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谈，关乎大局，举世瞩目，可在这焦点之内，却有一个奇女子，斡旋于国共两党之间，为双方和谈不断奔走，最终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大业，此女子便是“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之女傅冬菊。
令人生疑的是，傅冬菊明明是傅作义之女，身为“将门虎女”，为何她会选择替共产党来当说客呢？这岂不是背叛了自己的父亲？
一、将门出“虎女”
傅冬菊出生于1922年，那时傅作义正在阎锡山手下担任四团一营营长。作为傅作义的第一个孩子，傅冬菊深受家人的宠爱。傅作义为她取名“冬菊”就颇有寓意，冬菊冬菊，如同冬日的菊花，既美丽又耐寒，傅作义也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成长为一个既美丽又坚强的女性吧。
1936年，随着日军入侵山西，傅冬菊与母亲被迫离开了太原，辗转回到山西老家荣河县安昌村。随后，她们又从潼关乘车前往西安。在西安的铭贤中学，傅冬菊继续上学。然而，随着日本飞机不断轰炸西安，她们又不得不迁移到重庆。傅冬菊的高中便留在重庆念完了。
傅冬菊从太原到西安又再到重庆，小小年纪便辗转过大半个中国，亲眼目睹了老百姓们在战火中艰难求生的场景。这些经历深深触动了她，为她日后做出的一件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埋下了伏笔。
在重庆，傅冬菊见证了更多爱国人士和大学教授为抗日救国发出的呐喊。她深知父亲在前线浴血奋战的不易，因此她从不向父亲索要生活费，而是依靠自己的稿费贴补家用，甚至带领弟弟妹妹们上山打柴、挖野菜，过着清贫却充实的生活。
在南开中学时，傅冬菊加入了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进步组织“号角社”，并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亲自鼓励了傅冬菊，希望她能坚定自身抗日救国的决心。
在加入“号角社”后，傅冬菊积极在学校中宣传抗日思想。1941年，傅冬菊高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昆明西南联大，攻读英语专业。
考入西南联大后，傅冬菊进一步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因而与更多中共党员产生了接触，接受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思想。
1945年，傅冬菊大学毕业。毕业后，傅冬菊回到了西安，怀揣着对新闻工作的热情，她给天津《大公报》投稿并附上求职信，表达了自己愿意投身新闻事业的决心。
不久，傅冬菊成功应聘进入天津大公报社，成为了一名记者。傅冬菊之所以选择做记者，是因为记者既可以宣传社会上的先进和光明面，也可以揭露落后和丑恶的一面，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可见，虽是女儿身，但傅冬菊胸中的家国大义一点儿也不比男人们差！
在大公报社工作期间，傅冬菊积极发挥自己的才华，副刊上经常刊登她撰写的进步文章。这些文章敢于直面社会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然而，这也让傅作义感到担忧。他非常担心女儿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卷入政治漩涡。于是托胡适办了护照，想将女儿送出国去避开这个多事之秋。
但傅冬菊没有顺从父亲的意愿，她的坚定和独立见地让傅作义也拿她没办法，最终也没有再勉强她。事实上，傅冬菊进入大公报社后，便与地下党员王汉冰结识了，王汉冰对她十分了解，并于1947年介绍她正式加入了共产党。
二、攻略父亲促和谈
傅冬菊工作之余，不时也会前往张家口看望父亲。一次，她竟发现傅作义在认真阅读毛泽东的著作，还用红蓝铅笔画出一些重点，可见是在认真研读。
傅冬菊毕竟是傅作义的女儿，她心里明白，父亲面对“国共内战”，其实也在审时度势，想找出一条保全自身的路来。
为了和平解放北平，组织上派人联络了傅冬菊，还在北平东皇城根26号建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站。聂荣臻指出：
“傅冬菊的工作，很关键的，做好了，将会发挥很大作用。”
因此他亲自下了指示，在1948年10月将傅冬菊调回北平工作，让她陪在傅作义身边，以便随时了解傅作义的动向。
对于自己的女儿，傅作义其实也怀有警惕之心，他很早便怀疑女儿平日里和中共走得太近，但他也不好问女儿是否已经加入了共党。
每次傅冬菊来看望傅作义时，傅作义都吩咐自己的警卫副官段清文：
“冬儿来的时候，你把桌上的文件都收拾好，别让她随便乱翻。”
可见傅作义的谨慎。
不过，终归是陪在自己身边的女儿，傅冬菊还是总能探听到一些旁人所不知的消息。傅冬菊在1948年11月和12月间，几乎每天都会秘密前往东皇城根26号。
傅冬菊不慌不忙地把她父亲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组织派来的联络员。她表示：
父亲思想斗争很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
对于傅作义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凭借傅冬菊的情报，远在千里之外的聂荣臻才能了如指掌。有时头天晚上发生的事，第二天一早组织上就知道了；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傅冬菊秘密传来的情报都及时写成电文，由交通员迅速送译电员，再送地下电台，直接报告称工部部长刘仁，再由他及时转给身在前线总指挥部的聂荣臻。
聂荣臻后来曾对刘仁说：
“你们对傅作义的动态了解得可真清楚，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它对我军作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
1948年11月初，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把北平地下学委书记佘涤清叫回解放区泊镇，指示佘涤清领导的学委出面代表共产党正式与傅作义方面谈判。
佘涤清最终决定由傅冬菊出面向她父亲试探，看傅作义的反应如何。
傅冬菊接到组织命令后当即去找傅作义，向他转达党的意图。傅作义老谋深算，害怕是“军统”特务通过他的女儿套他，便问：
“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要遇上假共产党，那就麻烦了。”
傅冬菊说：
“是我们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
傅作义又问：
“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傅冬菊一下答不出，只好回去问佘涤清如何回答。佘涤清明确告诉傅冬菊，叫她说是毛泽东派来的。傅作义才表示可以考虑接触。
随着解放军部队不断向天津逼近，傅作义心中不免风起云涌。他并非看不清如今的天下大局：共军屡战屡胜，国军则屡战屡败，谁将获胜？答案已然呼之欲出了。
傅作义知道女儿傅冬菊和中共方面一向有接触，因此在11月17日写了一封秘密电函交由傅冬菊，想托她通过中共地下组织，设法交给毛泽东，表明自己希望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态度。
电函发出去以后，组织上虽有约见，但傅冬菊五次按时赴约，次次都是无功而返。傅作义十分甚至责怪女儿说：
“你们年轻人，办事不大牢靠。”
最后还是傅作义作出决定，派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出城与中共联系，经过三次艰难谈判，终于达成了和平协议，实现了北平和平解放。
三、密藏信件惹父怒
1949年1月17日，正当傅作义的和谈代表邓宝珊准备回城述职的时候，忽然林彪拿出一封毛主席写给傅作义发信。
当时和平协议已经草签，就剩下双方代表进城拟定实施细则了，邓宝珊抽出信纸略看过一眼之后，顿时感到不安。
傅作义一见邓宝珊和中共代表苏静一同回城，加之和平协议已经草签，十分高兴，亲自设宴为两人接风。
酒席上，双方推杯换盏，好不欢乐，邓宝珊根本不敢拿出那封信，破坏了气氛。无奈之下，他只好将信件交给了傅冬菊。
傅冬菊看过信以后，大吃一惊，她本以为协议签定以后，一切便顺利解决了，可这封意料之外的信此刻却成了烫手山芋。
傅冬菊奔走于双方之间，深知和谈兹事体大，如今和平协议历经艰难终于签订，如今这封信凭空冒出，俨然是个定时炸弹。
为何这么说呢？只需一看信件内容便明白为何邓宝珊和傅冬菊都如此为难了：
贵将军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所谓“剿匪戳乱”之命令，率领所部…….先后攻占卓资山，集宁…..诸解放区名城、重城、县治及乡村。责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北平城外平毁村庄，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拆毁古迹.....如果守军不愿放下武器......则本军将采取攻击行动，破城之日…….将加重其处罚.……贵将军身为战犯，如欲获得人民谅解，……即应…遵照本军指示，……自动放下武器.…..以求自赎.……
这一个个字眼在傅冬菊眼中无疑是对父亲的致命一击！到底该不该交呢？傅冬菊拿不准主意，因而还是询问了党内朋友崔月犁，得到的回复是：
“事关重大,你还是把信交了吧！”
傅冬菊思考再三，决定还是把信压在里屋桌子上的文件下，没敢直接交她父亲。
一直拖到1949年2月1日，傅作义都尚且不清楚那封信的存在。可这天，事情突然间便昭告天下了。
或许是组织上见傅作义对于信件内容一直没有反应，或许是为了宣传工作需要，新华社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那封毛主席写给傅作义的信。
便索性就在报上发表了这封信。
这下傅冬菊知道纸再也包不住火了，于是才把原信交给了傅作义。
傅作义看完信件后，火冒三丈！狠狠地骂了傅冬菊一顿，当然，傅作义也不单单是在骂傅冬菊，那些难听的话，比如什么：“简直不是人，是人能这么做吗？……”显然另是有所指。
傅冬菊被骂的一声不吭。她很想安慰一下父亲，但父亲愤怒的情绪让她连一句话也不敢说。
一天后，也即2月2日，傅作义冷静下来，写信回复林彪：
“两年半的勘乱战争严重灾难，我愿担当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不过傅作义心中对这封信，显然是有些不服气的。
不过此时，北平和谈协议已然签订，傅作义再没有反悔的机会了，纵然心里有些气，也只能往肚子里咽！
1949年2月3日，北平城头上的青天白日旗黯然落下，一面面崭新的红旗昂扬飘飞着。解放军部队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威武雄壮地迈入了北平这座千年古都。
北平和平解放，没有遭受战火损毁，乃是可喜可贺的大事，然而这历史性的大事件背后，是无数人的奔走努力。我们不应忘记，正是由于傅冬菊对傅作义的情况了解得准确及时，才使党中央在在军事进攻与政治争取的配合上结合得非常紧密，掌握了用和平谈判方式解放北平的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