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六年（前135年），未央宫传来诏令震动朝野——汉武帝废除太尉之职，将卫青、霍去病擢升为大司马。这道政令不仅改变了汉帝国的军事指挥体系，更揭开了一场横跨三百年的大司马与丞相之位阶的终极较量。
从刘邦设置相国到曹操恢复丞相制，每一次官职调整背后皆是皇权与臣权的生死博弈。
汉承秦制确立的"三公九卿"体系，暗藏着始皇帝的政治智慧。丞相萧何虽以相国之名总揽政务，却被迫与太尉周勃、御史大夫周昌分权制衡。
当吕后临朝称制时，丞相陈平实际沦为盖章工具，太尉周勃掌控的北军却成为诛灭诸吕的关键力量。这种军权与政权的割裂，为后来大司马崛起埋下伏笔。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的漠北决战，成为权力架构转折点。卫青、霍去病同时加封大司马，开创"内朝军事中枢"新模式。此时丞相公孙弘虽位列百官之首，却连调拨粮草的权限都被新设的尚书台分走。大司马不仅执掌全国兵马，更可直奏军机要务，其印绶规格甚至超越丞相——金印紫绶对银印青绶的碾压，宣告军权时代的来临。
汉成帝阳朔三年（前22年），王凤以大司马身份领尚书事，开创外戚专权先例。此时的丞相王商空有百官之首虚名，连长安城门校尉的任免都需大司马首肯。当哀帝将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后，传统三公彻底沦为礼仪象征。大司马府内"幕府十三曹"的设置，实际架空了丞相府属官体系，军政要务皆绕开三公直呈皇帝。
王莽代汉过程中，大司马头衔成为篡位跳板。他以"安汉公"身份加授宰衡，将丞相职能并入大司马府，开创"军政合一"的权臣模式。
这种制度遗产深刻影响着东汉格局，光武帝虽恢复太尉之名，但大将军窦宪、外戚梁冀等人仍以大司马军职操控朝政。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废三公而复设丞相，绝非简单的制度复古。当他以丞相身份同时执掌大将军符节与司空印信时，汉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权力怪物：相府"东曹"掌控官员任免，"中军师"管辖军事机密，"刺奸令史"监察百官——这实质是秦相邦、汉大司马与御史大夫的三权合一。
这种制度创新让丞相职权突破历代框架，曹操得以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当曹丕最终以丞相府属官为核心组建魏国官僚体系时，汉代三百年的权力架构博弈落下帷幕——不是大司马压倒丞相，而是军政权力的终极融合摧毁了旧有制衡体系。
回望汉朝官制演变，从刘邦设相国到曹操复丞相，表面是官职名称更迭，实为皇权与治权的永恒角力。大司马的崛起源于军事扩张需求，丞相的消亡则因皇权集中需要。
当制度设计沦为权力博弈工具时，即便强如汉武帝、精明若光武帝，也难逃权臣借制度漏洞掌控朝局的宿命。这种螺旋上升的权力游戏，恰是中央集权帝国难以破解的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