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长河,大国兴衰更迭构成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画卷。参考资料描绘了一种观点,即美国在其崛起和维持霸权的过程中,曾针对一系列被视为挑战其地位的“世界老二”国家,采取了多种策略进行遏制。
从昔日英帝国到后来的苏联、日本,乃至欧盟,似乎都曾经历过类似的挑战与压力。
引用基辛格的观点,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认为中国是这格局中的“第五个老二”,但其发展路径和展现出的韧性,似乎预示着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可能性。

老牌帝国风光不再?—— 英国的“让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英国虽名列战胜国,国力却已消耗巨大。在此背景下,美国于1941年推出的《租借法案》,成为了一个关键节点。
该法案要求英国动用其宝贵的海外资产,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殖民地权益(如军事基地使用权)以及国库中的黄金储备,来换取维持战争所必需的物资。

这一过程,客观上加速了英国传统全球影响力的流失和经济实力的削弱,昔日的世界工厂和全球债权人,一步步走向了需要外部输血的境地。
战火平息后,世界的经济秩序面临重塑。
1944年,在美国主导下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与黄金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

英镑曾是全球贸易结算和储备的主要货币,但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制度设计,将美元推上了世界货币的王座,英镑的国际地位随之式微,其背后所代表的经济主导权也旁落美国之手。

英国制造业的下滑是英国制造业整体空心化的一个缩影,昔日的工业强国在部分关键领域失去了优势。
技术层面的制约,也被参考资料视为美国策略的一部分。“瓦森纳安排”使得英国相关高技术产业失去了潜在的广阔市场,进而影响了其持续投入研发的动力和能力,导致部分本土产业的竞争力逐步下降。
最终,英国沦落至需从中国等国进口钢铁等基础工业品,并使用了“五常之耻”的评价性词语,以此描绘其国际地位和工业实力的相对下滑。

红色巨熊轰然倒地?—— 苏联的解体
冷战铁幕落下,美苏争霸成为世界主轴。美国于1983年正式启动“战略防御倡议”,即广为人知的“星球大战计划”。
面对这一挑战,苏联为了维持战略平衡,不得不将国家资源的重大部分——据称高达国民生产总值(GDP)的20%——投入到庞大的军工复合体中。

这种畸形的资源配置,虽然在特定尖端军事领域取得了成就,但其代价是严重挤压了民用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空间,导致消费品长期短缺,民众生活水平提升缓慢,经济结构日益失衡。
国民经济对军工投入的过度依赖,使得整个体系变得僵化且脆弱,为日后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除了长期的军备竞赛消耗,1986年国际石油价格的断崖式下跌,对于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换取硬通货的苏联而言,油价的腰斩无异于釜底抽薪。
外汇收入的锐减,直接切断了苏联引进西方技术、购买粮食和维持其全球战略存在的经济生命线,进一步加剧了国内本已严峻的经济困境。

军事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打击之外,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被参考资料视为瓦解苏联的另一重要手段。
美国通过各种渠道,长期支持苏联内部以及东欧卫星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反政府组织,为他们提供资金、培训和宣传平台。
同时,利用“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等媒体工具,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持续的广播宣传。

这些广播内容往往聚焦于西方世界的“自由”与“繁荣”,对比和放大苏联模式下的社会问题、经济困难和政治压制,以此来动摇苏联民众的信念,煽动民族矛盾和离心倾向,削弱苏共的统治基础。
这种外部的意识形态攻势与苏联内部积累的各种矛盾相互作用,最终共同加速了苏维埃联盟及其东欧阵营在1989年至1991年间的迅速解体。

东方岛国泡沫破灭?—— 日本的“失去”
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以惊人的速度腾飞,其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出口导向型模式使其迅速积累了巨额贸易顺差,尤其是在对美贸易方面。
日本的汽车、电子产品等行销全球,日本资本也开始大规模进行海外投资,“日本可以说不”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

美国对此的回应策略主要集中在金融和技术两个层面。
金融领域的关键一役,便是1985年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签署的《广场协议》。
该协议由美、日、西德、法、英五国财长共同达成,其核心目标是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促使美元对日元和西德马克等主要货币有序贬值,以缓解美国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
该协议直接导致日元在随后短时间内升值幅度高达50%。

在《广场协议》之后,大量国际资本(资料中特别提到了美国资本)涌入日本。
这些热钱并未大规模进入实体经济,而是瞄准了日本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在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下,这些资本的涌入迅速吹起了巨大的资产泡沫。
东京的土地价格被炒到“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神话程度,日经指数也一路狂飙。

繁荣的表象之下,是脱离实体经济基本面的疯狂投机。最终,泡沫的破灭无可避免。
随着日本央行开始收紧货币政策以抑制过热,股市率先崩盘,随后房地产市场也急转直下,价格暴跌。
大量企业和银行因持有巨额贬值资产而陷入困境,个人财富大幅缩水。

日本经济从此一蹶不振,GDP年均增长率从泡沫时期约5%的高位骤降至0.5%左右的低迷水平,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期,这段时期被后世普遍称为“失去的二十年”甚至“失去的三十年”。

除了金融手段,美国通过签署《美日半导体协议》等一系列措施,对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施加限制。
这些措施据称包括要求日本政府设定外国(主要是美国)半导体产品在日本市场的份额目标,对被指控存在倾销行为的日本芯片征收高额关税,并对日本企业施加压力。
其结果是,日本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份额从鼎盛时期的约占50%(资料数据)急剧萎缩至10%左右,失去了在该关键领域的领导地位。

欧洲盟友貌合神离
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欧盟作为一个拥有统一大市场和共同货币(欧元区)的经济实体,逐渐成长为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欧盟变成美国需要应对的第四个战略重心,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策略来影响欧盟的凝聚力和发展方向,其手段包括制造分歧和施加经济压力。

在地缘政治层面,美国的一些外交和军事行动起到了撕裂欧盟内部团结、并恶化欧盟与重要邻国俄罗斯关系的作用。
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战争,导致法、德等欧盟核心成员国与美国产生严重分歧。

而在俄乌冲突中,美国的立场和对冲突的介入,进一步加剧了欧洲与俄罗斯的对立,并将欧盟推向了能源危机的边缘。
由于欧盟长期在能源供应上依赖俄罗斯,与俄罗斯关系的恶化直接导致能源价格飙升,给欧洲经济和民众生活带来了沉重负担。

经济层面,美国对从欧盟进口的汽车加征高关税。汽车产业是欧盟特别是德国的经济支柱,占德国GDP的比重高达7%。
如此高额的关税一旦实施,无疑将对德国乃至整个欧盟的汽车制造业及其相关产业链造成巨大冲击。

除了关税壁垒,美国利用其法律体系进行的“长臂管辖”,将其形容为一种“经济吸血”的手段。
资料以法国能源和交通巨头阿尔斯通(Alstom)的案件为例。
阿尔斯通的高管在美国被捕,公司面临美国司法部的巨额罚款和指控,最终其核心的能源业务部门被出售给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中国龙能否突出重围?
美国前国务卿、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曾经将中国视为美国需要面对的“第五个老二”,但中国的情况与前四个有显著不同,可能打破美国维持霸权的传统逻辑。

更重要的是,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尤其是美国的依赖性相对降低。
2025年若中国进行稀土反制,可能导致美国F-35生产线停工,特斯拉电机成本上涨30%。

2. 科技突围:中国的5G基站数量占全球60%;量子计算机“九章三号”实现了千级别的光子纠缠美国智库CSBA的报告被引用称,若发生冲突,美军可能在短时间内丧失区域制空权。

3. 军事威慑:中国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资料称速度10马赫)、003型电磁弹射航母以及能覆盖第二岛链的反舰弹道导弹。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称美军在与解放军对抗中缺乏某些核心能力。

4. 制度优势:中国能够通过举国体制集中力量解决芯片、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技术难题。华为海思实现14nm芯片量产和中芯国际28nm产能提升300%。

对于中美关系的论述,基辛格曾说:“当美国试图用旧世界的规则约束新世界时,它可能亲手缔造了自己的掘墓人。”
中国所代表的非对称性优势和自主发展模式,可能正在挑战既有的国际秩序和所谓的“霸权更替”周期律。
参考资料:[1]周友刚,张立垭.中美关系会好吗?[J].特区经济,202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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