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张席珍重返浦东
1944年5月10日，浙东区党委派张席珍同志率杜锐、陈也男、俞叔萍、俞梅萍、倪峻，机要员刘文祥和电台工作人员王光、周岚等20余人，带一部电台，乘海船由浙东北渡，在南汇泥城芦潮港登陆。第二天，我们在奉南界河边的奉贤县瞿家宅一带会合。
我与张席珍已有近两年未见面了，他这次是自己要求回浦东来的。他的来到，使我分外高兴。我们是老战友，相互很了解，工作配合很好。浙东区党委派他回浦东是为了加强浦东支队的领导。队的领导。
根据浙东区党委指示，张席珍同志任浦东支队的支队副兼参谋长，杜锐任中队副，不久调任支队部作战参谋，其余人员均分配在支队部工作。张席珍等同志的到来，标志着我们浦东支队在浙东区党委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浦东支队装备电台后，我们与领导的联系加强了。以前，我们主要依靠张大鹏海防大队传送情报和区党委的指示。有时，我们自己在海边，找海船直接去浙东古窑浦，来回很不方便，时间又长。现在可以天天通报情况和请工作。当时，浙东纵队的每一个支队都配备了电台。电台的报务员都是在新四军军部统一培训的，所以，我们不仅可以与浙东区党委联系，在特别情况下，还能与其他支队和军部联系。
因为没有电，所以每次发报都要用手摇发电机发电。电台功率小，工作时要装很高的天线。每到宿营地，电台的同志就去找高一些的树或竹园，把天线隐蔽地架设好。工作结束后又马上拆掉。所以，有了电台又给敌人多了一个搜索目标。当时我们游击区扩大了，敌人是不敢轻易来犯的。电台工作期间，门外有专人站岗，绝对保证电台工作的安全。最累的是发电，因为发电机是手摇的，电压不稳定，又很笨重，每次转移都要抬着，而且经常出故障，遇到紧急军情真是急死人。后来王光同志动脑子，试验用100多节干电池接在一起发报，试验成功了。这样就方便多了。到1945年，我们部队基本控制了浦东平原的农村。支队部也不再天天流动了，有时在驻地一住就是二三天。这时，电台就在大白天堂而皇之地在村里架设天线。附近老百姓看到我们部队架设的"天线"，就知道我们在这里宿营。群众都向着我们，外面一有动静他们就来报告。
我们浦东支队的电台还发挥了另一个作用。上海地下党也曾用我们的电台与中央联系。
张席珍同志回来后，部队继续扩大，由原来北宋突围时的两个主力中队扩展到三个主力中队，近300人。1944年6月，建立了中共浦东支队总支委员会，鲍季良任总支书记，支队部和各中队，分别建立党的支部委员会，进一步开展建党工作。在部队建设方面，除倪德庚和徐黎的"六中"等地方武装外，主力武装作了新的调整，主力部队编序是：一中队，代号英雄中队，中队长翁阿坤，指导员姚三林；特务中队，又称过大队，代号顽强中队，中队长赵熊，指导员鞠涛；三中队，原为常备大队，这是我在1943年9月回浦东后，在南汇一区成立的地方武装，由杨明德和王厉生负责。张锡祚同志调来后，杨调支队部任参谋。张锡祚接任杨明德大队长职务。现上升为主力部队后，编为中队，代号紧张中队，中队长张锡祚，指导员陈友新。当时我们主力部队采取了精干的方针，以后，就以这三个中队为基础，发展为大队。
我们浦东游击区的发展还为浙东纵队提供了兵源。浙东第二次反顽战斗后，需扩大部队，纵队司令部指派郁德祥、周九、沈臣良等到浦东扩军。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先后带领200多青年返回浙东，编入浙东纵队五支队、三支队。以后张晓初与沈臣良又带10多个人去浙东，不幸的是在转移途中，几个坏蛋哗变，杀害了张晓初、沈臣良、李俊等同志。后这些坏家伙折返浦东时，一部分被我部抓获镇压了。
6．界河桥巧遇税警队
1944年的7月7日，我们的部队宿营在界河南侧奉贤县境内的吴家宅、张家宅、北潘家宅和唐家宅，均在头桥乡北宋村一带。宿营唐家宅的紧张中队担任对界河北岸的警戒。
这条界河是奉贤和南汇两县的交界河，河不宽，但地理位置重要。时值7月，两岸护堤草木茂盛，只有站在界河桥头向北望，才能看到南汇村里的情景。我们警戒的步哨就设在界河桥北岸。
大约凌晨3点半，天快蒙蒙亮了。站岗的班长朱木良（原名朱根泉）和战士蔡文龙、倪海彬，听到界河北侧南汇县境内的乔陈家宅附近，传来一阵阵狗吠声。他们立即监视那里的动静。不一会儿，一队黑影由宅内向界河方向过来，有一人从队伍里窜出来，匆匆跑向界河桥边。为不惊动对方，我哨兵不动声色地把来人截住："不准动！反抗就打死你！"惊慌的"来人"一看是我们游击队，就不怕了，说："南汇那边来了一批黑壳虫，也有日本人，他们可能要过河，抓我来探路的。"原来他是被敌人威迫来探听情况的老百姓。站岗的把他带到中队部，中队长叫这个老百姓留下暂时不要回去。
敌人见派出去探路的不回来，以为前面没有事，就向桥边走来。约走到离桥50米处，我们哨兵鸣枪警告，命令他们停止前进。
这股日伪税警共27人，是从奉城出动，经南汇县永庆乡第四保，再过界河桥返回奉城的。他们为了"围剿"我们，已经走了一个晚上，准备天亮前赶回去睡觉。哪里知道，我们部队比他们先到一步，已先于他们在界河桥南安营扎寨了。日伪税警队一夜搜索没有发现情况，到了家门口总想不会有什么问题，听到枪声，怕发生误会，也没有还枪，就大声喊叫："我们是中央税警团！你们是哪一部分？"嘴里还不清不爽地乱骂："他妈的！老子跑了一夜，困死了，还在这里开玩笑！"中队长张锡祚，已带部队跑步上了界河沿哨位，作好了战斗准备。他听是税警团的，便轻声命令："中央税警团是敌人，打！"令出枪响，一阵机枪射向对方。敌人立即散开，胡乱向我还击。我们居高临下，猛烈开火，敌人开始后退。由于我们对界河桥北敌情不摸底，紧张中队又是地方常备队发展起来的，新战士多，不宜追击久战，迅速撤离了这一地区。这一仗，击毙奉城日军宪兵队下士伍长丹生谷等3人，他们是由日本宪兵队和税警团混合组成的夜间袭击队。我部无一伤亡。
奉城日伪军在界河挨打后，经常出动军警到这一地区骚扰，目的是迫使老百姓疏远我们。7月20日上午，奉城伪中央税警团第三大队，由郭大队副带领士兵共17人，又到东新市一带"清剿"。其时，我们正活动于朱行埭、顾家宅、槽坊头等地。我们以静待动，等候敌人送上门来。当伪警行进到朱行埭时，等候多时的翁阿坤中队，从屋顶上突然向敌人开火，击毙伪警中士阙广发，重伤伪警施树根、樊茂昌、刘坤3人。伪税警队遭到我们痛击后，慌忙逃回奉城，我部无一伤亡。从此，这一带的伪警队就不敢再放肆了。
7．激战夏家圈
在奉贤的中部和西部地区，马伯生、丁锡山的徒子徒孙分布很广。奉贤的河流，多数又是南北向的，港上桥梁较少，从黄浦江到杭州湾区域狭小，而且在奉贤中部又有县城南桥的日军大据点，等于卡住了喉咙口。我们要向奉贤西部发展，必须跳过南桥，困难实在不小。
1944年7月中旬，我们派遣赵熊同志率领顽强中队的3个区队，约80名指战员，挺进南桥一带，争取在这里立住脚，以达到打通浦南、浦西的交通线，为部队更大范围的发展创造条件。时值江南夏收夏种季节，我们以保卫夏收夏种为口号进入该地区。
赵熊部队从南汇西南一带出发，进入奉贤西南地区后，黄志英"西南行动大队"一二十人也奉命配合行动。24日晚10时许，到达西新寺东南1公里的夏家圈（今新寺乡前胜村）以南的夏家宅宿营。夏家宅是村庄，共20多户人家，由东向西排列在夏家浜北岸。赵熊的顽强中队一区队住宅东，二区队与黄志英短枪队住宅中，三区队住宅西。部队派出步哨后休息。
这里虽是日伪的腹地，但地形条件较好，四面环水，芦苇丛生，只要消息封锁得好，部队安全是没有问题的。25日，由于周围据点里的敌人无异常动向，司务长便去西新寺镇采购面条，因为数量较多，引起日伪密探的注意。这天，又正逢农历六月初六，这是上海郊区一带的"猫狗生日"，有"六月六，猫狗洗冷浴"的习俗，天气又闷热，个别战士就下横泾港洗冷浴，这又被日伪密探发现。
敌人得到情报以后，日军一部和伪税警400多人，立即出动，从南桥、柘林分两路，分进合围我夏家宅营地。下午5时左右，顽强中队正在用晚饭，准备夜幕降临后穿过沪杭公路。这时，夏家宅四周均发现了敌人。赵熊中队长立即作出战斗部署。一区区队长李阿全率一个小队，迅速占领宅北有利地形，攻击北路敌人。赵熊中队长和张正贤指导员率一三两个区队和短枪队，迅速抢占官路，保证部队顺利越过，朝七仓墩方向转移。中队副杜锐为减轻中队部及两个区队的压力，率二区队向南突围，几乎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相互交替，边打边撤，冲过了十几条沟浜，突出重围，来到日伪柘林据点的边上。中队副杜锐判断柘林的日伪军已倾巢北去，便毅然率队冲进日伪据点柘林镇，打得一些守军措手不及，他们通过据点后，跃上海塘，向奉城塘外地区撤退，并在那里与中队部会合。
这一仗，以赵熊同志为首的顽强中队，在孤军深入、四面受敌、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能够英勇顽强地组织抵抗，最后冲出了重围，毙伤日伪军10余人，包括击毙税警大队副1人。我部在突围中敢于冲进柘林敌据点，击毙日伪军后安全转移，粉碎了日军袭击围歼的阴谋，扩大了我部在奉西南的影响，也显示了我军的战斗力。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是有意义的。突围中，我部也付出了重大代价，顽强中队机枪手祝老福，战士陈祥生、龙青山3人当场牺牲，另一位战士因受重伤被俘，后被敌人杀害。陈应根、李少锋等4人负伤。这一仗，也说明由于这个地区敌人力量较大，群众基础薄弱，我部要用武装割据办法，通过打通奉西南和浦南的交通线，实现浦东浦西连成一片的设想，当时还是困难的。这次遭遇战后，我们撤回部队，开始选择直接通过黄浦江，打通与浦西联系的新途径。
8．朱家店大捷
1944年8月21日，我们支队部和3个主力中队驻扎在南汇朱家店以南的几个自然村里。侦察员从周浦获悉，周浦镇据点的日军，要配合南汇、新场据点的日军，从周浦出发到六灶，再转向新场进行一次"清剿"。
得到这个情报后，我与张席珍研究，鬼子从六灶转向新场，再回周浦，很有可能要走朱家店以南这条通向新场的小道。如果经过我们驻地，我们就打它一个伏击，如果不经过，我们就不去动他。我命令侦察员密切监视敌人的行动。
我们之所以要选择朱家店这个地段伏击敌人，原因很多。朱家店是个小集镇，位于六灶之南，五灶港北岸，在市南口跨五灶港上有一座三逸石桥。桥南不远处，有一个南北向的狭长池塘，池塘东岸是从朱家店通过来的人行道，池塘南端路东的宅基就是张家袜厂，是一个制高点。在张家袜厂到五灶港南滩之间，是四五百米长、五六十米宽的一片开阔地，地里种着棉花。靠五灶港边及棉花地中央，各有几个土坟墩，棉花地东边又是一条南北向的小河浜。这些地方既可隐蔽，又可追击，离敌人的据点都很远。在3月20日左右，我们曾在这里打过一仗，消灭了4个日伪军。大家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打好这一伏击战，比较有信心。
为了争取时间，做好充分准备，我叫联络员杨金泉伯伯赶到六灶镇，要区长王季贤，镇长徐志良，拖鬼子在六灶吃中饭。10点左右，他们来报告说，鬼子已到了六灶，有四五十人之多，饭后要去新场，可能经过朱家店。
我们根据敌情和伏击的地形，研究了作战方案。决定翁阿坤英雄中队的张宝生带一个班，带一挺"九六式"机枪埋伏在五灶港三逸石桥西北，封锁石桥，切断敌人退路。张锡祚紧张中队的一个班带两挺机枪隐蔽在庄稼地南端，正面打击敌人，由张锡祚阵地指挥。赵熊顽强中队留守在张家袜厂浜东，从东部打击敌人，并调出一挺机枪和一部分战士，由陈金达带着机枪伏于张家袜厂屋顶，控制制高点。翁阿坤中队在指挥部左侧，准备随时追击逃窜的敌人。由于这次来犯敌人较多，而且都是鬼子，因而在敌人进入伏击圈的田埂上设置了"土地雷"。由紧张中队的顾志清负责，把16个手榴弹，4个一束捆扎好，打开保险，每隔七八米埋一束，用一根50多米长的青色麻线把"四束""地雷"连接在一起，由战士严海彬操纵。各中队按我们的计划，在中午12点以前隐蔽进入预定位置。
这次下来"清剿"骚扰的鬼子是小队长龟田率领的一个小队，共47名。他们在翻译陪同下，10点多钟到了六灶，在那里吃了一顿丰盛的宴席。下午1点多钟酒足饭饱后，大摇大摆地穿过朱家店小镇，往南再经过五灶港石桥，进入了伏击圈。开头是向导和3个尖兵，20多米后是一纵队鬼子。当敌人全部进入了伏击圈后，我举枪命令："开火！"顷刻，正面和侧面埋伏的战士，机枪、步枪齐发，地雷也"轰"、"轰"、"轰"、"轰"连锁爆炸。战场顿时子弹呼啸，枪声震耳，硝烟弥漫，敌人不知所措，乱作一团。张锡祚立即命令冲锋，不可一世的鬼子有的负隅顽抗，被战士当场用枪打死或刺刀戳死。由于路西和路南是池塘，鬼子要么往回走，要么绕过池塘往西走，因五灶港石桥已被我堵死。余下的敌人只能争先恐后绕道向西逃窜。翁阿坤中队按预定路线迅速追击，由于圈子绕得大了些，机枪封锁石桥时已有七八个鬼子逃过石桥；没有逃过去的，沿五灶港南岸，过小河直往朱家店以西孟将堂逃去。敌人在过河时，被我埋伏在五灶港北岸的战士用枪打死，有的被手榴弹炸死。
在打扫战场时，我们发现有两个鬼子赤膊钻在棉田里。傅银华等就和鬼子拚刺刀，敌人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不几个回合，就被刺死。在搜索"地雷"阵地时，一个躲藏在池塘芦苇丛中的鬼子向战士毛林生打了一枪，毛林生不幸牺牲。战士们怒枪齐发，把这个鬼子打死在池塘里。
这次伏击战，从打响到结束，不过1个小时，共歼日军34名（仅13个鬼子带6支步枪逃回周浦据点），缴获掷弹筒1门、机枪2挺、"九九"式新式步枪10多支（这种步枪是当时日本最新式步枪，可以打飞机），其他枪支20多支，弹药400多发，还有太阳旗、望远镜、子弹盒、钢笔、钞票等东西。我们还从鬼子尸体上，搜到许多护身符，形状像一块墨样的木牌，上面写着"武运长久"四个字。这些东西还在部队墙报上展览过。
日军在朱家店受重创后，驻浦东南汇大本营的司令长官召集全县伪区长、伪乡长训话。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东洋先生心里明白明白，区长的百分之三十相信东洋先生，乡长的一半的一半相信东洋先生，保长的统统的不行。诸亚民部队，狡猾狡猾的、坏东西的。"他下令要伪区、乡、保长报告游击队情报，威胁说："不汇报要死了死了的。"为了报复，日军出动了日、伪军数千人，把整个南汇地区的路、桥全部封锁起来，进行整整半个月的"扫荡"。而我们的部队早就跳出南汇，转移到海塘一带，正在很好地进行休整。
朱家店伏击战对敌人，特别是浦东的日本鬼子打击很大，因为他们进入浦东以来，从来没有遭到如此大的厄运。因此，那些小据点的日军全部撤退到大据点，少数鬼子也不敢出来"清剿"、"巡乡"了。南汇城里有5个鬼子听说要下乡"扫荡"，就上吊自杀了。南汇、大团据点里有两个翻译逃跑，伪军处处向我们打招呼，刘铁城部下主动找我表示"不再为敌"。我军深得民心，部队也有了新的发展。
朱家店战斗也是敌人占领上海郊区以来，被我军一次性消灭日军最多的伏击战，浙东区党委对这次伏击战评价很高，在《新浙东报》上专门作了报道。全国解放以后，这一战斗被总参谋部军训部、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作为步兵连第一个优秀"进攻战例"写进教材。这一仗，我们所以打得好，原因有几条：一是依靠群众掩护，伏击部队保密工作好。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在田里劳动的群众毫不惊慌失措，很沉着，积极配合我们的伏击；二是选择了一个有利的地形，既能隐蔽又便于发扬火力；三是布置比较周密，攻、守、追、堵分工合理，没有让敌人有可逃的地方；四是指战员斗志高昂，不怕牺牲；五是摆"地雷阵"取得了成功。
为了纪念朱家店伏击战的胜利，解放后当地政府还在我们的战场上竖起了朱家店伏击战胜利纪念碑。让那些侵略者永远记住，欺侮中国人民决不会有好下场的，中华大地处处是他们的坟墓。
【朱亚民，1916年12月出生于江苏常州戚墅堰石家桥。早年积极投身工人运动。1937年任香港印刷业工会执委，监察委员。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港厂党总支委员，组织部长。1940年2月受命率抗日服务团"返沪，赴浦东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历任中共浦东工委委员，军委书记，新四军浙东纵队浦东支队支队长，淞沪支队支队长，淞沪地委委员等职。解放以后，历任松江军分区副司令，嵊泗列岛军管会主任，江苏省工业厅厅长、党组书记，省委委员，苏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等职务。1982年正式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