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9月28日,贺子珍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烟阁乡的一个村子里,她的父亲贺焕文是当地的一个读书人,贺焕文当晚望着天上的月亮,就给她取名为贺桂圆。
贺子珍上学之后,她给自己取了一个学名叫贺自珍,寓意是“善自珍重”。
自从和毛泽东相识以后,贺子珍曾经让毛泽东帮她取名,毛泽东认为“自珍”挺好,直到她后来在中央苏区保管文件时,才把“自珍”写成“子珍”。
从此以后,贺子珍这个名字就被一直沿用下去。
但是,贺子珍在一些重要场合签名的时候,依然写“贺自珍”,就连毛泽东给他写信的时候,也都是称呼她为“贺自珍”。
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永新暴动1919年,十岁的贺子珍和妹妹贺怡一同被父亲贺焕文送进当地的一所小学读书,在当时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她能够上学读书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学校里,贺子珍接受了新式教育,还了解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事情。
贺子珍尤其喜欢上国文课,她读了许多诗词和古文,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和于谦的《咏石灰》等爱国诗句,对她的思想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1922年夏天,贺子珍考入了福音学校读书,十三岁的她在学校脚穿一双白袜和黑鞋,脑后疏了一条黑亮的辫子,人称“永新一枝花”。
贺子珍和贺怡
1926年7月,欧阳洛接受中共中央的委派,返回永新老家开办了一所农民夜校,并且建立了中共永新支部,他担任中共永新支部书记。
中共永新支部建立的一个月之后,贺子珍光荣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1927年1月加入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1927年,在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革命的洪流当中,十八岁的贺子珍出任中共永新县共青团书记,不久又被选为国民政府永新县党部妇女部长。
就是在这段时期内,贺子珍的大哥贺敏学、以及妹妹贺怡都成为了共产党员,被称为“永新三杰”。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却公然叛变了革命,在上海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和屠杀中共党员,很快就蔓延到了全国各地。
受到蒋介石实施“清党”政策的影响,致使永新县的八十多位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相继被捕入狱。
贺敏学当时担任永新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也在这场风波当中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依然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
1927年7月26日,永新县、宁冈县、安福县和莲花县的农民自卫军联合攻打国民政府统治下的永新县政府,顺利营救出了全部被捕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史称“永新暴动”。
同时,永新县、宁冈县、安福县和莲花县的农民自卫军负责人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永新县革命委员会和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任命贺敏学、王佐和袁文才担任副总指挥。
“永新暴动”发生的时候,农民自卫军一度攻占了永新县城,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反扑,贺子珍率领一队农民自卫军负责把守永新县城的南门。
最终,农民自卫军还是寡不敌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被迫放弃永新县城。
战斗结束之后,国民党军队开始在永新大肆搜捕革命群众,虽然贺子珍、贺敏学和贺焕文成功逃离,但他们却找到了何焕文寄放在亲戚家里的贺仙圆,当即把贺仙圆抓了起来。
为了实施报复,惨无人道的国民党反动派竟然把贺仙圆的双眼挖去,将她折磨致死。
贺仙圆是贺子珍最小的一个妹妹,牺牲的时候年仅九岁,后来被追赠为革命烈士。
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抓捕,贺子珍跟随剩余的农民自卫军,以及被营救出来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一起转移到了井冈山的茅坪和茨坪一带。
在井冈山初识毛泽东,印象颇深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和卢德铭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率领工农革命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由于当时赶上秋收时节,史称“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又一次武装起义,与“广州起义”合称为三大起义。
为了完成“秋收起义”的目标,顺利夺取长沙,毛泽东将工农革命军分为三路,但三路工农革命军均出师不利。
见此情景,毛泽东马上改变作战计划,紧急将三路工农革命军集结到浏阳县文家市镇,在文家市镇召开会议之后,决定做出引兵井冈山的“莲花决策”。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抵达永新县境内的三湾村,并且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三湾改编会议”。
三湾村只是一个拥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再往前走就是井冈山。
当得知三湾村来了一支部队,王佐和袁文才十分警觉,马上派人下山打探这支部队来自哪里,贺子珍就是被派下山打探消息的其中一个。
在三湾村的时候,毛泽东托人给井冈山上面的王佐和袁文才送去一封信,信中表述了工农革命军想要走上井冈山的目的。
袁文才
得知工农革命军要上井冈山,王佐和袁文才陷入了沉思。
直到三天之后,王佐和袁文才派出几名信使下山回信,他们在回信当中首先表达了对工农革命军的钦佩,随后也谈及了自己的为难之处,希望毛泽东能够多多理解。
毛泽东亲自陪同几名信使吃了一顿饭,并且送给他们每人一支马枪,同时请他们转达一句话:“希望能够与袁文才见上一面”。
通过一番商议,袁文才同意跟毛泽东见面,见面地点选择在了井冈山附近的大仓村。
见面当天,毛泽东带领三名随从如约来到大仓村。
毛泽东一点也不拐弯抹角,直接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的来意,当场许诺送给袁文才一百条枪,这让袁文才受宠若惊,当时的他也才只有六十多条枪。
毛泽东的真诚彻底打动了袁文才,当即决定邀请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走上井冈山,还拿出六百块银元解决工农革命军的粮食问题。
直到这个时候,“秋收起义”的武装力量得以在井冈山落脚,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并且建立起了第一个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迈出了关键一步。
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走上井冈山之后,袁文才向他介绍了身边的贺子珍:“她是永新县的年青干部!”
听完这话,毛泽东顿时感觉有些惊讶,他起初还以为这位年轻的姑娘是袁文才的女儿呢!
此时的贺子珍只有十八岁,就被袁文才派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她在后来回忆跟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时候的场景,这样说道:
“我当时正赶上打摆子,我看见走进院子里的毛泽东个头很高,面容消瘦,额骨突出,头发很长,从中间向两边分开,好像还有脚伤。”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贺子珍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好感。
在井冈山的那段日子里,毛泽东居住在一座名叫八角楼的房子里,贺子珍时常都会帮助他脚上的伤口擦洗和换药,让他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
王佐雕像
而毛泽东的学识和气质,也深深吸引着贺子珍,两人很快从相识到相恋。
悉心照料毛泽东,结为夫妻1928年6月的一天,毛泽东和贺子珍在永新县的塘边村结为伴侣,后来他们又在众人的要求之下,在井冈山茅坪的一座古庵里面补办了婚宴。
这一年,贺子珍只有十九岁,而毛泽东已经三十五岁。
在婚宴上,毛泽东和贺子珍并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有袁文才为他们简单准备的几个菜。
结婚之后,贺子珍成为了毛泽东身边的贴身秘书,兼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
朱德和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率领工作小组来到塘边村进行土地分配调查的时候,贺子珍一边做记录,一边负责翻译当地的方言。
在贺子珍的协助下,毛泽东后来写成了一篇《永新调查》,并且以此作为参考,最终制定出了共产党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岗山土地法》。
其中,《井岗山土地法》中的第六条规定,最让百姓拍手称快,那就是“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
在进行土地分配的过程当中,贺子珍建议使用竹子制作标牌,插在地头,在标牌上写清楚是谁家的土地和土地亩数。
毛泽东看到这种标牌之后大为赞赏,他说道:“这个方法好啊,过去咱们的祖先使用竹文来立传写史,现在咱们使用竹牌分地,应该大面积推广!”
当时的井冈山处于被严密封锁的状态,获取外界消息的主要来源就是好不容易运进山里的报纸。
受到毛泽东的感染,贺子珍也开始痴迷于收集报纸,每次从山下送来的各种报纸,她都像如获至宝一样,小心翼翼的把报纸展开铺平,然后拿给毛泽东阅读。
有一次,工农革命军下山打永新县城的时候,贺子珍不顾生命危险,直接奔向邮局,从邮局里面抢来了大量的报纸。
后来,阅读报纸也成为了贺子珍的一种生活习惯,她在晚年这样回忆说:
“那时,经常有一些小商贩带进食盐、布匹和工业品,卖给山上的老百姓,我就设法请他们带一些报纸过来,如果能够带来一些《申报》《大公报》,可以给他们价钱更高一些。”
工作之余,毛泽东喜欢写作,贺子珍就在一旁用毛笔帮他誊抄。
贺子珍后来这样回忆说:“毛泽东写文章的时候,喜欢一面写一面改,他为了写好湘赣边界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大改了几次。他每改一次,我都用毛笔正楷誊清一遍,有时我刚抄完,他又有了新的见解,又大改一稿,我再替他抄一遍。”
很多时候,毛泽东都会一直写作到深夜,贺子珍也陪同他到深夜。
毛泽东
不仅如此,在井冈山的那段时间里,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生活过得十分艰苦,除了粮食以外,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用于油、盐、柴、菜上面。
直到晚年的时候,贺子珍依然对此记忆犹新,她回忆说:
“他(毛泽东)尤其爱吃辣椒,我就在老百姓那里买到一点,一天给他吃一点点,就这样他也觉得很满足。”
自从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走上井冈山,贺子珍就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使他艰难困苦之中感受到了来自家庭带来的温馨。
贺子珍和康克清
四处转战,两个孩子先后托付别人1929年年初,刚刚下过一场大雪之后,国民党军队开始对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
为了应对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红四军前方对敌委员会决定由彭德怀率领红30团和红32团留守井冈山,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进军。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率领红28团、红31团和红四军军部特务营和独立营共计3600多人,正式走下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转战赣南。
贺子珍也在随行的队伍当中,但此时的她已经怀有身孕。
1929年6月,红四军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确定了让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的岗位,转而指导地方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第一个女儿在福建龙岩出生。
然而,由于要时刻跟随部队四处转战,带着一个婴儿十分不便,贺子珍仅仅跟女儿相处了短短二十天的时间,她就把女儿托付给了当地的一户农民收养。
当红军后来打下龙岩时,毛泽东和贺子珍急忙去那户农民家里寻找自己的女儿,他们才知道,女子早就已经生病去世。
得知女儿早已病逝的消息,毛泽东的心情极其郁闷,从而患上了一种恶性疟疾,全身浮肿,一度达到了生命垂危的地步。
1929年9月,身患重病的毛泽东被人使用担架抬着去参加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贺子珍始终相伴左右,不离不弃,还专门请来西医为他诊治,使得他的病情逐渐好转。
1931年11月1日至11月5日,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的谢氏宗祠隆中召开。
正式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却受到了一些“左派”人士不公正的错误批判,并被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之外。
而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毛泽东一直身处逆境。
关于这段难熬的经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曾经这样说道:
“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漫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的很。”
即便如此,贺子珍还是表达出了对毛泽东的理解和支持,她对毛泽东的信任从未动摇。
毛泽东和贺子珍
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后来在《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当中这样写道:
“妈妈在爸爸连遭打击身处逆境,甚至牵连到自己时,她也毫无怨言,却更加关心体贴爸爸。如果没有当年妈妈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难以想象,爸爸将会怎么度过那最难熬、最痛苦、最艰难的日子。”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的一座教会医院里面生下了一个男孩,毛泽东给他取名为毛岸红,小名叫作毛毛。
尽管此时的毛泽东身处逆境,遭受排挤,但是儿子毛岸红的出生还是让他非常高兴。
当时的贺子珍正患上疟疾,医生为了孩子的健康,不让她给孩子喂奶,毛泽东就找了一个奶妈专门照顾孩子。
在教会医院旁边的一所小院子里,毛泽东、贺子珍和毛岸红一家三口度过了一段短暂而又快乐的时光。
1933年9月,蒋介石几乎调集了所有兵力,号称百万大军,悍然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光是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就有五十万。
无奈之下,红军主力只好撤离中央苏区,被迫开始长征。
毛泽东得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消息之后,立即派人通知贺子珍,但是中共中央只是批准了三十二名女性同志随队出发。
经过层层选拔,贺子珍位列其中。
除了贺子珍以外,还有邓颖超、康克清、蔡畅、邓六金、刘彩香、李桂英、李伯钊、王泉源、刘英、邱一涵、曾玉、吴仲廉、周越华等人。
部分女性红军后来的合影
在红军主力临近出发之前,中共中央明确指示,任何人都不能带着孩子踏上长征。
于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就把只有两岁的儿子毛岸红托付给了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的毛泽覃和贺怡夫妇进行照顾。
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弟弟,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把毛岸红托付给他们照顾,毛泽东和贺子珍十分放心。
安排好毛岸红之后,毛泽东和贺子珍一起跟随红军主力出发,开始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