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病逝于北京。

这一消息如同一片沉重的阴云，笼罩在许多人的心间。

就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邓公怀着复杂而凝重的心情，同中央的另外两位领导人——陈云和李先念举行了一场秘密会谈。

房间里的气氛压抑而严肃，三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对叶剑英元帅逝世的悲痛，同时又怀揣着对国家未来发展走向的深深担忧。

邓公坐在椅子上，平时很少吸烟的他，此时，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据警卫员回忆，在短短80分钟内，他抽完了6支烟。

烟雾缭绕中，他不断向陈云和李先念重复着一句话：“这件事不能再拖了！”

邓公所指的这件事，就是老干部退休的问题。

当时的中国，许多重要岗位上的干部年事已高，虽然他们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贡献，但从长远发展来看，领导干部年轻化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需求。

而年轻的干部们充满活力、创新思维和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快速接受能力，他们是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前列的重要力量。

在邓公看来，现在是中央进行大换血的关键时候，要为中国的将来培养一批得力的新干部。

可对当时的中央政府来说，想要“辞旧迎新”，实在太难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干部队伍结构，呈现出一种非常不合理的状态。

从数量上来看，1979年，中央国家机关部委正副部长、主任平均10人以上，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成员平均17人，最多的省正副省长竟然有20多人。

这种机构臃肿的现象比比皆是，大量的官员充斥在各级领导岗位，导致“官多兵少”的奇特局面。

而且层次繁多，副职众多，闲职也大量存在，这使得行政效率低下，机构运转不灵。

再从年龄结构上看，老龄化现象非常严重。

根据当年的统计数字，在中管干部中，60岁以上的占50.55%，其中65岁以上的26.7%，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在61岁以上。

许多老干部年老体衰，他们的体力和精力已经完全跟不上工作的需求，但却仍然奋战在领导的第一线。

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了工作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年轻干部的成长空间，使得干部队伍缺乏新鲜血液的注入，难以适应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干部素质和活力的要求。

不管是县委，市委，还是国务院，一眼望去，所有的领导班子几乎都是白发老人。

这种现状让邓公忧心不已。

所以，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新时期选用干部，要遵循四个方针：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其中，“年轻化”是邓公最关心的，因为这正是当时干部队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可年轻人要进来，就意味着老干部要出去。

这件事刚一透出风声，许多老干部就强烈反对。

这些老干部们的心情，也很好理解，他们绝大多数都在岗位上奉献了大半辈子，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对自己的工作很有感情。

而且，老干部们大多是革命出身，一直以来打算的，都是要为革命奋斗终生，直到倒在工作岗位上。

所以一提退休，老干部们心里都很不乐意，觉得这是硬要把自己撵走。

而邓公也看到了问题所在，他认为，想要让部门年轻化，就必须要尽快把老干部退休的制度确立下来，让老干部们离开之后的生活有保障。

可是，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并非一帆风顺，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着不小的阻力。

当时，也有不少人劝说邓公，不如把这件事情缓一缓。

反正，等个十年八年，老干部们总有离开岗位的一天。

但事情不是等出来的，最紧要的问题是，老干部们已经不再适应时代发展了。

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各个地方都需要新鲜血液，需要敢打敢拼的年轻人。

当然，老干部们或许也很有想法，也有着一腔报国的热血。

可问题是，改革开放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这项工作具体何年何月才能够完成，谁也不知道。

老干部们，也许此时此刻还精力旺盛，可要再等三五年之后，他们还能应付得了改革开放的工作吗？

基于这种考虑，邓公才迫切的要为新中国培养一批年轻干部。

在他的构想中，这批年轻干部，要有魄力，能够领导完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

如若不然，就意味着我们可能要在改革开放的中期，面临换将的问题。

一个操作不好，就容易让改革开放的成果付诸东流。

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人在这个过程中，都给邓公提供了不少支持。

尤其是叶剑英，更是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有人反对老干部退休的时候，叶剑英总是第一个站出来，维护邓公。

叶剑英虽然也是老干部，但他恰恰是最能理解邓公心中想法的。

他不辞辛苦，为邓公提供了大量的调查资料，并和邓公一起，商量了很多关于老干部退休制度的雏形。

在叶剑英的畅想之中，等这个制度瓜熟蒂落，他也就可以安心的退出历史舞台了。

只可惜天不遂人愿，制度还没有出炉，叶剑英却先离开了人世，这也让邓公身边少了一员大将。

所以，叶剑英去世之后，邓公就更觉得事情紧迫了。

因为邓公这一代人都在老去。

如果老干部退休这件事情，在这一代完不成，就意味着，得推给下一代。

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

事情拖延下去，结果只会更糟。

所以，邓公下定决，心必须要在自己任期内，把这件事情落实下来。

这次密谈之后，邓公、陈云、李先念三人分头行动，在党内积极宣传建立退休制度的必要性，做通了许多老同志的思想工作。

而且，邓公深知，自己、陈云和李先念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必须以身作则。

如果他们身为领导不带头，那其他人就更不愿意退下来了。

这是一个需要巨大勇气的决定，他们三人在各自的革命生涯中历经风雨，对党和国家有着深厚的情感与责任感。

然而，为了党和国家更长远的未来，他们毅然决然地决定，一起退出政治舞台。

这一决定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党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很多人都被惊得乱了方寸，完全不知道，邓公等人离开之后，国家要怎么运转。

但邓公却一直表现得很有信心，因为，他早已看到了年轻干部身上的潜力。

他深知，年轻一代所需要的，只是锻炼和经验。

他相信，在老一代退出之后，年轻人能够接过新中国的担子，继续走下去。

1980年9月29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还批准了《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

同年9月，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邓公、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王震、王任重，辞去国务院副总理之职。

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周建人，主动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

这可以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

在邓公、陈云和李先念的带动下，一大批老干部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与责任。

他们意识到，领导干部年轻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是党和国家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这些老干部们大多有着极高的党性修养，虽然有很多不舍，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们以大局为重，主动要求退出一线领导岗位。

但还有一些老干部的工作依旧做不通，这批人的问题反而是最难解决的。

因为，他们既没有强烈的反对中央的意见，可实际操作的时候又糊弄不清，不愿意把手中的权力交给年轻人。

用当时社会上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一些“软钉子”，虽然不扎手，可却实实在在的占了位子。

这些人的存在，也导致一些年轻人被提拔之后压力很大。

虽然有了领导的名头，但其实有名无实，没办法放开手脚干工作。

但这些现象，也在邓公的预料之中。

他知道，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制度的推行。

有些老干部，直接让他们退休，他们始终是接受不了的。

所以，思来想去，邓公和陈云提了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顾问制度。

简单来说，就是在原本的中央委员会之外，另设立顾问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

把一些不愿意离开中央的老干部，迁移到这两个委员会里来，让他们给年轻人提供顾问指导。

邓公说：“得立一些庙，菩萨才好安置。老同志安排好以后，就可以把中年同志提拔起来。”

果然，这两个委员会一设立，老干部们的抗拒心理顿时没有那么重了。

因为，进入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之后，虽然权力不再像之前那么大，但仍然可以为中央出谋划策。

而且，老年干部和年轻干部之间原本的紧张关系，也得到了很大的缓和，从竞争关系，变成了传帮带关系。

其实，说到底，老干部们并不是想要霸着位子不放，很多人最害怕的，还是自己不再被国家需要，心里有落差。

现在，让他们有个地方能够发挥余热，他们自然就十分支持国家政策了。

随着这些老干部的主动退让，国家党政机关基本实现了主要领导干部年轻化。

这一变化，就像一阵春风，吹进了中国的政治体系。

年轻的领导干部们走上前台，带来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工作理念。

年轻的干部们，积极探索市场经济的新模式。

他们敢于借鉴国外先进的经济管理经验，勇于在国内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举措。

在沿海地区，年轻干部们大力推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积极吸引外资，建立经济特区和开发区，使中国的经济逐渐与世界接轨。

他们也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加大了对科研的投入，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培养创新型人才。

在他们的支持下，中国的科技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计算机技术、航天技术等领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在文化领域，年轻干部们倡导多元文化的发展，鼓励文化创新。

他们在积极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也推动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使中国的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从宏观的国家政策制定，到微观的基层治理，年轻干部们都以饱满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投入工作。

他们不再受传统观念的过多束缚，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国内外各种复杂的形势。

当然，顾问委员会是时代的产物，归根结底只是起一个过渡作用。

在老干部退休制度渐渐成熟之后，这一制度，也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后，党章中，便删除了有关顾问委员会的部分。

但此时，老干部们对此已经不再反对了。

因为，退休制度确定之后，大家也都看到了其中的好处。

年轻干部也的确没有辜负邓公的希望，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干出了惊人的成绩。

而当年那些高风亮节的老干部们，得益于制度的完善，在离退休之后，也享受到了很好的待遇，能够安度晚年。

邓公在叶剑英病逝后的这一关键决定，体现了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他以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推动了中国干部队伍的年轻化进程，为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邓公、陈云和李先念在当时做出的决定，是一种牺牲，更是一种伟大的奉献。

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却为中国换来了充满希望和无限潜力的未来。

参考资料：

炎黄春秋《“中顾委”创设的来龙去脉》

中国组织人事报《邓小平的领导干部人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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