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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心血管疾病是全世界第一大死亡原因，根据全球疾病、伤害和风险因素负担研究（GBD），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数量从1990年的2.71亿增加到2019年的5.23亿，几乎翻倍[1]。除此之外，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也在2010年之后，在很多国家中上升，高收入国家更是观察到了55岁以下人群的年龄标准化卒中发病率的大幅增加[1-4]。

最新的GBD卒中负担项目估计，2020-2050年，卒中导致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为过早死亡所致的寿命损失年和伤残所致的健康寿命损失年之和）、死亡和费用支出估计也会翻倍[5]。鉴于卒中的主要风险因素，包括高血压、超重和糖尿病的发病率也在增加，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卒中的疾病负担。

为了了解最新的卒中负担、趋势和归因风险，GBD 2021卒中风险因素合作团队对2021年GBD研究的数据进行了系统性分析。

他们发现，卒中是2021年的第三大死亡原因，共造成730万死亡，占总死亡的10.7%，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和COVID-19。84%的卒中归因于23个可改变的风险因素，包括空气污染和环境风险、不健康饮食、超重、高血压、吸烟和缺乏运动等，因此，卒中是高度可预防的。研究结果发表在《柳叶刀·神经病学》杂志上[6]。

根据GBD提供的数据，2021年，有9380万存活的卒中患者，1190万新发卒中病例，730万卒中死亡，以及1.605亿DALY，占总死亡的10.7%和总DALY的5.6%，是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和COVID-19的第三大死亡原因，以及仅次于COVID-19、缺血性心脏病和新生儿障碍的第四大DALY原因。

2021年，83.3%的新发病例、76.7%的总患病人数、87.2%的致命卒中和89.4%的卒中相关DALY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年龄标准化卒中发生率和DALY有明显的地理差异，总体来看，东亚、中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卒中负担最高。

全球卒中发生率（A）、总患病率（B）、DALY（C）和死亡率（D）

在卒中的不同病理类型中，缺血性卒中在所有新发卒中中占比最大，为65.3%，其次是脑出血28.8%，其余为蛛网膜下腔出血，缺血性卒中的发生率和致死率是最高的，但脑出血导致的DALY高于缺血性卒中。

从整体趋势来看，1990-2021年，所有国家的卒中，包括各病理类型的年龄标准化发生率、总患病率、死亡率和DALY都下降了，但是从2015年开始，发生率的下降停滞，甚至在2020-2021年，部分地区有所反弹，东南亚、东亚和大洋洲的发生率和患病率增加更为明显。

从发病年龄上来看，70岁以上人群的发生率、死亡率和DALY大幅下降（分别为18.2%、34.2%和35.6%），但总人群的发生率增加了4.1%，70岁以下人群的总患病率增加了14.8%，死亡率和DALY分别下降了17.4%和19.0%。

在风险因素的分析中，2021年，84.1%的卒中DALY归因于23个风险因素。在1级风险因素中，代谢风险因素对DALY的贡献最大，其次是低收入、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环境风险因素，以及各国家的行为风险因素。

23个风险因素中，有14个独立的重要因素，按照DALY归因比例依次为高收缩压（56.8%）、环境特定物质（16.6%）、吸烟（13.8%）、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3.1%）、室内空气污染（11.2%）、 高钠饮食（10.6%）、高空腹血糖（10.3%）、肾功能障碍（9.3%）、水果摄入量低（5.9%）、高饮酒量（5.2%）、高BMI（4.7%）、二手烟（4.4%），低运动量（2.1%），蔬菜摄入量低（1.6%）。

14个独立因素在总卒中（A）、缺血性卒中（B）、脑出血（C）和蛛网膜下腔出血（D）中的DALY归因比例

值得注意的是，从1990年到2021年，高温、高空腹血糖、高含糖饮料饮食、低运动量、高红肉饮食、高铅暴露和低omega-6多不饱和脂肪酸饮食导致的卒中DALY大幅增加。

研究人员指出，除了人口增长和老龄化之外，导致卒中负担增加的其他风险因素大多与目前的预防策略的实施不足有关，并且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中低收入的，照护者提供的服务和可及性存在显著差距。

另外，研究首次揭示了固体燃料的环境颗粒物污染和室内空气污染对蛛网膜下腔出血DALY的较大贡献，人口归因分数（PAF）与吸烟相似。空气污染与环境温度和气候变化是相互关联的，对卒中等心血管疾病和整体健康状况队会产生协同影响，因此，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也应得到重视。

综合这些可改变因素，制定有效的预防策略并广泛实施，对于延续此前的趋势，继续减少卒中发生、死亡和DALY，改善卒中幸存者生活质量和预后，减少公共卫生支出非常重要。

[1] Roth G A, Mensah G A, Johnson C O, et al. Global burden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nd risk factors, 1990–2019: update from the GBD 2019 study[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2020, 76(25): 2982-3021.

[2] Vaughan A S, Ritchey M D, Hannan J, et al. Widespread recent increases in county-level heart disease mortality across age groups[J]. Annals of epidemiology, 2017, 27(12): 796-800.

[3] Scott C A, Li L, Rothwell P M. Diverging temporal trends in stroke incidence in younger vs older peopl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AMA neurology, 2022, 79(10): 1036-1048.

[4] Wright J S, Wall H K, Ritchey M D. Million Hearts 2022: small steps are needed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prevention[J]. JAMA, 2018, 320(18): 1857-1858.

[5] Feigin V L, Owolabi M O, Abd-Allah F, et al. Pragmatic solutions to reduce the global burden of stroke: a World Stroke Organization–Lancet Neurology Commission[J]. The Lancet Neurology, 2023, 22(12): 1160-1206.

[6] GBD 2021 Stroke Risk Factor Collaborators.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burden of stroke and its risk factors, 1990–2021: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1[J]. The Lancet Neurology, 23(10): 973-1003.

本文作者丨应雨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