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一天，曾任中央特科第一科科长的洪扬生，来到了顾顺章的独女顾利群的家中。
见到顾利群后，洪扬生老泪纵横。出于保密原则，对于当年那件轰动一时的所谓“顾顺章灭门案”的具体的细节，洪扬生不愿过多描述。但他坦白承认，顾利群的生母张杏华就是他亲手杀死的，此事之后，洪扬生又奉命把顾利群和他的弟弟顾益群送到了乡下。看着洪扬生饱经沧桑的脸，听着他的道歉，顾利群平静多年的内心不禁再次泛起了涟漪……洪扬生是什么人呢？此人的一生颇为坎坷，很令人唏嘘。我们首先说他和中央特科的关系。1928年11月，中央成立了一个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负责。在“特别委员会”之下，又设有中央特科，由顾顺章具体负责。简单来说，“特别委员会”负责决策的部门，“特科”负责执行的部门。顾顺章相当于特别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主持特科的工作。
“特科”之下，又有四个科：第一科又叫总务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正是本文的主人公洪扬生；第二科又叫情报科，负责情报的收集、传递等工作，科长是著名的陈赓大将；第三科又叫保卫科，负责锄奸、锄特等任务，又称“红队”、“打狗队”，科长由顾顺章兼任，后来又由谭余保、王竹友担任；第四科又叫通讯科，这个科室是最后成立的，因为当时中央在上海，急需和散布在各地的苏区、地下组织联系，通讯科就是负责这个业务的。通讯科的科长是有“无线电奇才”之称的李强，他曾被网友称为“最像穿越者的中共党员”，身兼红色特工、无线电专家、军工专家、经济专家、外交专家等多重身份，还是后来的中科院院士，对外贸易部部长。他的一生非常之传奇，下面还会提到，这里不过多介绍。以下这张照片，就是1989年李强接见顾利群时留下的贺卡。
据顾利群回忆，当时李叔叔说：“我今天请你来，是因为我和顾顺章是故旧。我不是以工作的身份、组织的身份，而是以私人的身份来见你的，看一看顾顺章唯一的女儿。”之所以这么说，原因不言自明，顾顺章毕竟是党史上最大的叛徒，见他的家人只能以私人身份，而不能用组织身份。1931年顾顺章的叛变，给党的事业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危机。顾顺章家当时是中央的秘密活动地点之一，他的岳父、岳母、妻子都不是党员，政治上落后，只听顾顺章的话。更严重的是，顾顺章经常派他的这些亲人去作机关联络工作，他们也因此知道了很多关于中央机关和人员，尤其是特科工作人员的情况。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央特科决定对他们展开行动，而在这次行动中，洪扬生亲手杀了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据康生夫人曹轶欧后来回忆，康生也在这次行动中亲自动了手。据洪扬生回忆，康生在此次行动中表现的“坚定”、“冷酷”，一向不抽烟的周总理则罕见地要了一根烟。任务结束后，洪扬生奉周恩来之命，把顾顺章的两个孩子送到了乡下。当时顾利群只有7岁，在很长的时间里，她都隐姓埋名，不敢向任何人说起自己的身份。
1931年以后，由于组织在上海遭受严重打击，难于立足，一天周恩来召集了特科的成员，对他们说：“情况紧急，中央来不及妥善安置每一个人，你们最好离开上海躲避一阵子，如果实在躲不了，顾顺章来了找你们自首，你们可以脱离组织，但绝不能出卖朋友，以后我会替你们作证……”周总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特科的同志大部分都是上海本地的工人出身，他们对组织忠诚，对朋友赤诚，但文化程度不高，没有其他专长，一旦离开上海很难维持生计。周总理的这番话，展现了他实事求是，设身处地为同志着想的工作风格。洪扬生后来被俘，在国民党里做过一段时间的“特务”（执行潜伏任务），以后长期失业，日子过得很是潦倒。1949年，上海解放后，洪扬生得知当年的特科同事潘汉年已经是上海市副市长，就去登门拜访，请他出面说明当年周总理有过那样一段安排和承诺，但潘汉年没有为他作证。此后，洪扬生受了不少的委屈和冤枉，四处写材料说明自己的情况，其中的一封信转到了前四科科长李强手中，李强在信上做了批示，为这位老同事做了证明。此后，洪扬生被安排到了文史研究馆工作，写一些关于特科的资料，每个月有80元生活费，算是度过了一个安稳的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