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结束，代表团回到莫斯科，即将回国之际，我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要我原地待命，将有新的任务。我只得把代表团送走，自己一人住在旅馆。几天后一辆黑色轿车到旅馆来接我。上车后，见到联共中央一个部门（大约是对外联络部）的干部柯瓦略夫，他严肃地坐着，也不说话；车窗挂着深色帘子，一切显得神秘兮兮的。车子在街上兜了几个圈子以后，他开口说话了。他说，中共中央周恩来同志来电通知，要我陪同即将来苏联的江青，在她治病和疗养期间任她的翻译。我原来以为等待的是什么艰巨任务，竟是此事，不禁怅然若失。
我对克瓦略夫说，我不懂医疗方面的术语，况且在国内还有工作等着我。他说，这是你们中央的指示，你明天到机场去接江青一行。车在大街上又转了几个圈，停在旅馆门口，我下车了。
第二天早晨，一辆小车到旅馆门口接我，去机场接人。一架小型飞机降落机坪，上面下来了几个人，第一个就是江青，她身着一件天蓝色的呢子大衣，细高个，风度翩翩。身后是女儿李讷，大约七岁，还有一位质朴的黑红面色的妇女，经介绍是陈真仁同志，是军队卫生部部长傅连嶂同志的爱人，参加过长征，此行任务是照顾李讷。还有一位是米大夫，苏联人，是苏共派到延安为中共领导同志治病的保健医生，这次负责护送江青来苏。1946年在延安曾见过江青一面，她此时显得很熟络，和我谈起来，说是中央决定她来苏治病，她向周恩来同志提出，要一个好一点的翻译，周即为她指定了我。
我无话可说，为了毛主席，这个任务必须完成。
我们一行四人（米大夫已自己回家）住进莫斯科郊区一所幽静舒适的高级别墅。这是一所北欧风格的建筑，浅色的木结构，室内布置高雅洁净。室外有网球场，错落有致的花木，还有一片大大的树林。别墅里已有一位女管家，名字我忘了。她见到江青时，称她为 MADAM 玛丹（夫人），还行了一个屈膝礼。然后请她休息，为她整理行李；问到陈真仁时，似乎理解地说，是保姆。我向她解释，说是同志，她仍持己见。我对这样尊卑的区分，很觉不是滋味，却又无可奈何。
这次江青来苏，主要住在这里，还住过克里姆林宫医院（中国同志称为"皇宫医院")、巴尔维哈疗养院以及南俄克里米亚的亲王（旧俄时代的）行宫，直到10月初才回北京。
逐渐地了解到，这种别墅是国家的宾馆，除管家外，还有清洁女工，管打扫屋子、洗衣之类，还有专门的厨师。此外，为江青配备了三名有军官衔的随身警卫员，他们轮流值班，别墅院子里有若干名便衣警卫人员（我不常见到），他们在房角、墙边或树林里执勤。此外，可能在院墙之外还有警卫。
住下后，每天吃饭、散步，没什么事。不久，联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派来一位女工作人员卡尔东诺娃做联络工作。首先就是安排江青、李讷去检查身体。我陪同她们去皇宫医院（即克里姆林宫医院）住了一段时间，结果两人都没查出什么病来，但都有扁桃体肿大的问题。于是动手术割扁桃体。除了做翻译工作外，我还给李讷读《西游记》。不久出院，又到巴尔维赫疗养院住了一段时间。在这里疗养的除了苏联的高级领导干部之外，就是外国贵宾了。
出疗养院后，又回到莫斯科郊外的那所别墅。大约就在此时，即建国前夕，刘少奇同志率代表团来苏，与苏共斯大林为首的中央负责人晤谈。
一天，江青带我去见少奇同志。见面气氛甚欢，少奇同志也很高兴，谈了不少话。大约就在这次，斯大林通知宴请代表团，同时还邀请了江青。刘少奇约江青单独去谈几句话。一会儿，江青来了，说是头疼，立即躺下，看样子在生气。过了一会儿，她开口了，竟是数落少奇同志的不是，说她的老婆就是个资产阶级，有什么了不起，竟管起别人（江青自指）来了。
我自少年时代起，在苏联受到的熏陶就是崇拜领袖，敬爱党的领导人。回国后，我把这种感情带回来了。我崇拜毛主席，尊敬我党所有的中央领导人，当然包括我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同志，对他和所有其他中央委员都崇敬有加。听江青这样说我极为尴尬，只得沉默。一会儿江青又开口了，说少奇同志要她见斯大林时说话谨慎些，不要随便开口。可见，这完全是对她的关心，不曾想她竟恼怒异常。接下来她又说宴会上她应向斯大林敬酒，问我该怎样说祝酒词，我们商量了一阵，后来定下来，大意是：领袖的健康就是人民的幸福（在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有较详细的叙述）。
这一天总算过去了。
不久后，江青托付即将回国的高岗把李讷和陈真仁同志带回去，自己则按苏方的安排去南俄（黑海边的克里米亚）休养。陪她同去的除我之外，还有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女干部卡尔东诺娃。在克里米亚我们住进了一所据说是沙俄时代一个王爷尤素波甫的行宫。宫殿舒适宽敞，经过一条不长的山坡路就能到达海边。跟随江青的还是原来的一套人马：警卫、管家、厨师，对江青照顾得无微不至。
在莫斯科的一段时间，天天在江青身边的就是我和陈真仁同志，一开始她就把我们二人叫到床边，她躺着。对我们说："告诉你们，中央是命你们来照顾我的，你们的责任就是把我照顾好。"其实不用她说，我也知道自己的责任。她这样说，无非是要我们时刻对她毕恭毕敬。不久后，又看出她对我们二人的态度区别颇大。对我是和颜悦色，对陈则极尽挑剔之能事。比如，陈真仁同志有面部痉挛的毛病，大概是由于她多年的艰难斗争生涯（她参加过长征）落下的病。但江青却认为这面部痉挛令她瞧得难受，令她神经紧张，吃不下饭。竟当面对陈说了几次。我们住疗养院的时候，陈真仁想学骑自行车，当时完全有条件，有车，有宽敞的院子，还有警卫人员在旁帮忙，但江就是不许，还说了许多尖刻、挖苦她的话。逼得陈真仁回房大哭。我劝她小声点，不要又让江青来说她。陈已忍无可忍，倒在床上，拉住我的手不住地大声哭泣。我们在疗养院住了两间房间，两房相距不远，我想江青也听见了，幸亏没有过来。她以后对陈真仁还丝毫不假辞色。不但当面，背后也对着我数落陈的不是。连陈的衣服料子较好也成了她的错处。事情是这样的。一次，联共的联络人员卡尔东诺娃来说，苏方要为江青及随行人员做衣服过夏天，本应是免费的，但因知道江青随身带着三万卢布，就问是否由她支付这笔费用。江青答应了。于是卡尔东诺娃带来几种衣料和裁缝，让我们自己选料。大家都不知价钱，就随自己的意思挑了料子，衣服做好后一算账，陈真仁的衣料最好，价格也最贵。这本不干陈的事，但背后江青却常说陈尽拣好地挑，还常唠叨说陈脾气不好，尽摆脸色给她瞧。说的次数多了，我忍不住问江，为何当时不找一个普通的保姆，却要一位长征过来的女干部给她带孩子。江说，是他们夫妇俩自己要求的。我想很有这种可能，当时大家对苏联极为向往，觉得能来一趟苏联，亲眼看到当时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自己莫大的荣幸。可是谁能料到本以为是同志的江青却这样难伺候。
江青对我的态度还算好，经常同我聊天。时间久了，甚至说了她自己的不少私事。现在想来，她是在美化自己，惟恐我听过有关她的风言风语，对她会有看法。其实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凡是她说的关于她自己的话我全都当真。实际上这里面有真的也有假的。她说过自己的悲惨的童年，母亲以帮佣为业，父亲是木匠，酗酒成性，晚年因家境贫寒，常殴打老婆孩子出气。她最小，没有被打，但母亲和哥哥们被打时她在旁吓得发抖。几个哥哥都因挨打而离家出走。她说当她读高尔基的小说《童年》时感同身受。她觉得自己和高尔基有近似的童年。原来因家贫不能正常上学，她只得上戏校学京剧。这个戏校就像是旧式戏班子，师父师娘带几个徒弟，管理甚严，待遇极差，徒弟们在师父盯视之下，吃饭都不敢捡菜。常常吃不饱。后来不知怎的，她到了青岛，在大学旁听，同时似乎在图书馆打工。这时她恋爱了，对象是黄敬（解放后曾任天津市长）。在讲这一段时还说了那位大学校长赵太谟和妻子俞珊的一些事，我并不知这都是一些名人，也就没怎么在意。这时好像她已参加革命。再往后，她们乘船去上海，到上海后二人都受到"左"倾路线的打击（不知是立三路线还是王明路线），二人分手。她在工人夜校教过书，然后到电影界工作，也演过进步话剧，如《大雷雨》等。凑巧当年有同乡请我和姐姐看过这出戏。只记得戏中的恶婆婆和酒鬼儿子给人印象颇深，对于剧中女主角卡捷林娜却没太注意。而这正是江青演的角色，她再三问我，我只能说出女主人公是穿浅红色衣裙的。她就说我年纪小，不懂戏。实际上也是这样。她还告诉我，当时她和唐纳（唐纳是文人，写过文章，办过报纸，与江青于1936年分手）曾同居过，唐并不关心她的事业，处处拉她的后腿，甚至当她发着高烧还紧张排戏时，唐竟以自杀相威胁，不让她跟他离婚。据说前后共自杀过五六次。江因此勉强维护他们的婚姻生活。据江说，唐的自杀是假的，每次自杀时吞下的红头火柴不超过六根。而六根红头火柴是不足以致命的。为了他们离婚的事上海的小报大肆炒作，她说的这些我都信以为真。
接着江青谈了她去延安的事。抗日战争刚开始，她就去了延安。遇见了毛主席，这才开始有了真正的爱情。不过据她说，她们婚后，在开始时不是很和谐，她还不能理解主席的情绪变化，不能理解他喜怒的原因，因此时有抵触，甚至有一次她还离家到基层蹲点。因李讷生病主席将她接回。此后她努力去理解主席，揣摩他的喜好、意图。终于明白他的一喜一怒都与大事有关，与国际、国内、党内战局的大事有关，她掌握了这一点，言谈举止之间就能适应他，并在生活上尽量体贴他。逐渐营造了家庭中协调的气氛。据她说，经过三次婚姻唯有这最后一次，她才真正体会到了爱情、家庭生活的幸福。
只是在谈到文学、戏剧时我才觉得和她有一定的共同语言。她很熟悉30年代上海电影界的情况，谈了当时的一些轶事。关于孙维世，她也很熟悉，以前辈的口吻说，她很年轻，有孩子气，可爱，但不成熟。住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时，可以调苏联库存的影片来看，除了苏联电影外，还有大量的战胜德国后作为胜利品缴获来的西方影片（德国库存的）。主要是美国的，也有英国的，都有俄文字幕或俄语配音。只要没有事，我们就几乎天天看。对于有些影片和演员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因此谈起观感来颇为投机。不少苏联电影也令她颇为神往。关于中国电影，除了30年代的，还谈到解放初期上映的一些电影。那时有一部叫《清宫秘史》的影片颇为轰动。江青问我观感如何。我说我并不欣赏。要知道我受苏联文艺方面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影响颇深，凡不够这种标准的我都认为不真实。当然现在看，我的欣赏能力是不能作准的。可是江青却抓住这点不放，说，连你都看出有问题，我们（大概是指主席和她）看出《清宫秘史》简直是一部卖国主义影片，可是少奇夫妇却认为是一部爱国主义影片。你看看他们的趣味。其实我当时还真未看出《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的影片。至于文学，我受苏联影响颇深，尤其战争刚结束，崇拜英雄人物成为风尚，我喜欢的书，除了苏联战前的和俄罗斯古典文学外，就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以及《关于一个真正的人的故事》等。她则向我介绍了她喜欢的，其中有《第四十一个》等。当时凑巧，找到了这本书，我立即读了，并谈了我的看法。我认为，这本书中说的不可能是事实，一个在革命战争中成长的红军战士不可能爱上一个白军的军官，不可能欣赏他的细嫩的白皮肤和蓝眼睛，等等。我还说了另一些看法，我认为，一本小说，其中主人公如果是一个和普通读者一样的甚至更差一些的人，那就不是什么可以值得一读的书，不能激励一般读者的进步、向上。她当时似乎同意也似乎不完全同意。只有对一本书，即《红楼梦》的评价方面，我们都一致认为是伟大的作品。她还收集了一些评价和解读这本书的文章。
当时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摄影。江青从国内就带了照相机来。东道主见她有此爱好，大量供应胶卷，洗印照片，好像还送了她高级的照相机。当时在苏联刚开始有彩色摄影，江青和她的随从以及警卫人员尽情地拍了大量照片。
我还陪她去苏联大剧院看了不少芭蕾舞剧、歌剧。但话剧看得很少，大约在那种场合不方便翻译的原因。
至于我，则从自己这方面把我所知道的所有一切都告诉了她，无非是我来苏联的经历，和孙维世一起在战争中所受的磨难等等尽数告诉了她。本来1946年在回国时和维世谈好的，为了不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我们在战时见到的一些阴暗的东西不随便对人说。但对于她，毛主席的妻子，我觉得什么都可以说。
总之，在1949年江青去苏联那一次，她既未查出什么大病，对许多新鲜事物也很感兴趣，愿意聊天，愿意玩，我们似乎有许多可以谈的。那一次是我和她相处比较和谐的一次。当然也有一些事我不以为然，也不了解。如她对刘少奇同志背后的贬抑之言，对陈真仁同志的态度。
还有一件事，是住在巴尔维赫疗养院时发生的。一天，我们一行人，即江青和她的随从，在花园里散步，迎面走来几个中国人，其中我认识的有李德全及子女。我以为江青会过去与他们寒暄。不料江青不但未打招呼，而且转过身就走，我们只得跟着回到屋里。她对我说："我认识那个人，他叫殷扬（谐音，后来知道是扬帆），是个坏人。"我莫明其妙，她也没再说什么，只显得心慌意乱。这件事我不明所以然，但印象深刻。直至出现了潘汉年的案子，其中扬帆也卷了进去。但不知道那是冤案。"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才逐渐真相大白。我也才明白，在莫斯科时，江青见到扬帆转身就走的原因。那是因为扬帆对于她过去在旧上海的情况非常了解。
1949年10月回国，关于10月1日开国大典的消息，我是在《真理报》上读到的，心情激动，热泪盈眶。过了几天，大约10月6日，我们坐火车回国。回国坐火车这件事，是毛主席来电话时专门叮嘱的。可见他对江青的关切。苏方派了一节专车，还配备了专门的服务人员、厨师、列车员等。听说毛主席专门接见了一次专车服务人员，表示谢意。
途经东北，到达哈尔滨车站时，竟见到许多妇女同志在站台向江青致敬欢呼。我感到诧异，因为江青不过是私人出国治病，并没做什么工作，为什么要这样欢迎。以后我才明白，这纯是高岗为取得江青的好感而特意安排的。到达沈阳时，高岗亲自来迎，请到当时最大的旅馆﹣﹣铁路宾馆住了一天。他们谈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听江青对我说，高岗说他的翻译卢竞如不可靠，他又不懂俄文，不知卢说了些什么。因此他请江青把我留下做他的翻译。我告诉江青，我要去找我的母亲。江青说，你父亲现在已经另有家室，母亲如到北京，不免尴尬，不如直接坐津浦线，经过天津出山海关到沈阳，高岗自会有很好的安排。我未置可否，因为我尚未找到母亲，再者我兄弟妹妹多人，大多在北京，母亲是否愿意去东北，我不能决定。后来我们未去沈阳，母亲和我们聚在北京，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直至"文化大革命"。
这第一次和江青相处的四五个月，江青似乎颇为满意。回来后就对人说，我们关系好。以至于有回见到毛主席，他对我说："江青说，你们两人是知心的朋友"。我则有些惶恐，因为我通常在伟大人物面前总自感渺小，不知该说些什么。但自己考虑，这"朋友"二字是够不上的。我遵从组织的安排，陪了江青一些时候，处处照顾她，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职责，我们两人的地位是不同的，够不上"知心朋友"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