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长环境。1919年2月，我出生在江苏省沭阳县第七区观音阁乡第四保（今为十字乡赵桥村张庄）一户贫农家庭。我的父亲叫孙信芝。在我记事前，父辈三兄弟已分家，各立门户，每家分得两间草房、五亩地，三家都很贫穷。
观音阁乡地处苏北平原，土地贫瘠，经常遭受水旱灾害，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很低，加上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大多数农民生活非常贫苦。大约占人口8％的地主富农，却占有耕地55%~60%；而占人口60％以上的贫农和雇农，只占有10％左右的耕地。地主阶级凭借占有的大量耕地，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剥削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形式是地租剥削。就是地主把土地租给无地或少地佃户耕种，收获时对半分成。那时，农民还需要无偿地为地主做一定的家务劳役。另一种形式是高利贷剥削。农村较多的是借粮，冬春粮价高时，借粮折成钱，麦收后以低价粮食折成钱还债，真是春借1斗（15公斤），夏还2斗或3斗。再加上国民党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农民一年收入的大部分都要交租、交税和还债。一年辛苦到头，只能靠吃山芋（红薯）和糠菜充饥。由于苏北地区经济落后，农民读不起书。全乡当时有文化的人，就属大地主耿兆英的儿子耿维俊，大概读到初中。全乡高小毕业的只有三四人，也都是地主富农家庭的子弟。广大穷苦农民，除少数人读过一两年的书外，大多数人都是文盲。
那时，农村主要实行乡、保、甲制度。乡设乡长，保设保长，甲设甲长。乡保甲的规模，主要依据自然条件，一般一甲十户左右，一保十甲左右。经济总是和政治势力、社会势力（"青红帮")、宗族势力结合在一起的。在观音阁乡姓氏宗族非常集中，全乡五个保，一、二、四保都是姓耿，三保姓赵，五保姓华的比较多，伴有少数杂姓。旧社会大姓人多，财主也多。抗日战争以前，观音阁乡历届乡长都是由全乡最大的地主耿兆英担任，耿兆英的儿子成年后，便接替其父亲坐上了乡长职位。保长、甲长也都是本保本甲最有钱的大姓大户担任。当时，参加"青红帮"的人也比较多，都是地痞流氓、土匪等相互勾结起来的社会势力，再加上旧的政权势力、封建地主、姓氏宗族结成的政治势力，都是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压迫和剥削贫苦农民的。这些人必须依靠当地"青红帮"大头目、大流氓、大土匪的保护，才能当大官、掌大权。"青红帮"、大流氓、大土匪，又必须和地方政府官员和地主恶霸势力相勾结，才能横行乡里，称王称霸，欺压黎民百姓。
我在这里生长、读书、种地；全乡姓孙的只有我家一户，可谓孤门独姓，举目无亲，家境贫寒，社会地位低下。我父亲一辈子当农民，除种自家五亩地外，也佃种别人十来亩地，家中有三间破草房，农具不足，和别人家共养一头耕牛。因土地贫瘠，缺肥少水，产量很低。一年收的粮食，给地主一半后，只能维持全家三至四个月的生活。一年到头过着"番瓜葫芦半年粮"的吃糠咽菜生活。冬天借高利贷，夏收时以低价的粮还债，这样年复一年，欠债一年比一年多。这个地方三年两头遭灾，不是水灾就是旱灾，每遇大灾之年，则欠债更多，地主讨债逼得紧，就得卖地还债，到抗日战争开始前，家中只剩下三亩地了。我父亲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农忙种地，农闲出卖苦力，常年辛苦劳作，也不够维持全家人的吃饭穿衣，过着一年不如一年的穷苦生活。
我七岁时母亲病故，父亲和哥哥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含辛茹苦把我抚养长大，并坚持把我送到当地的一家私塾读书，因家境贫穷交不起学费，老师看我读书勤奋，只收半费。直到我读完"四书"，又进了本乡公办小学，从三年级读到小学毕业。由于没钱升学，为了使我能继续学习，校长把我留在学校，一边为低年级学生代课，一边继续学习。代课一年后，又到一家村办小学当了两年教员。直到1938年2月，日本侵略军侵占了沭阳县城，学校停课，我才回家种地。从小我的父亲希望我长大后离开农村，总是想方设法让我去当工人、店员之类或者去做其他的什么事情，能离开农村，找一份能够维持生计的事情做，就是我父亲一生的夙愿。他曾为我找门路当学徒，都因没钱而未能如愿。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和成长的。1937年7月开始参与学生抗日宣传运动，1939年八路军进驻观音阁乡后，我作为青年代表参加了"青救会"；1941年3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了乡农会宣传委员、乡中共党支部书记、乡指导员、乡农会会长、边防游击队指导员，和当地人民群众一道组织农会、减租减息，建立民主政权，抗击日本侵略军。直到1944年反扫荡胜利后，我才调离这个乡。
我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二十来年，我熟悉这里每个村庄和道路，熟悉这个村里同龄以上的大部分人。在战争年代里，我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衷心地感谢他们对我参加革命工作的支持和帮助。
思想的启迪。我的家和广大穷苦农民一样，由于缺少土地，佃种别人的耕地，受着地主的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过着吃不饱、穿不暖，受压迫、受凌辱，一年不如一年的贫穷生活。记得有一次，父亲借了富农耿家的一把农具"浆子"种秋豆，因晚还了半个小时，耿家人跑来大骂。这位耿家人曾当过保长、乡长，是当地比较有势力的富农。当时，虽然我年纪不大，但这件事还是记得很清楚。我在读书的时候就常常想，要是有一天，自己家里也有土地，自己耕种自己的土地，收获的粮食不用交地租，全家人能吃饱穿暖，过着不受剥削和欺压的生活，那该有多好呀。实际上我的这种思想，也是我父亲一生追求的梦想。我父亲非常希望我长大以后能够改变家庭的贫穷面貌。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送我到私塾读书后又边学习边教书，我对社会有了基本了解。
在我十几岁时，我有一个堂表叔，是个背着锣鼓跑江湖的说书人，经常在苏南、皖南、皖北、湖南等地的农村、城镇说书卖艺。他听到不少有关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共产党、工农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劫富济贫的故事，回来后经常讲给我们听。我很喜欢听这些故事，也常常去找他。久而久之，在我头脑海里逐渐形成了共产党是劫富济贫搞共产的，等到全中国解放了，那时，社会上就没有穷人了，也没有富人了，大家都一样了，我的家有地种、有饭吃、不受剥削和压迫了等念头。我逐步认识到，要想改变贫穷落后的生活，一定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只有解放全中国，劳苦大众才能够翻身解放。
乡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中国的形势日趋紧张。当时，我在学校当教员，积极组织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自己编写讲稿，带领学生拿着宣传彩旗到农村集镇，向群众宣讲抗日救国道理，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
1938年2月，侵华日军侵占了沭阳县城。当时，日军除集中大批兵力出城抢掠外，平时少量日军是不敢出城的。国民党军队主力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区乡旧政权也都潜逃、隐匿起来。在八路军、新四军主力还未到达前，乡里一度陷入日寇奸淫掳掠，残暴蹂躏广大劳动人民的混乱之中。农村土匪四起，残害百姓。被日伪军利用的反动势力，打着"小刀会"的旗号，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黎民百姓无法正常生产和生活。当时，以万玉柱为首的反动势力制造的"小店事件"震惊了整个沭阳县城，在新四军三师六七八团与淮海军分区警卫营共同打击下，才平息了"小刀会"的叛乱。这时观音阁乡大地主耿兆英慑于革命形势的压力，把儿子耿维俊的乡长职务转移给了政治经济势力仅次于耿兆英的耿兆云。虽然乡长换了，但政权的性质没有得到丝毫改变。
1939年，八路军从八区的马厂、小店、谢圩一带进到七区观音阁乡一带，剿灭"小刀会"，便衣武工队发动和组织青年成立了青救会，在七区区政府院内召开了成立大会。我作为乡青年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回乡后，我开始组织进步青年成立了民兵自卫队，巡逻站岗，防匪防特，保家卫国。
当时，乡长耿兆云和社会上的反动势力看到共产党可能会胜利，便策划让第四保的一个贫农耿开仁来当乡长。原因是有势力的人不敢当，没有背景的贫农当不上。耿开仁虽然是贫农，但没有读过书，是个憨头憨脑的"马大哈"。他们安排耿开仁出来当乡长，目的就是应付共产党，企图搞"两面政权"。耿开仁当了乡长以后，就参加"青红帮"，暗地里帮助国民党做坏事，把农民自卫队从地主手中夺来的几十杆枪，全部收缴后送给国民党，并帮国民党在区乡给流散人员送粮。耿开仁的这些做法引起全乡老百姓的强烈反对。当时的青救会、民兵自卫队通过开会把耿开仁改选掉了。之后，耿开仁就当上了土匪。耿开仁下台以后，由耿兆引当乡长。后来我在党校整风班学习时，才知道耿兆引是中共地下党员。
1939年8月，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开辟了县东根据地，各乡都组织了抗日武装力量，与日伪军鏖战。1940年秋，上级决定，将沭阳县的第七区和泗阳北部地区合并，组成泗沭县，县委书记郭光裕，县长夏如爱。原来的沭阳县第七区合并后仍称第七区，区委书记方振，区长彭瑞人。各乡保政权相继进行了改选和重建工作。
这时县区加强了对农村基层工作的领导，发动群众建立了乡党支部和农救会组织。区里把耿兆引的乡长职务免掉了，换上了耿立功。不久，耿立功调走后又从外地调来了张贯超任乡长。经过几次调整后，才正式成立了乡抗日民主新政权，即"代表无产阶级及雇贫农的共产党占1/3，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占1/3，代表中等阶级的开明绅士、名流学者占1/3"的"三三制"政权和参议会制度。
成立乡农会开展减租减息运动。1941年3月，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各保以村为单位组织了农救会小组。第四保在耿大东庄召开全乡农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乡农会。在这次会上，我当选为乡农会宣传委员。也就是在这一天，由区委委员张施钜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乡农会的成立大会开得很隆重，到会的人很多。区委书记方振、区委委员张施钜都在会上讲了话，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震动，进一步鼓舞了广大基层群众的革命斗志。之后，区委又派人来乡里，组织召开了乡农会委员会，民主推选我担任乡农会会长。
1941年4月，在区委的直接帮助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观音阁乡党支部，我任乡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有方从举、赵成然。当时，党的组织是保密的，我的公开身份是乡农会长兼乡政治指导员。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贫苦农民的生活难以维持，为了改善不合理的主佃关系，提高广大农民抗日救国的积极性。根据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精神，在抗日根据地发动和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观音阁乡普遍发动了广大贫农、佃农向地主、高利贷者，开展减租减息和退租退息运动。按照上级规定，主要实行"二五"减租、减息，即从交租交息时起，到开展"二五"减租运动时止，以原年额25％的租额息额退还给佃户和欠债户，有多少年退多少年。之后，租额息额全部按照原租额息额减去25％的额度缴纳。这样，相当一部分农民从地主手里退回了过去多交的租额息额。在当时，地主不愿意用现金退还，以土地作价退还，农民也愿意。一般佃户都从地主手中退得了数量不等的土地，每户多则十几亩，少则几亩，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有了初步改善。当时，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初步成效，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有了很大提高。
不久，乡长张贯超同志调走，区里任命方从举任乡长，耿斗南任副乡长。
【孙哲，1937年7月开始参加学生抗日宣传运动和"青年救国会";194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了江苏沭阳县第七区观音阁乡乡农会宣传委员、乡中共党支部书记、乡指导员、乡农会会长、边防游击队指导员；1944年7月，任沭阳县新集区区委委员、区治安股长；1945年4月～8月，先后任沭阳县里仁区区委委员、区农会会长；1945年9月，先后任新四军三师独立旅二团连指导员、旅政治部干事；1946年4月 ~ 1948年5月，先后任通辽县大德泉区区委副书记、书记；1948年5月，任中共辽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农村组组长；1949年6月～1953年3月，任中共江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农村组组长兼省土改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53年4月～1959年3月，先后任中共江西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主任、二处处长兼江西省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59年4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1973年3月，任江西省农林垦殖局副局长；1975年5月，任江西省农业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1977年5月，任江西省农业局党委书记、局长；1980年1月，任江西省农业厅党组书记、厅长；1983年4月～1993年2月，任江西省第六届、第七届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