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德元年冬夜，长安大明宫烛火通明。唐代宗李豫面对吐蕃二十万铁骑压境的急报，竟发现满朝文武无人可用——昔日平叛功臣郭子仪被贬闲置，神策军使程元振正忙着克扣军饷。这位号称"再造大唐"的帝王，此刻才惊觉自己的权术已将帝国推入深渊。
宝应二年洛阳城头的硝烟，见证了唐代宗最辉煌的时刻。他亲率朔方军攻破史朝义老巢，终结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但胜利的背后藏着致命妥协：为快速平息战火，他授予田承嗣等安史旧将魏博、成德节度使之职。
这项决策虽换得表面臣服，却让河北三镇成为大唐永远的溃疡。《资治通鉴》记载，田承嗣赴任时私铸"天雄军"印信，公然将治所邺城称为"小长安"。
唐代宗朝堂出现诡异一幕：宰相元载奏事时，需先向宦官董秀呈递文书。这源自他独创的"内相制"，将中枢权力分割给枢密使。表面上这是制衡权臣的手段，实则开启宦官专政的潘多拉魔盒。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位宦官先后掌控神策军，形成"南衙北司"对峙的畸形格局。
大历五年清理白渠碾硙事件，暴露皇权的空心化。当京兆尹黎干要求拆除权贵私建的水磨时，升平公主与郭子仪的碾硙竟抗命不拆。最终唐代宗不得不亲自劝说女儿让步，这种皇权向军功集团屈服的窘态，在开天盛世时期难以想象。
唐代宗对待张皇后事件的处理，彰显其政治性格的矛盾性。宝应元年宫廷政变中，他联合李辅国诛杀张皇后，却默许其幼子李侗"暴病而亡"。这种斩草除根的手段，与其公开推崇的"仁孝"形象形成强烈反差。北宋史家司马光在《稽古录》中尖锐指出："代宗之立，非以功而以谋。"
他对沈珍珠的寻访更显权谋色彩。大历十四年间，共出现23位"沈太后"冒认者，其中5人经查实为前朝宫人。唐代宗不仅未予治罪，反而赐予钱帛，这种刻意营造的"寻母佳话"，实为转移藩镇矛盾的政治作秀。
这种姑息政策的影响持续百年。元和年间宰相李吉裕统计发现，代宗时期全国藩镇从42个激增至64个，中央直接控制的税户不足天宝年间的三成。所谓"元和中兴"，不过是给垂死的帝国注射强心剂。
从平定安史到纵容藩镇，唐代宗用二十年时间验证了帝王权术的局限。大明宫废墟中出土的《代宗罪己诏》残片，或许正是这位矛盾帝王的最佳墓志铭："朕承天命而御宇内，然天命不可恃，人事不可怠。"
在盛世幻影与制度崩解之间，唐代宗的统治成为大唐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