朴，毫无架子。

从那以后，李肇星就一直以“老钱”称呼钱其琛。即便钱其琛当上了国务委员、副总理，李肇星私下的称呼还是“老钱”。

当然，公共场合，为了外交礼仪，则称呼为“钱副总理、钱部长”。

在多日的接触中，钱其琛慧眼识英雄，觉得李肇星是一个可造之才，曾多次指导李肇星工作。

1983年5月，李肇星由副处长晋升为一等秘书，就被党委派往莱索托王国任临时代办。

根据规则，大使未到任，代办就是使馆的首席外交官，对所有事务拥有最后的决定权。

这也是李肇星第一次任“一把手”，可以看出是组织有意培养他。

然而，身负重任的李肇星难免有些胆怯，心中没数。临行前，李肇星拿着笔和本，找到钱其琛，在办公桌上站着请教钱其琛，应该注意什么。

钱其琛没有多说什么，只简单回答了一句：“去非洲挺好，和全馆同志一块吃饱饭，好好干。”不到半分钟，谈话就结束了。

事后，李肇星苦心琢磨，才弄得这句话的含义：在非洲莱索托当一把手，事情比较好，不会出大乱子。

先要自己和同志吃饭，是要和外交人员搞好关系，借用同志们的力量。“好好干”，就是做事不要马虎大意。

李肇星当好了领导者的角色，和全馆同志紧密团结，解决了一些难题。即便安全环境紧张，也较好完成了任务。

半个月后，外交部党委将这个六个人的莱索托使馆评为了先进团体。

仅仅2年，李肇星就从一等秘书晋升为新闻司副司长，这也意味着李肇星将承担更重的使命。

八九十年代，中日关系处于蜜月期，为了加强中日交流，应日本外务省新闻俱乐部邀请，经司长建议，外交部决定由李肇星任中国新闻代表团团长，携带一批成员访日。

消息不属于机密，很快就不胫而走，新闻各界人士都知道了这一事情，都来报名参团。

来者不乏一些资深记者，有些甚至行政级别和李肇星同级。

缺乏信心的李肇星又没了底气，徒弟有事找师傅，李肇星再一次找到了钱其琛，说自己还是当副团长比较好，另寻高明当代表团团长。

这下，钱其琛颇有些怒其不争，直截了当地说道：“你怕什么，他们都是体制外的，能让他们当团长吗？你是体制内的，你不当谁当？如果你不当，自己推荐一个人。”

看到老首长发怒，李肇星识相的，没说一句话，退了出去，硬着头皮当了团长，去了日本。

当时，李肇星并没有意识到钱其琛言中深意，经人提点，才知道这是批判自己没有担当。古话说得好：“当仁不让。”李肇星个人性格，明显缺少这一环。

又有一次，李肇星陪同钱其琛出席联合国大会，当秘书兼翻译。钱其琛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在住处找到了李肇星。

钱其琛很生气，就问李肇星，问：“小李，为什么我这次来联合国出差的津贴费，比到非洲、亚洲国家要多。”

对此，李肇星也不知道，便向安排会务的礼宾官大区了电话，得到的回答是：到联合国开会更要多了解情况，就增加了买报纸、打电话的津贴。

钱其琛听完，当即连同李肇星一同批评：“这个说法，一点道理也没有。这个津贴，我更没法要。我什么时候出差自己买过报纸、打过电话？这你还不知道吗？你身为我的秘书，为什么不管？”

李肇星说也无辜，其实也并不无辜，只能默不作声，听老首长的训斥。

一个好的老师，不仅会批判学生，更会鼓励学生。2001年，李肇星结束了美国大使的任期，返回了国内。

熟悉外交规则的，都知道美国大使是潜在的外交部部长第一候选人。

果不其然，李肇星很快就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党委书记，这也只是个过渡。

那时钱其琛也高升为副总理、国务委员，李肇星就上门请教钱其琛如何当好党委书记。

钱其琛嘱咐李肇星：

“第一，你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能上面说这，你偏偏背道而行。第二，要和班子搞好团结，事情是人做的，上下不一心可不行，那样什么事都做不成。党委会允许同志们发表不同的意见，不能不让人说话，有意见要当面讲，不能背后说人坏话。第三，凡事要多留心，做不到亲历亲为可以理解，但也要心中有数。”

其实这些道理，李肇星大多都明白。与其说是寻求帮助，不如说是在脑子里上一道阀门，时时刻刻警醒自己不要犯错误。

钱其琛曾把复杂的外交概括为两件事：第一为人类谋和平，维护和平。第二为祖国的发展交朋友，结交外交理念相同的合作伙伴。

出生于1928年的钱其琛，是中国外交部第一位发言人，曾推动中韩建交。

钱其琛曾在《外交十记》中写道：“中国同韩国建交，难点不在于中国和韩国，而在于朝鲜。由于历史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相似性，如何让朝鲜接受大时代的变革，接受外交政策的调整，才是问题的关键。”

为此，钱其琛多次到访朝鲜，费尽口舌，才得到金日成的同意。

1992年8月24日上午9时，钱其琛和韩国外长李相玉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园正式签署了中韩建交公报，这也是钱其琛外交履历中一个耀眼的节点。

75岁时，钱其琛离开了工作岗位，便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2017年，钱其琛走到了人生终点。

李肇星多次前往医院看望老首长，根据李肇星的透露：钱其琛生命的余光都在医院度过，我见过他七八次，他几乎不会说话了，也不认识人了。每次见完，我都感慨万千生命的脆弱。

5月9日22时06分，钱其琛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斯人已逝，留给生者的只有无限的叹息。不过钱其琛培养的外交后辈，却仍在熠熠发光，为祖国的发展，在四海结下友邻，为人类的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资料

《李肇星的传奇外长生涯》 人物报道

《钱其琛：为人类谋和平，为祖国交朋友》齐鲁周刊 2017年第20期

《李肇星：钱其琛为何批评我？》新传奇 2017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