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陕西泾阳县同属国民党国防部二厅西北督导组的“256组”的8名成员，突然被同一组织领导的“247组”集体逮捕，除一名组员邸化民逃脱外，“256组”其余7名成员均被杀害。
在“256组”的7名受害者中，有一个叫刘仁杰的人，他本是杨虎城将军38军的一名机枪连长，在1939年率领自己的连队起义参加共产党，他遭到杀害的时候，儿子刘吉安年仅5岁。
由于当时社会背景极为混乱，“256组”成员被杀一事，被定性为反动派因内部争权发生的“冲突”，而刘仁杰也因此定性为“军统特务”。
为了证明刘仁杰的身份，他的子孙两代人不懈努力，期间他的儿子刘吉安曾经多次受到暗示，可以通过拿钱疏通关系的方式，帮助他“搞定”这件事。但是刘吉仁认为拿钱给父亲“买”烈士的身份，本身就是在侮辱父亲烈士身份，断然拒绝了这种暗示。
坚持使用正当手段的刘吉安，一家两代人，前前后后奔波了41年，才终于为刘仁杰证明了身份！
为何刘仁杰的身份如此难以确认？刘吉安又是如何证明父亲的身份的呢？
困境中的孤儿寡母由于刘仁杰牺牲的时候，陕西的整体局势还比较动荡，所以并没有人通知他的家人关于他的死因。
但是那时候刘仁杰32岁的妻子余桂芳，就坚信她的丈夫不是所谓的“军统特务”。
因为她清楚的记得，丈夫在临死之前曾经多次告诉她，自己是在“为共产党办事”，还曾经多次往解放区送枪送药送人。
然而余桂芳只是一个家庭妇女，她虽然朦胧地知道丈夫的一些事儿，但是知道的却并不具体，说不清刘仁杰是受谁领导，也不知道他是跟谁在联系。所以在建国之初的时候，刘仁杰就莫名其妙的成为了“军统特务”，余桂芳虽然一肚子冤屈，却也无可奈何。
刘仁杰一家也因此被打上了“敌特家属”的标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受尽了非议。
事情直到1963年的时候，才突然出现了新的转机。
这一年刘仁杰当年率领起义的连队里，一名曾经的部下不知道刘仁杰已死，特地前来拜会他。
等到了刘仁杰家才知道老上级已经去世，而且还被打成了“军统特务”。这位刘仁杰曾经的部下，这时候已经升为了团级政委的位置，他亲自带着刘仁杰的遗孀和孩子去了当地县委，向县委说明了刘仁杰在1939年就已经率部起义，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才被派回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的情况。
当地县委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政委和刘仁杰的遗孀，并且当场表示要成立专案组彻查此案。
可惜当那位政委离开之后，这件事情就没了下文，几年后轰轰烈烈的特殊运动开始，这件案子也随之不了了之。
在特殊运动期间，刘仁杰的家人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在升学、招工中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好不容易当上兵的刘吉安，也因为父亲的身份问题，虽然表现年年优异也提不上干。
到了1969年的时候，忍无可忍的刘吉安主动申请从部队退了伍，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查清父亲的身份，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也一定要为父亲证明身份。
只是那时候的刘吉安自己都不知道，要想完成这个目标，他要付出多少艰辛和努力，耗费多少时间和精力。
他更没有想到，自己需要面对最大的困难，不是查明父亲被害一案的真相，而是如何让民政部门相信他的调查结果。
艰难的查案之路尽管1969年距离刘仁杰被杀已经近20年，由于刘仁杰被害时才39岁，当时的很多亲身经历事件的人都还在世。所以刘吉安的调查虽然困难，却也并不是毫无线索。
刘吉安先是找到了当年“256组”集体遇害时，唯一的一名幸存者邸化民，向他打听当时与事件相关的人物，并且一一拜访查询当年的情况。
在这个过程中，刘吉安骑着一台自行车，挎着一个装着馍馍或窝窝头的背包，辗转骑行兰州、银川、延安、渭南、咸阳、西安等地，寻访一切可能知道父亲刘仁杰生平，或者在刘仁杰生前打过交道的人，力图理清父亲遇害前的人生脉络。
通过一系列的走访，刘吉安找到了委派父亲刘仁杰回国统区潜伏的郝伯雄。
当时郝伯雄任关中军分区参谋一职，他能证明刘仁杰在1939年带一个机枪连起义，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委派刘仁杰前往国统区潜伏的命令，也正是由他本人负责通知下达的。
而且刘吉安还找到了一个重要线索；当年出卖父亲的叛徒后来被抓获了，还曾经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审判过。
而参与此案审判的任怀苍也记得，叛徒任金贵在被枪决之前，曾经招认过刘仁杰是地下工作者，而“256组”本来就是刘仁杰在国统区之后，重新组建的地下工作组，他们之所以被集体杀害，就是因为刘仁杰和该组暴露了身份。
然而当刘吉安拿着这样证言去找当地相关部门，要求为自己的父亲恢复名誉时，却被告知他所找到的这些证人，有些是“历史反革命”，有些是“牛鬼蛇神”，他们的证言根本就不足以采信。
刘吉安辛辛苦苦查证了一年多，终于找到了能够证明自己父亲身份的人，无奈却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悲愤莫名却又无可奈何的刘吉安，只好找到了父亲刘仁杰被活埋的那个小山坡痛哭一场，并且暗暗发誓一定要为父亲洗脱冤屈。
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刘吉安一个“敌特”的后代，能够保全性命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哪里来的能力，为死去多年的父亲洗脱冤屈？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特殊运动结束之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把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当做一次政治与组织任务全面展开。
而刘吉仁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也立刻行动了起来，希望能够趁着这次机会为父亲平反昭雪。
这一次不止刘吉安，刘家所有兄弟姐妹都行动了起来，四处寻找当年与父亲有关人物，力图找到更多证据证明父亲的清白。
此时离刘仁杰被害已经近30多年，很多知情人都已经开始老去，特殊时期又有不少人离世，他们的寻访工作难度更大了。
比如1987年刘氏兄妹多方打听，终于得知当年任渭北游击纵队司令，刘仁杰潜伏国统区时的单线联系人谭国帆的下落时，却在报纸上得知谭国帆已经去世了。
刘兄妹没有放弃，他们辛辛苦苦寻访多年，搜集了大量的证人证言之后，再次把大量证据提供给了当地民政局。
这次当地民政局只用了两个理由，就驳回了刘家人提供的所有证据：第一，刘仁杰的名字在当年公安局编写的敌特名录档案上；第二，查不到刘仁杰的入党介绍人。
刘家兄妹几人辛苦多年，走访了大量认识刘仁杰的人，最终却仍然落得这样一种结果，其心理打击之大可想而知。
激愤之下的妹妹刘润仙，甚至辛苦烧毁了他们多年搜集的证人证言泄愤。只有刘吉安仍然不肯放弃，他仍然立志要为父亲洗清冤屈，他甚至指着民政局局长撂下狠话：“我有生之年，必须把这个冤案翻过来，让你看清，历史究竟是咋回事。”
刘吉安话是这么说，面对民政局抛出的入党介绍人的问题，他又该怎么解决呢？
无法提供的材料1987年刘吉安为父亲洗脱冤屈的材料被民政局驳回后，他并没有放弃努力，而是选择骑上自行车挎上背包，继续为父亲寻访当年的知情人而奔走。
从实际情况来说，这时候时间其实并不站在刘吉安一边。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的知情人们正在老去，像谭国帆那样的遗憾，在刘吉安的寻访之路上，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往往是他好不容易打听到一个知情人的住所，到地方都时候才发现知情人已经去世了。
好在刘吉安的寻访也不是毫无所获，他在一次寻访的过程中，找到了刘仁杰当年保护过的一名地下党员的儿子孟成。
孟成在担任高陵县民政局副局长的时候，曾经对刘仁杰一案进行过一番深入调查，重新梳理了刘仁杰被害前后的事件脉络，认为1987年的结论有误，并且向上级写了报告为刘仁杰申请烈士身份。
但是这份报告交上去之后，只是迁延了一些时光，最后上级给予的回复还是“刘仁杰身份不能确定，死亡原因比较复杂，不宜追认”。
对于这个结果，孟成也只能表示自己看不太懂。因为刘吉安为了证明父亲的身份，已经找到了很多有份量，且愿意证明刘仁杰身份的人。陕西省原省政协副主席范明，在为刘仁杰作证明的时候，甚至说过：“刘仁杰是高陵功劳很大的一个党员，他当时能拉一个连起义，比解放战争中拉来一个军，意义都重大得多。”
曾经审判过出卖刘仁杰小组叛徒的法官任怀苍，也能证明当年叛徒确实招认过刘仁杰是地下工作者。
这么多证人的证言，居然还是无法证明刘仁杰的身份。
面对这样一个结果，刘吉安和家人虽然满心不理解，却也无可奈何。
直到2002年的时候，刘吉安在银行工作的女儿刘锦突然想到，当年的审判叛徒的卷宗档案如果还在的话，那么找到当年审判的卷宗原件，不就能够证明爷爷的身份了？
在想到这一点之后，刘锦让单位帮忙开具了证明，开始频繁的往陕西省档案馆跑，在无数旧档案中寻找跟爷爷刘仁杰相关的档案。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被她找到了当年审判叛徒的庭审笔录和判决书，里面的内容足以证明刘仁杰的“256组”，是被叛徒杀害的地下工作者。
当刘锦满心欢喜地拿着证明去找民政局时，却被告知这份卷宗里没有明确写出刘仁杰的名字，所以不能采信。
刘锦虽然大受打击，但是她的父亲刘吉安却不肯放弃，继续追查卷宗其他部分的下落。在刘吉安的不懈努力下，他终于打听到当年有一部卷宗，被转移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保存。
于是刘吉安再次马不停蹄的赶往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的档案馆，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浩瀚如海的旧档案中，查找关于刘仁杰的档案卷宗。
到2005年的时候，刘吉安终于找到了一份完整的卷宗。
在这份卷宗里，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马锡五、副院长乔松山签字同意，对叛徒任贵金处以死刑的审核文件中，记载了大量的事件经过，充分证明了刘仁杰等人确实是被叛徒出卖而遇害的。
而且在这份卷宗当中，还附有一份当年由孟成的父亲所写，描述刘仁杰生平的证明文件，足以证明刘仁杰的身份和遇害原因。
自以为获得铁证的刘吉安，在找到卷宗的时候激动的热泪盈眶，激动的打电话给所有人报告这个喜讯。
然而，当他和家人兴冲冲的据此，再次让高陵县民政局递交追认刘仁杰为烈士的请示报告之后，这份报告却入泥牛入海，没有掀起丝毫的波澜。
最终在刘吉安和家人多方打听之后，才得知相关部门不认可法院的卷宗，只认可政府的红头文件，或者已被政府认定的革命烈士或见证人的直接证言。
刘吉安这才发现，绕了一圈，这回算是又绕回来了！
当年他有证人证言的时候，要的是介绍人和入党介绍文件。这些材料对于地下工作者来说，本来就难以凑齐；他当时有的只有证人证言。
但是现在过去这么多年，很多证人都已经去世了，又要直接证言了……
无奈之下，刘吉安只好去找当时已经83高龄的法官任怀苍出来，希望通过他的证言来证明父亲父亲的身份。
老法官任怀苍到达相关部门之后，听说他们不肯承认法院的卷宗，当场气得勃然大怒，表示要跟相关部门打官司打到死。
最终这件事一直迁延到2010年，相关部门经过反复开会研究，终于同意了只同意追认刘仁杰为革命烈士，而跟刘仁杰一起遇害的“256组”另六名成员依然没有被追认。
这个时候距离刘仁杰遇害，已经过了61年。而刘吉安也从当年的小伙子，熬成了年过花甲的老人了。
刘吉安用41年的时间，为父亲刘仁杰证明了身份，看似好像不幸，其实比起其他人也算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