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说他是叛徒，也有史料这么记载。但是，周恩来不这么认为。1949年武汉刚解放，周恩来发来电报，要求寻找他的家人，作为烈属对待，妥善安排工作。周恩来说，他“有重大贡献而过早牺牲”。 他的经历不一般。给周恩来做过翻译，曾是王明的上级，当过向忠发的秘书，张学良称他为老师。他在1931年第一次被捕，迷茫痛苦中写下自首书，宣布脱党，随后被开除出党。后来又重新入党，加入北平特科，1934年第二次被捕，决然放弃到手的逃生机会，走上刑场，生命定格在29岁。 他，就是潘文郁。 1．周恩来建议他回国工作 潘文郁是周恩来看中的干部。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潘文郁成为六大的53名指定代表之一，代表证91号。 会前，斯大林和布哈林分别与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等中共负责人举行政治谈话，潘文郁担任翻译，他的工作表现受到周恩来的赞赏。 1928年底，周恩来离苏前，建议潘文郁回国工作，潘文郁欣然应允，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中宣部日常工作，是中宣部部长李立三的得力助手。他还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副主编，以潘冬舟、潘东周的笔名发表文章。 他还做过向忠发的秘书，纠正立三路线时，代中央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同志书》。 2．遭遇猪队友王明 王明早年干过一件很差劲的事，这件事的直接见证者和受害者就是潘文郁。 王明是潘文郁在中山大学的同期同学。王明在中山大学抱上米夫的大腿后，于1929年3月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此时已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要好好妥善使用王明。 李立三哪里会买米夫的账，他找王明谈话，语重心长：你刚从学校出来，社会经验不足，应该从最底层、最困难、最危险的岗位做起。 实际上，给王明分配的工作也没有三个“最”，让他先在沪西区委、沪东区委做宣传干事，贴贴标语，撒撒传单。后来，潘文郁想发挥一下这位同学的才干，推荐王明调入《红旗》报社，在自己领导下做编辑和采访员。 这些琐碎的基层工作，当然满足不了王明的野心。但是，很快发生的一件小事，证实王明确实缺乏“最底层、最危险”岗位的起码历练。李立三看人真是直中要害。 王明调到《红旗》后，工作居住都在威海路永吉里的一个秘密机关里，这里是中宣部的资料科。 1930年1月，王明参加上海工联的一次会议时被捕，他随即干了一件十分欠抽的事。他在巡捕房买通看守，送信让组织营救他。送信，如果送给私人朋友，倒也说得过去。可是王明不，他直接让巡捕把信送到永吉里的秘密机关，指名的收信人就是他的上级领导潘文郁。 这号猪队友，奇葩到了家。常识和人品，缺得不是一星半点儿。 资料科干部王铁江收到信，立即交给潘文郁，潘文郁看后上报李立三。巡捕都上门送信了，秘密机关还“秘密”什么！中央决定立即搬家撤离。 当时在永吉里机关工作的邵珍回忆：“由于组织上通知我们赶快搬家，我不愿意搬家，埋怨了几句。王铁江他们才把这个事情的经过给我讲了。他说：‘陈绍禹（即王明）去曹家渡开会，被敌人捉去了。后来他叫个警察送来了一封信，我把信收了。由于咱们机关暴露，所以中央决定咱们机关赶快转移搬家。’搬家前，我把一般的文件材料全烧了，整整烧了一个晚上。” 王明后来经党营救出狱，康生对他传达了组织的处理决定：因暴露中央秘密机关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并调离中宣部，到罗章龙负责的全总工作，任全总党团秘书和《劳动》三日刊编辑。 够宽大了，王明还不服气，不看自己的烂，反而记了潘文郁的仇。 第二年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由米夫撑腰掌了权，立即上演快意恩仇，把原来的上级领导潘文郁调离中央机关，打发到河北省委做宣传工作。当然，王明使用的名义很堂皇：消除“立三路线”影响。 这个调动，直接导致了潘文郁的第一被捕。 3．被捕写下自首书 潘文郁两次被捕，都是栽在了叛徒手里。第一次被捕，是1931年7月。 1931年，中共实在是流年不利。年初的六届四中全会是灾难的开始，随后的东方旅社事件导致何孟雄、林育南等24名共产党人被害，此案留下的重重疑云至今未散。4月顾顺章叛变，撞翻了更多的多米诺骨牌。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很快蹊跷被杀，他如果不死，天知道还会交代出多少机密，被捕的就不仅仅是陈琮英、以及张纪恩夫妇几个人了。 在北方，刚由顺直省委改名的河北省委这一年遭受了三次大破坏。4月，河北省委遭受第一次大破坏后，省委机关从天津迁到北平，刚到河北省委工作不久的潘文郁随同来到北平。 按照河北省委委员赖德的安排，潘文郁定期到西交民巷附近的文宣公寓与刘尊棋接头联络，刘尊棋的公开身份是苏联塔斯通讯社驻北平分社记者。 这年6月26日，河北省委遭受第二次大破坏，省委书记殷鉴、省委常委兼省军委书记廖化平、省委委员薄一波、赖德等20多名领导干部被捕。廖化平、赖德随后叛变投敌。 潘文郁不知道这些变化，7月21日，他照常前往文宣公寓找刘尊棋接头，但是，他没有见到刘尊棋，却见到了蹲坑守候的国民党特务。 潘文郁又意外，又纳闷，自己刚到北平没几天，怎么就让盯上了！ 等到审讯时，他懵了。审判席坐着一个人，竟然是省委领导廖化平。 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共产党员的身份，留苏的经历，在上海中央机关的职务和工作……廖化平当着特务的面给他一一道来。潘文郁的心凉透了，看着眼前的廖化平，或许又想到把他赶出中央机关的王明，他起了破罐子破摔之心。 潘文郁在草岚子监狱碰到了后脚被抓进来的刘尊棋，他对刘尊棋说：有廖化平，我什么也隐瞒不了，“我留过苏，作过中宣部秘书，又来当省委宣传部长，他们知道得清清楚楚，我没法否认。我的心里乱极了，党内不纯到了极点，自己人斗来斗去，实在让人心寒。照这样下去，革命至少得推迟二十年。不过我即使脱党，也不会作廖化平那样的人。” 刘尊棋五十年多后面对采访者李辉，仍然记得潘文郁当时说话的内容和神态，潘文郁神情沮丧，满脸阴云地说：“我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不带宪兵特务去抓人；第二，我没有什么秘密可谈；第三，堂上审讯时我决不作证人。满足了这三条，我就保证以后不再参加共产党，唉，这也算是投降吧。” 从潘文郁后来的表现看，不难想象他当时的内心折磨与痛苦。 10月，河北省委把潘文郁和廖化平、赖德等人一起打包，开除了党籍。 4．来到张学良身边 潘文郁的被捕，引起了张学良私人秘书黎天才的注意。 黎天才也是个有故事的人。他在北京大学念书和加入共产党时，还叫李渤海，曾经是李大钊的重要助手，李大钊遇难后，他接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半年后被奉系军阀逮捕，最后，在敌人灌大粪的变态刑罚威逼下，写了悔过书。张作霖、杨宇霆视他为人才，留用为北平公安局政训部秘书兼宣传科长，他自此改名黎天才，走上另一条人生路。 张学良继位后，黎天才出谋划策，渐受重用，成为少帅心腹。黎天才人生轨迹改变，思想轨迹还有惯性，对昔日同事仍有感情。由他经手，释放了不少共产党人。 黎天才的人生高光时刻，是在西安事变。史料表明，他是促使张学良兵谏的重要谋士。西安事变研究学者张魁堂认为：“在张学良身边，黎天才是唯一主张造蒋介石反的人”。西安事变后黎天才被扣，戴笠解释扣押的“主要原因”乃“最高当局”怀疑黎天才在西安事变中“颇有暗中鼓动之嫌”。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这本回忆录里，开篇“痛切诫斥”的第一个人就是黎天才，有委员长代言广告，黎天才一时名传天下。 黎天才得知中共理论人才潘文郁被捕，很想借用他的才华，帮助自己著书立说。两下谈妥后，他把潘文郁保释出狱，两人合作了《帝国主义炮火下之中国国防问题》，署名黎天才，北方公论社出版印行。 潘文郁人生大变，信念却未改变，思想十分苦闷，埋头躲进书斋，花了两年时间翻译出《资本论》第一卷二、三分册，署名潘冬舟，由北平东亚书局出版。 1934年1月张学良旅欧归来，要黎天才找人给他讲马克思主义，黎天才推荐了潘文郁，潘文郁很快赢得了张学良的尊敬和信任。刘尊棋出狱后继续担任塔斯社记者，他来采访张学良，张学良指着正在给他讲课的潘文郁说：“这是我的老师，他在教我学习《资本论》。” 如果潘文郁的人生继续按照这个轨迹走下去，即使他翻译再多的书，给张学良讲再多的课，叛徒的帽子，起码自首变节分子的帽子，恐怕是摘不掉了。 这时，北平特科来人找他了。 5．加入北平特科 可能是从潘文郁翻译《资本论》开始，北平特科关注上了他。特科调查了他出狱前后的表现，得知他虽被胁迫自首，但拒绝出卖党的秘密，出狱后继续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种种表现说明，他仍有回头的可能。 北平特科创建时，陈赓向负责人吴成方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特科与阴险狡猾的敌人打交道，在不损害党的利益的原则下，什么方式都可以采取，要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人为党工作。 吴成方遵此精神，派人与潘文郁见面，潘文郁表示只要党还信任，他愿意重新为党工作。吴成方随后与潘文郁见面，指出，北平特科是在中央特科遭受重创后组建的，环境远比过去恶劣得多，各地共产党人大批被屠杀、关押，你在敌人手里有案底，再回来工作，风险可能比以前还大，要有心理准备。 潘文郁没有退缩。 吴成方指定在北平特别市公安局潜伏的特科成员杨青林作为潘文郁的交通员，两人单线联系。杨青林前半段经历类似潘文郁，也是“写了悔过书后获释”，又加入了北平特科。但是，两人后半段的经历就彻底分岔了。 1934年2月，张学良出任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来到武汉，任命黎天才为“剿总”机要组组长，潘文郁为机要组中校秘书。自此，经过潘文郁之手的许多“剿总”机密文件，再经过杨青林，送达北平特科，最后送达苏区，送到指挥反围剿作战的周恩来手中。 潘文郁再次被捕后，侦办此案的北平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发了一份电报给蒋介石，原稿现藏于台湾国史馆，标题为《蒋孝先电蒋中正据逮捕共党称潘冬舟现任剿匪总部秘书本年间曾窃取剿匪计划转送北方特科》，此电从敌方角度留下了一份潘文郁情报贡献的证明。 潘文郁在张学良身边，不仅获取情报，还借机向张学良宣传中共的政策主张。 张学良当时对“剿匪”屡吃败仗十分困惑，不论武器装备，还是兵力规模，徐海东的红25军都远远不如他的东北军，为什么“围剿”行动一败再败。 张学良责成黎天才搜集有关红军的资料供他分析研究，黎天才把任务转交给潘文郁。潘文郁在北平特科支持下，把红军能公开的一些资料，诸如武装理论、建军历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共人物、重大事件等排成词条，用一周时间编成一本辞典式的小册子《匪情辞通》，张学良非常满意，写了序，印发东北军。自己也随身带上一本，不时学习研究。 潘文郁还与黎天才配合，营救了一些被捕同志，从宽处理了关押在保定反省院的一些政治犯，释放了中共北方局军委成员许权中等“要犯”。 6．我不会跑的 正当潘文郁作用越来越大之时，不幸出了意外。一连串的违规操作，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第五次反围剿到了危急时刻，迫切需要国民党的兵力部署情报。交通员杨青林带着上级指示紧急来到武汉，潘文郁一直跟踪战局，深知局势危重，情急之下，不顾秘密情报活动常规，把机密文件冒险带回家，和妻子廖素丹连夜抄写。 文件太长，夫妻俩一夜都未抄完，杨青林又要及时赶回，潘文郁太急于为反围剿出力，完全忘了个人安危，不管不顾地把抄件和原件都交给杨青林，这更是犯了大忌。有些文件是编号印发的，记在潘文郁名下，不论是武汉这边检查，还是北平那边出点儿事，潘文郁就跑不掉。但是，杨青林也没有制止，揣上文件就走了。 即使到了这一步，也还有挽回机会。如果杨青林返回后，北平特科立即安排人员抄写文件，及时把原件退给潘文郁，甚至就地销毁也行，情报来源都不致泄露。就是出了叛徒，空口无凭也很难定案。 但是，每个环节的疏漏都没有得到弥补。 1934年11月7日，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机关遭到宪兵三团的毁灭性破坏，牵连到北平特科，潘文郁提供的情报抄件和原件均被查获。 武汉剿总的文件到了共党手中，案情不谓不大，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那份电报。 蒋介石大怒，发电武汉，标题是《蒋中正电张学良详查潘冬舟通共党在汉口设商店为机关案》，要求张学良将潘文郁押解南京查办。 张学良正要去南京参加国民党的四届五中全会，就带上了潘文郁，以表对蒋介石命令的尊重和服从。到南京后，张学良得知潘文郁嫌疑虽大，但还没有证据坐实，案件还在调查，于是，他开完会又把潘文郁带回了武汉。 张学良也没有让潘文郁蹲班房，而是软禁在武汉徐家棚的张公馆里，还嘱咐手下，食宿给予方便，给些活动自由。 潘文郁的事情有多大，他自己最清楚。他肯定有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于是提出来，想回家看一眼。张学良有江湖义气，再加上公子作派，不拘小节，回家看看就看看吧。黎天才却攥了一把汗。人是自己举荐的，自己又是从共产党那边改换门庭的，本来已经是同案，如果再让这个蒋介石指令拿办的潘文郁跑了，自己还不彻底玩完。 潘文郁回到家，妻子和弟弟都劝他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赶快逃命，潘文郁却毫无此意。他看着三岁和一岁的两个儿子，只嘱咐了妻子一件事，自己走后赶快带着儿子回湖南老家。 潘文郁准时回到张公馆，黎天才很是感慨。潘文郁明白他的心思，开口道：我不会跑的，我跑了连累他人，那不是人做的事！ 这不是赖账跑路，这可是生死两重天呀！ 张学良听说了，更加敬佩潘文郁的气节品德，表示要尽最大努力解救潘文郁。 但是，出现了致命一击，杨青林叛变了，他掌握所有底细，把潘文郁彻底卖了。 蒋介石电令张学良，立即处死潘文郁。 张学良还想挽回，复电蒋介石：“这个人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如果用其所长，一定能为国家作出很大的贡献”。 蒋介石更气了，严厉斥责张学良疏于防范，执法不严。并命令张学良的参谋长、他的亲信钱大钧监督行刑。 1935年3月3日黄昏，潘文郁走向刑场。目击行刑的一个国民党军官事后描述，潘赴刑场的时候非常从容、镇静，面不改色，把双手向后一背，示意刽子手捆绑。然后，他转身，面向对准自己的枪口，视死如归。 潘文郁的生命，停在了风华正茂的29岁。 张学良到晚年仍然念念不忘潘文郁，1990年他对前来采访的唐德刚说：“就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信仰马克思主义，就非杀不可，甚至连我出面保了几次，都遭到（蒋介石）拒绝，最后还是被杀害了。”他伤心地说，杀朋友是最不应该的，也是最难过的。 对潘文郁念念不忘的，还有周恩来。1931年初，潘文郁离开上海到河北，年底，周恩来离开上海到苏区。上海一别，两人应该再无机会见面，工作上也不可能有直接联系。潘文郁被捕牺牲时，周恩来已经走在长征路上。 周恩来后来对潘文郁的了解，应该主要来自潘文郁的情报贡献。潘文郁在武汉剿总的时间不过一年，在这不长的时间里，潘文郁提供的情报对红军反围剿必定发挥了重大作用，才给周恩来留下“有重大贡献”的深刻印象。 于是，在武汉刚刚解放，全国正处于革故鼎新大变局的时刻，大事要事缠身的周恩来，还惦记着十多年前牺牲的潘文郁，发出了寻找家属的电报。 武汉方面接到电报后，很快从湖南找到了身处困境的潘文郁妻儿，随后，廖素丹有了合适的工作，两个儿子参了军。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运动中，潘文郁又被定为“叛徒”，家属受到牵连。 八十年代，在吴成方等人呼吁下，有关部门对北平特科以及潘文郁的历史情况重新调查审核。1988年5月30日，在潘文郁牺牲53年后，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这时，大家才发现，在纪念潘文郁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一张他的照片。不论在家属手里，还是在组织的档案里，以及可以找到的各种历史材料里，甚至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历史档案也找了，都是一无所获。 以潘文郁在那个年代的经历、处境和条件，照相留影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甚至是难以避免的应酬。如果不是他刻意回避甚至有意抹除，不至于一张照片甚至合影都没有留下。 或许，在潘文郁心里，本来就不在意什么皮囊模样，他看重的，是一个人留给后世的历史形象。 回头来看，虽然潘文郁没有留下一张哪怕模糊不清的照片，但是，他留下的身影，最终却让人读到了远比一张照片更为丰富立体的生命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