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后,凯丰(本名何克全)的儿子何明参观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旧址。参观的过程中,由于导游并不知道现场有凯丰的儿子在,在讲解的过程中,对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作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导游说,遵义会议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会议期间其实是遇到了一些顽固的阻力的,这个阻力主要就来自博古和凯丰。长征开始以前,凯丰是团中央的宣传部长、红九军团的中央代表,同时也是“留苏派”,“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博古坚定的支持者。据聂荣臻回忆,遵义会议开始前,凯丰就“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后来我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被中央否定,毛主席的意见占据了上风。但凯丰却冥顽不化,继续死硬地支持博古,他反驳毛主席的发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并不是所谓军事路线的错误,而是单纯因为敌人过于强大,“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吵到激烈处,凯丰还对毛主席出言嘲讽,说他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看了一些《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毛主席则一一反驳了他的观点,赢得了会议上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但凯丰依旧不同意大家的结论,声称自己要保留意见……遵义会议结束后,四渡赤水期间,领导层中又泛起一股小小的余波,因为“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聂荣臻回忆录》)在讲解的过程中,导游代入太深,说了不少对凯丰的尖锐批评,这些话都被凯丰的儿子何明听到了。何明当场反驳了这位导游,他认为导游的话里确实有一些符合历史事实,但也有一些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尤其是他采用脸谱化的叙事方式,用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论断人物,将犯过错的人一棍子打死,“说得人都不是了”。何明认为这是不对的。何明说,父亲在遵义会上确实反了错误,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就因为这一点,父亲一生的功绩都被遗忘和抹杀了。何明纠正了导游的说法,首先他指出,传闻中的父亲私下了博古串联是不符合历史的,当时父亲在红9军团部,收到电报后立刻赶了70里的路,连夜去参加会议,怎么可能和博古有串通,私下有阴谋?他指出,凯丰当时中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他按照正常的会议流程,在会议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并和与会同志发生了争论,虽然他的观点在后来被证明是错的,但是,父亲并没有违反组织原则。如实表自己的观点并不是一种错误,开会的目的是充分讨论?.遵义会议后,凯丰由于没能及时调整观念,被免除了红9军团党代表的职务。但在扎西会议上,由于毛主席的军事指挥和军事思想都已经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和证明,凯丰立刻就转过弯来了,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向中央作了检查,会后就被恢复了职务。在经过这次错误后,凯丰从此坚定地站到了毛主席这一边,再也没有动摇过。后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野心毕露的张国焘妄图分裂红军,凯丰坚决地和张国焘作了斗争。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凯丰被任命为中宣部代理部长,并当选政治局委员。在40年代,他曾大力推广毛泽东思想,并制定了宣传毛主席的计划,但被毛主席否决。在党的七大之前,中央最重要的文件,都是经凯丰之手起草的。包括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工作,凯丰主管东北地区的宣传工作,也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贡献。1955年,49岁的凯丰在北京病逝,在之后的日子里,人们忘记了他的事迹,只知道一件事,就是他在遵义会议上反对过毛主席。何明认为,这样的评价对父亲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还原历史,不应该再用脸谱化的方式草率地评价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