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267(2013)04－0158－03

韩起澜(Emily Honig)的《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是聚焦“族群研究”的大众文化史学的典范。

族群研究是大众文化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兴起于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海外学者对于中国的族群研究，经常聚焦于少数民族，近年来以“新清史”思潮为研究热点。其中以柯娇燕(Pamela Crossley)的《孤军:满洲三代家族与清世界的灭亡》，欧立德(Mark C．Elliott)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为代表。而韩起澜(Emily Honig)的族群研究专著《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引用只注中文本页码)则另辟蹊径，从建构族群的视角出发，来探讨“苏北人”这一大众群体如何作为一个族群在近现代上海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反覆建构和延续的。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将优秀的有着高度敏锐性的历史学家比喻为童话里的“食人者”，美国耶鲁大学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无疑就是这样的历史学家。她还在进行研究上海女工史时，她已经敏感的意识到，要对苏北人问题做进一步追根溯源的研究了。在口述史研究尚不能登上学术大雅之堂的1980年代，她利用有限的上海访学机会，加紧采访和阅读文件资料，最终促成了这部关于苏北人族群研究优秀著作的产生。

在近代史中，上海苏北人遭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歧视，从未受到历史学者重视，韩起澜却尝试把大多数人熟视无睹的这一社会现象纳入学术研究的范围，体现了研究者对文化身份建构的洞察力以及对心态和人性的关怀。而从读者接受的一面亦可见该著的影响和价值所在。加州大学 Lynda S．Bell认为，“韩起澜写作了一部与众不同又非常重要的专著”。西方学界1990年代发表了由叶文心等学者的多篇评论，国内学界在新世纪之处也有了两篇对此著的回应，尤其近几年来，由于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结盟，学界再次给予此书以极大的关注和讨论。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一部短小精悍的著作产生如此大的价值和拥有非凡的魅力呢?又是如何将普罗大众群体的“苏北人”植入人类学族群研究的历史书写中?笔者将以从文本研究的方式来做以探寻。

学术界对于族群研究，大致而言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原生族群论”，认为族群构建在人们对于他们具有共同世系或起源的信念上，族群认同是亲属认同的一种延伸或隐喻，它是人性中某种非理性的原生情感的外化，或某种植根于人类基因中的生物学理性的表现。另一种是“族群建构主义”，主要的方法是一种建构主义，这个问题通常被表述为“人们是如何建构他们的(特定的族群标签)身份的”，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学中的对身份认同的关注结合在一起。同时，在许多从事复杂社会工作的人类学家工作过的地区，身份政治已经取代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在阶级分析遭遇低谷之时，恰好是族群和其他政治身份的表述和结构研究快速发展之时。韩起澜的研究毫无疑问属于后者。正因此，此著并未成为上海苏北人的全史，也未按照编年次序书写，相反，全书每一章都在探讨苏北族群被建构和争议的历史场合。除了“导论”和“结论”以外，第一到第三章聚焦于精英集团对苏北人这个社会类别的建构;第四章探寻了苏北人在上海的从业经历，以分析劳工市场是如何产生族群的，又是如何受族群影响的;第五章将视角转向苏北人本身，探索他们如何建构他们自己在上海的身份的，如何抗争和抵制精英集团所炮制的通称为苏北的身份;第六章考察了沦陷时期上海苏北人地位的社会类别遭受的史无前例的冷遇和挑战;第七章论述了1949年后苏北族群如何继续演绎着被歧视的命运;第八章从籍贯的族群含义进行反思。

上海本身是一个“混合杂居”的移民城市，来自全中国各地的人们杂居于此。外地人的数量超过了本地人。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原因，苏北人的生活领域被迫扩大到上海，并建构了与家乡相对而又有阶层涵义的另类空间———城市，而城市建构了新的象征系统:家乡(或乡村)相对于城市，有如外来者相对于当地人、传统相对于现代，或保守相对于进步。这个新分类，并不只是建立在原有传统的空间象征上，而是结合了外来移民过程的历史经验所发展出代表现代与统治中心的都市，并赋予新的都市的文化意义。事实上，江南人和苏北人都是移民，只是江南人竭力称自己为“本地人”。尽管“谁是苏北人”在大多数上海人看似“显而易见”，韩起澜的研究却在探索这一“表象”的背后隐藏的意义和问题。她描述了苏北人如何被建构作为“他者”的另类族群的。

首先，苏北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概念，不是一种有着划界清晰的行政建构，苏北带有隐喻式的象征意义。它并非一个客观存在的地方，而是代表种对一个特定地区的地理、文化、语言和经济同质性的信念，而且，这种同质性的信念本身是在历史过程中被建构的。在上海的环境中，江南和苏北都简单化了，都被当作象征来用。宁波人身份意味着富有和温文尔雅，而苏北人身份则与贫穷无知相联系。

其次，他们只有作为移民，并且是移向上海这座城市时，才第一次被贴以“苏北人”的标签，遭遇偏见和歧视。即使在1930至40年代，上海苏北移民的经济地位多半是地主、小工商者或学生，但是并未在上海人心目中改变苏北人等于贫穷落后这个刻板印象。苏北人这个类别在上海和江南以外的地方并不存在。正如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的族群理论所言，族群并不是一种文化承载和区分单位，而是主观上具有区分“我群”与“他群”的族群边界，自我认定的归属(self ascription)和被别人认定的归属(ascription by others)，是族群的最重要区分特征。

韩起澜的研究发现，与苏北人这个普罗大众阶层相对应的，是江南精英集团。江南精英集团不断需要一个另类的“他者”形象这样一种信念，认为存在着一个受人鄙视的苏北人集团，只有对照它界定自我时，作为反衬的另类才能理解上海人身份，苏北人就代表那个代表另类的“他者”。江南精英集团正是通过建构一个另类的“他者”形象来体现自身身份和优越感的。从上海人和江南精英的视角看，苏北人是与“我群”存在差异的族群秩序，这些差异究竟是现实的，还是被夸大和扭曲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相信这一差异，并树立了界标来维持两类的差异。

再者，在“苏北人”族群建构中，籍贯具有族群的涵义。韩起澜对苏北人的研究虽然与遍布各地的移民群体研究有所类似，例如James H．Cole对浙江“堕民”的研究，但“堕民”的落魄地位严格的按职业而定，而在上海，阶层是由籍贯来建构的。她认为，籍贯是一种有伸缩性的建构，个人可以决定那一代人的故乡作为他的原籍，不仅是族群概念，籍贯概念也是处于不断地被建构和被赋予新涵义的过程之中。换句话说，不仅仅族群这个概念在中国并不是客观的存在，而且，就连西方人类学家们也很少把它引申到包括地区身份，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中心的叶文心(Wen－Hsin Yeh)教授对此书的评论所言，“这是一部对“苏北人”的大胆的概念化的研究”

强调族群研究强调与很多非族群因素的结合以及与其他层面的衔接，族群研究的著名学者埃里克森(Eriksen，T．H)认为，“族群”问题往往可以被化约为其他的社会问题，凸显族群问题实际上错综复杂的特性。对苏北人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深度描述和不同阶层之间的互动是韩起澜这本专著的主要论述内容。作者对“谁是苏北人”的界定，无论是建构新族群，还是籍贯建构，着墨之处皆可看出她对苏北人社会阶层状况和身份认同的关注，是关于苏北人生活“多棱镜”式的描述———从居住条件、人际关系到闲暇活动、生活片段等等，改变了传统勾勒历史图像的方式，给读者描述了19世纪晚期到1980年代苏北社会和“苏北人”社会生活的历史面相，难民、下等民工、滚地龙、流浪汉、苏北戏、江北汉奸等社会群体在著作中被细致地描述出来。作者将重点放在了对苏北人作为社会阶层的连贯性的人类学式的细致观察上，可以看出“被划分”感某种程度上是由“外在决定的”，表明一种从属和被歧视的社会地位，同时给予底层大众的生存状况以微弱的发声管道。

作者在史料运用上，除了材料扎实的文献考证外，引用了1980年代作者在上海期间对亲身经历的苏北人所做的实地访谈录和调研。随着时间的消逝，这些保存下来的来自于1920年代以来下层群体口述史的资料弥足珍贵，是不可复制的。该著的口述史资料不单单是史实的确认，采访者的印象和心态世界也成为一种凭借。足见作者从事史学研究的功底和过人之处。然而，海外学者的局外人身份以及文化差异等原因，个别具体问题的处理有待商榷。对“偏见”随着历史时代变迁而发生的相应变化视而不见，让学界对此研究结论产生怀疑，但总体而言，其独特的视角、深入的分析是值得推崇的。

自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长期接触中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是从多元的视角以及越来越广泛的意义上与“大众文化”这一概念结缘。这种方法不是将文化简化为“像蛋糕上的奶油堆花”一样，看作社会的反映或者上层建筑，而是对大众文化的兴趣的出现，使得历史学家认识到人类学与他们有着更密切的关系。“正是这种新的人类学式学术兴趣带动了史学研究的转向，不但在研究对象上从帝王将相转向市井小民，研究主题也从官僚政治制度等结构性问题转向婚姻家庭、社会歧视与偏见等人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苏北人在上海》正是将大众文化史学研究与人类学族群理论相结合的杰出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