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并非是主动“弃医从养”的，过去100年里中医一直是被动着被现代医学取代了原有的地位

其实这个过程一直都是近现代历史学家研究的热门话题，它有一个非常学术化的名词——西医东渐

1835年，美国首位来华医疗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成立了“眼科医局”（博济医院的前身）

伯驾

眼科医局（博济医院的前身）

当时这个“医局”不光医眼病，还附带开设了内科诊所而伯驾迎来的最重要的一位病人，就是林则徐

林则徐当时得了严重的疝气久治不愈，他听说有个洋人在广州开了家洋医院，于是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前往看病

林则徐

伯驾对林则徐非常重视，他亲自为其撰写病历，编号5656，并在病历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从医学上说，我们对此病没有什么兴趣，事实上也未见其人。但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他的所作所为是导致中英两大国间关系破裂的原因”

显然伯驾指的是因林则徐销烟所引起的一鸦战争，但这并不是我们所关注的，你只需知道伯驾很重视林则徐这个重要人物，并非常顺利的治愈了他的疝气

林则徐这边则显得有些吃惊。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及自己这次诊病过程，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夷人之医术所以胜于内地者，其人病死，则斫其尸而观其脏腑，以察其所以不治之故”

林则徐认为之所以伯驾治好了中医治不好的疝气，主要原因是西医解剖学比中医发达，能找到中医的“不治之故”

要知道林则徐能有这样的思考是很不容易的

去找伯驾治病之前，他依然对西医那套诊疗方式毫无信任甚至不屑一顾（他还称洋人为“夷人”）。为此他先找了别人去伯驾的医院打探了一番，被告知“无甚异常”后才放下心来去看病，被治好后还派人送伯驾一篮水果以表谢意（有点抠门）

同时期还发生了和林则徐疝气类似的一件事，这件事的主人公叫爱新觉罗·耆英，当时的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

耆英就任两广总督后可能是因为气候或者饮食的原因，他得了很严重的皮肤病，经常是又疼又痒。两广地区的知名中医让其找了个遍结果毛用没有，耆英有时候不得不一天洗数次澡来缓解疼痛，痛苦不堪

后来耆英听说广州一个叫伯驾的洋医生治好了林则徐的疝气，于是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托医学传教士马礼逊之子马儒翰向“眼科医局”寻求帮助，旁敲侧击的询问伯驾对皮肤病是否擅长

1843年10月2日，在耆英的一番操作下，顾盛使团向耆英递交国书，伯驾作为使团的顾问和中文秘书来到了耆英，名正言顺的为这位封疆大吏看病诊治

之所以要如此大费周章，是因为耆英身份尊贵，隶属于满洲正蓝旗，是多罗勇壮贝勒穆尔哈齐的六世孙。当时这样一位身份显贵且有皇室血统的中国人看西医是极为敏感的

又因中英一鸦战争之故（耆英主导了《南京条约》的签订），找洋医生给这样一位大人物给皇族看病搞不好是要上升到政治问题的

幸运的是，在伯驾的诊疗下，困扰耆英多年的皮肤病得到了根治。耆英非常感激，不仅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赞西医，甚至还向伯驾的“眼科医局”赠送了亲笔题词的“妙手回春”、“寿世济人”连卡怪牌匾

虽是送给“眼科医局”的，但落款却写的是：

“耆宫保书赠伯驾先生”

可见耆英对伯驾是有多么的感谢

也正是因为耆英带了这个头，其下属官员生病了开始刻意的回避中医，而寻求伯驾的“眼科医局”治病

伯驾在自己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

“倘若清政府官员反对，医院（眼科医局）就必须得停止。现在，许多像林则徐、耆英等清朝大员，以及许多各级官员都从医局得到了救治，在各种公开场合以不同的赞美语言称誉医局，这无疑有助于提高医局的声誉和改变中国人对西医学的看法”

那个年代，类似林则徐和耆英这样中国人对待西医的态度，大多是“对夷人的医学嗤之以鼻”，但在与伯驾等西方医生接触后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西医有时候真的比中医有效，所以从原先的“嗤之以鼻”逐渐变成了“慢慢接受”

从这个时期起，越来越多的西医、西医知识开始进入中国，被国人所接受。和鸦片不一样，西医用的不是枪炮、用的不是长枪，他们只是将中医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了，用扎实的临床疗效取代了原本由中医占领的领域

这个占领过程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西医逐渐取代中医成为中国公共医疗领域的主导者，这个过程就是我开头所说的——西医东渐

所以不是中医讲治病变成了养生，而是临床诊疗能力更强的西医平替了中医而已，中医只能从临床医学逐渐后退，在另一块西医并不会涉足的战场，也就是养生学领域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