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炮击
朝鲜停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不甘心于它的失败，实行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到处建立军事基地，进行侵略。奠边府大捷以后，美国的打算又一次落空了，不得不在日内瓦坐下来，承认帝国主义政策的失败。但是，“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又一次有了中心宗旨与明确目标”，就是“遏止中国”，“遏止政策的具体化，使中国共产党人知道，如果他们试图征服自由中国的领土，那就意味着同美国开战。”（比尔：《杜勒斯传》）一时间，美国“放蒋介石出笼”的说法甚嚣尘上。同时，
美帝国主义加紧指使和援助蒋介石集团，向我大陆沿海加紧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活动。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美国又酝酿与蒋介石签订所谓《共同安全双边条约》，并策划组织“太平洋反共军事同盟”。同时，国民党军增兵金门，袭扰我沿海地区，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二十一日，竟然出动舰艇十四批二十五艘次，打劫商船，捕捉渔船，多次迫近我沿海突出部。但是，刚刚由美国驻台湾的所谓“公使衔代办”升为大使的兰金在《出使中国》一书中道出了当时的背景：当时美蒋间关于缔结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停滞不前”，“第一是领土‘适用范围’的问题。换句话说，美国按照它目前已在做的那样，将负责协助台湾及澎湖的防御，可是，国民党的沿中国大陆的三十多个岛屿该将怎么办？第二是关于中华民国在将来可能收复的前领土问题。……华盛顿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订立这样的条款涉及面太广。……一个范围很窄并明确地以台湾地区及其附近的澎湖列岛为限的条件，将会在整个东亚引起不利的政治反响。……而且可能认为，这暗示了美国在承认北平政权是辽阔的中国大陆的主人敞开着大门。”
我国各民主党派发表了郑重声明：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诗人和音乐家谱写出了激昂的歌曲，《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唱遍了整个大陆。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我接到中央军委命令：为了打击美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侵略政策和制止国民党军对东南沿海的侵袭，在美蒋预谋签订《共同安全双边条约》期间，对金门国民党军实施惩罚性打击。
那时，福建前线的炮兵力量并不强大，只增加了一个炮兵师，而这个师原来就是驻闽的，以后支援越南战争，奠边府大捷以后才归建福建前线。
根据以往规律，每隔一天，台湾便向金门开来一至二艘中字号运输舰。每次运输舰到来，三艘驱猎舰都到外海去接。我们根据当面这个情况，一九五三年九月三日下午一时五十分，福建前线部队对金门发动炮击，各炮群同时发射，大、小金门上顿时腾起一团团灰褐色的硝烟…．
大、小金门的国民党军被突然的炮袭打闷了。一下子就摧毁敌炮兵阵地七个，击沉炮艇、拖轮各一艘，击伤驱猎舰三艘，击毁水上活动码头一个。
那位美国“大使”兰金向美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说：“……如果赤色分子能够使所有的人看到美国对这些沿海岛屿不能或不愿有所作为，那末，他们就会赢得另一个回合”。我军炮击金门是为了响应全国各民主党派的联合宣言。美国怎么办呢？
美国国务卿，那个臭名昭著的杜勒斯九月九日“访问”了台湾，逗留了五小时，匆匆而去。当天，我们对金门实施猛烈炮击，以作回答。比尔的《杜勒斯传》写道：当东南亚组织成员国在马尼拉举行会议时，“共产党人就开始从沿岸的阵地上炮轰金门。当杜勒斯返国途中在台北停留时，这次攻击之剧烈，使得美国一些战略家相信共产党人有侵入台湾的意图。除了密集炮轰之外，北京电台还作出好战的威胁，公开宣布要夺取这个岛”。
炮战持续了十几天。我海、空军都还没有入闽，防空力量很差。美蒋抓住我们这个弱点，从台湾派出飞机轮番轰炸福州、厦门及前沿炮兵阵地。福州当时木头房子居多，被炸得多处起火燃烧。我们向军委要求加强福建前线防空力量，从北京调来了一个八二高射炮团，部署在福州、厦门两地，重点是放在福州。我们的防空力量增强了，不断给来轰炸的敌机以打击，击毁击伤不少敌机，使敌人的气焰稍为收敛，福州、厦门的空袭稍见缓和。但是防空兵力毕竟还是不足，我们只能在福州、厦门构成对空防御，对厦门前线其他前沿炮兵阵地就顾不过来了。敌人发现了我们空防的这个弱点，就集中轰炸我厦门侧翼前沿炮兵阵地，浯屿、大嶝、小嶝的我军炮兵阵地上浓烟滚滚。为了给疯狂的敌人一个打击，狠狠地教训他们一下，我们唱了一出“空城计”。国庆前夕，九月二十八日，突然将八二高射炮团从福州调至厦门，于二十九日拂晓前隐蔽进入阵地，构成一个对空火力网。二十九日中午大批敌机又肆无忌惮地飞来轰炸，我防空部队突然以密集火力猛射，击落敌机三架，击伤多架。敌机遭到突然打击，仓皇逃去。当晚，又把这个高射炮团调回福州，以掩护福州国庆节游行。当时福建前线防空部队骨干只有这个八二高射炮团，我们对这个团的使用非常重视，经常用这种机动办法，使得敌人莫明其妙，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几个八二高射炮团。从此以后，福州、厦门及前沿阵地上空的紧张状态有所缓和。九月二十六日，国民党空军人员胡弘一从台湾冈山机场驾驶AT-6型200号高级教练机一架，起义来归。从“九三”炮击开始，我军共击落敌机十二架，击伤四十二架。击毙的架驶员中有上校大队长陈康，他驾驶的那架飞机残翼上还标有“银空猎犬”四个字。美帝国主义表面上是一只凶恶的老虎，其实是一只纸老虎。那位美国“大使”兰金头脑有点清醒了，在九月三十日给国务院写信说：“正当马尼拉会议开始阶段，偏偏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炮击，这并不是偶然的。再没有比某个美国发言人出来宣布在任何情况下第七舰队都不会援助金门等等，会使赤色分子更为高兴的了。……另一方面，正式地、公开地承担保卫所有有关的三十多个岛屿或其中任何岛屿的作法，又可能是不明智的”。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再次知道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了。
这次炮击从九月三日到二十二日。且不说蒋介石一再召开紧急会议，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此也在九月五日慌忙与国防部官员举行会谈。正在马尼拉参加讨论成立东南亚军事集团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在用“相当多的时间和心思”来研究金门问题，并就此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图普进行商谈。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浙江前线我军解放浙江沿海的一江山岛。二月五日，在美国第七舰队的掩护下，国民党军撤离上、下大陈岛。二月二十二日，美国通知国民党当局：美军将不协助他们守卫南凫山岛。国民党军只能在三天之内撤走了。这期间，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表了《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国必须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
杜勒斯色厉内荏地说：“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来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暴力并没有使他在台湾问题上得到任何东西，他所得到的只是美国承诺要进行厉害的报复。”三十多年后，重读这段话，更加觉得有趣了。台湾国民党当局最后一任驻美“大使”沈剑虹在《使美八年纪要》一书中揭开了底牌：所谓“共同协定”，国民党当局“不仅意欲保卫台澎，而且意欲保卫金门马祖”，仍是想拖美国下水的老主意；美国则主张放弃金马，并由此“播下后来台北和华盛顿之间争执的种子”。毛主席利用了美蒋之间的这一矛盾。一九五五年八月以前，我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和美方官员有过不定期的非正式的接触。周恩来总理在参加亚非会议的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表示愿就台湾海峡局势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两国驻捷克的大使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兰金说：“台湾的中国政府，对日内瓦的这几次会议忧心忡忡。”“继续不断的会谈仍旧是反复引起摩擦和猜疑的根源。”我方和美国、蒋方的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万炮齐发
大规模的炮击金门，是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始的。这是震惊世界的炮战，在斗争策略的运用上又是史无前例的一战。
炮击金门，是中央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时决定的。我原来没有参加这次北戴河会议，留在福州。我记得当时福建正是刮台风的时候，部队、机关都在帮助农民抢收粮食、作物，我也在下面工作。突然通知我回福州接电话，而且明确说要我到作战室去接从北京来的保密电话。一接电话，原来是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王尚荣同志。他告诉我，中央决定炮击金门，指定要我负责指挥。那时福州军区新任司令员是韩先楚同志，已经到任接替我的工作。我虽然仍兼军区第一政委，但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地方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应该由军区司令员指挥，为什么要我来指挥呢？我有点疑问，就问王尚荣同志：“到底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他答：“是中央决定。”我又问：“是不是毛主席的决定？”王尚荣同志感觉到我有怀疑，就说：“刘培善同志在这里，你可以问问他。”刘培善同志接过电话说：“是的，是毛主席决定要你指挥。”我说：“韩先楚司令员现在北京，应该由韩司令员指挥啊！”刘说：“那你就不用问了。”我只好回答：“既然这样，那行，我接受命令来指挥。”
我接受任务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安排工作，决定江一真同志代替我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并立即组织前线指挥所。第二天，我即由福州乘车奔赴厦门，同去的有副司令员张翼翔同志和副政委刘培善同志，张兼任前线指挥所参谋长。此时，皮定均副司令员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不在福州。七月十九日我们一行到达厦门，迅速展开多项准备工作，二十四日前完成了一切作战部署。七月二十七日收到毛主席致彭（德怀）、黄（克诚）信（注：此时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同志为总参谋长）：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放，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必须紧持。如你同意请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毛主席信上所说，“中东解决，要有时日”，指的是一九五八年七月f‘四日伊拉克人民发动革命，推播了旧统治集团，美帝国主义直接出兵入侵黎巴嫩，随后英国又侵入约旦。同时，美帝国主义于七月十五日宣布其远东地区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中东形势骤然紧张，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美、英、法介入后，苏联也有所动作。世界进步舆论都声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蒋介石集团企图乘机扩大事态，于七月十七日宣布所属部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金门、马祖与台湾国民党军先后进行军事演习，同时加强空军对大陆侦察活动和袭击准备。
我接到毛主席电报后，立即找张翼翔、刘培善同志商议，觉得各项准备工作比较紧张，加之福建沿海遭受台风袭击，连续暴雨十九天，冲毁大小桥梁四十三座，公路铁路塌方情况严重；部队在阴雨中昼夜作业，疲劳过度，疾病丛生；特别是空军进入福建前线的转场尚未完成，海军入闽部队尚在调动中，认为推迟炮击时间较为有利。当即复电表示：根据前线情况，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些再进行炮击，较有把握。
由于推迟了炮击时间，又进行一个月的准备工作，完成了地面炮兵的集结和展开，炮兵对金门炮击的所有目标，都进行了现场交叉测量、观察，把目标都一一标在作战图上；也完成了空军的紧急战斗转场、海军舰队和岸炮部队的人闽部署，制定了炮兵、空军、海军协同作战方案，一切作战准备都就绪了。同时，对部队进行了形势任务和斗争方针政策的教育。
首先，空军以逐步推进的方式转场入闽。由于福建的几个机场已抢修完毕，第一批转场部队于七月二十七日顺利进驻连城、汕头机场，尔后逐步向漳州及沿海机场推进，至八月十三日进驻龙田机场止，基本上完成了第一线机场的转场任务。
炮击金门的序幕是空战。没有这场空战，掌握了福建前线的制空权，就没有下一步的炮击。当时沿海机场的飞机起飞，不能朝大海方向，只能往后飞，升空后再调头。如果朝前起飞，就飞到台湾海峡上空了。我空军要在福建前线站住脚，首先必须要战胜敌人的空军，不然，掌握不了制空权。为了加强福建前线空战的指挥，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同志调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海军进入福建后，彭德清同志也调来任厦门海军基地司令员。七月的一天，空军进入福建。看到我们自己的飞机飞临福州上空，人民欢欣鼓舞，机关办公的，工厂做工的，学校上课的，全从屋子里出来，很多人爬到屋顶上欢呼。因为人民群众以前吃够了敌人空袭的苦头，天天有警报，不得安宁。在福建前线的空战中，美国自己的飞机不来，只是掩护台湾蒋军空军基地，在台湾海峡上空巡逻飞行，掩护蒋军飞机在第一线作战。我们的飞机每次只能出动一半，另一半保护机场。国民党空军没有这个顾虑，不要留机动飞机守机场，机场由美国空军保护，所以蒋军的飞机一批接一批地飞来。这场争夺制空权的空战持续了半个多月，甚为激烈。空战后期，国民党空军使用了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空战中，我们有两架飞机不明不白地被打落了。开始我们不知道是怎么被击落的，后来才弄清是新式武器干的。国民党空军损失五十多架，大约占它总数的三分之一。我们损失二十多架。空战后，敌人老实了。制空权被我们掌握了，为大批炮兵开进厦门，为炮击金门打下了基础。
炮兵调来约三个师，还有一个坦克团。这次调动都是晚上行动，重炮加上坦克，夜间通过福州开往厦门，轰轰隆隆，连街道都颤动了。空军、海军、大批炮兵和坦克进入福建，老百姓高兴极了，纷纷议论，都认为这一次不但是要解放金门，而且一定是要解放台湾了。
八月上旬，地面炮兵全部进入了阵地。海军130岸炮部署在厦门对岸角尾。炮兵阵地从角尾到厦门、大嶝、小嶝，到泉州湾的围头，呈半圆形，长达三十多公里，大金门、小金门及其所有港口、海面都在我远程火炮的射程之内。我们能把炮兵阵地摆得那么开，那么密集，在厦门前沿就部署了一个炮兵师，主要就是因为空战的胜利，我们掌握了制空权。
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待北京来命令。
八月二十日，北京来电话，要我立即去北戴河。我乘坐飞机飞到徐州上空时，北边正在下大雨，是雷区，不能飞越，于是绕道开封。谁知道开封以西以北也是雷区，这样飞机只好在开封降落。第二天上午，继续飞行，中午即到了北戴河。
二十一日下午三点钟，毛主席找我去他的住处。我知道这是要我去接受命令了。我一见到主席，就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和部署，和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都一一汇报了。彭老总、林彪也参加了，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也在座。地图没有挂在墙上．而是摊在地毯上。毛主席一面听我汇报，一面看地图，精神非常集中。汇报完了，他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那时，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国民党部队的营一级。主席一问，我即回答说：“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啊！”听我这么一说，主席考虑了十几分钟，然后又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我回答得很干脆：“主席，那无法避免！”主席听后，再也不问其他问题，也不作什么指示，就宣布休息。这是主席要进一步考虑问题了。
晚饭后，王尚荣同志拿r一张条子给我，那是林彪写给主席的。林彪这个人很会捉摸主席的意图，他知道主席很注意能否避免打到美国人的问题，所以写了这个条子。条子的内容是，他看到主席很重视这个问题，因此提出，是否可以通过王炳南（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林彪此人也有点莫名其妙，告诉美国人就等于告诉台湾，这怎么行呢？看到条子，我很吃惊，便问王尚荣同志：“主席把这信交给我看，有没有什么交代？是不是要我表态？”王尚荣同志说：“主席没说什么，只说拿给你看。”这关系到最高决策问题，既然没有要我表态，我就一句话也没说。
第二天，继续开会。主席下决心了，看来没有理睬林彪的建议。主席说：“那好，照你们的计划打。”并要我留在北戴河指挥，跟彭老总一起住。
毛主席交代我跟彭老总一起住，把我弄紧张了。我怎好和彭老总一起住呢？主席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不懂，也不好问。彭老总也没派参谋来叫我住到他那里去。晚上我散步后回到房间里，正在发愁，恰好王尚荣同志来，他说：“老兄，主席不是交代你住到彭老总那里吗？”我说：“我哪好去住啊！”他知道我为难，就说：“我替你想个办法，把专线电话架到你的房间里。”这下就解决问题了。我们商定，前线直接同我通话，我再通过他转报主席，主席的指示也由他转告我。我问：“彭老总那里怎么报告呢？主席交代我同他住一起的呀！”他说：“你不要管了，此事由我办。”这位作战部长真会处理问题。
所以，炮击金门是在北戴河指挥的。也可以说是毛主席直接在指挥。前线则由张翼翔、刘培善同志代我指挥。
八月二十三日十五时三十分，炮击开始。第一次急袭，所有炮兵阵地同时向金门开火，一个小时密集发射了几万发炮弹。火力的猛烈和密集，后来有人评论：“与攻击柏林的炮火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纪录片上看，整个金门岛都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蒋军猝不及防，死伤惨重。我们的炮火打得很准，一下子摧毁了敌人的许多阵地，特别是集中火力猛击金门胡琏的指挥所，打得非常准确，可惜打早了五分钟！后来得到情报，我们开炮的时候，胡琏和美国总顾问刚好走出地下指挥所，炮声一响，赶快缩了回去，没有把他们打死。要是晚五分钟，必死无疑。在阵地上的美国顾问被打死了两人。对此，美国人一直没有吭声。
毛主席决定大规模炮击金门，是不是就要解放金门、马祖呢？当时，不但中国人，包括福建前线我们这些人，还有台湾蒋介石，而且外国人，包括美国艾森豪威尔本人在内，都没有搞清楚。毛主席这一重大决策，是同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进行较量，是一个有国际、国内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这是当时一切中国人、外国人都没有弄明白的。毛主席选择这个时机大规模炮击金门，摆出我军要解放台湾的姿态，一是警告蒋介石，二是同美帝国主义进行较量，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远东来，以调动当时正在侵略中东的美国第六舰队，支援中东人民的斗争。
福建前线我军实施对金门大规模炮击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三天睡不着觉，摸不清我军此举的意图。他从我空军入闽，在空战中已击败了蒋介石空军，牢牢地夺取了福建前线上空的制空权；我海军人闽，已基本控制了福建沿海的制海权；大批炮兵及坦克部队调入福建，鹰厦铁路已修通，福建前线包括汕头等地已修建了大批空军作战基地等种种迹象判断，我军这次大规模炮击金门的行动，决不只是要解放金门、马祖，而是要大举渡海解放台湾的前奏，下令将地中海美第六舰队一半舰只调到台湾海峡，和第七舰队会合，加强第七舰队，中东局势由此缓和下来了。艾森豪威尔不是毛主席的对手，完全被毛主席调动了。上面提到的《使美八年纪要》的作者沈剑虹（这段时间内，他是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写道：“一九五八年，即该约生效后第四年，中共即掀起台湾危机，试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及‘台海决议案’的效能。当时八月间，对金门实施持续猛烈炮轰，同时公开扬言要攻占台湾及把美国逐出西太平洋”。“试探”一词，倒是用得很贴切的。杜勒斯于九月四日发表声明，公开要扩大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对中国人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讹诈。美国从中东的第六舰队调来一半舰只，加上从本国和菲律宾调来的，美军在台湾海峡就有航空母舰七艘、重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四十艘。美国第四十六巡逻航空队、第一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和其他好几批飞机也调来台湾，美国第一批陆战队三千八百人已在台湾南部登陆。侵台美军司令部还公然扬言，要在八日的演习中以舰炮封锁我沿海岛屿。我军实行对金门大规模炮击，就这样把美帝国主义的注意力从中东转移到远东来了，地中海紧张局势趋向缓和。
我国外交部于九月四日发表领海线声明，宣布我领海线为十二海里，向全世界宣告保卫我领海不受侵犯的坚强决心。福建前线部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国人民的这一坚强决心。
八月下旬，我由北戴河回到厦门前线。此时大、小金门蒋占岛屿，包括金门唯一的港口料罗湾和海面，全部在我炮火射程之内，完全被我炮火封锁，截断了金门和台湾的海上通道。金门蒋军的补给全靠台湾从海上运输，以海军护航，我军炮火即转向攻击其海上运输线，专门打它的海上运输船只。蒋军舰只受到严重打击，不断被我海岸炮炮火击沉击伤，最后，金门海上运输线完全被我截断了。金门不但弹药补给中断了，粮食、燃料的补给也中断了，储备的炮弹在半个月炮战中消耗得差不多了，储备粮只有一个月，也消耗差不多了，频频向台湾告急。蒋介石即请求美军护航，以恢复金门的海上补给线。九月七日，美军以美舰护航，组成一支海上大编队。美国军舰配置在海上编队左、右两侧护航，把蒋军舰只和运输船只夹在中间，美舰和蒋军舰只相距仅二海里，由台湾向金门开来。美蒋联合编队从台湾一出动，我们在雷达上就看得一清二楚。情况复杂化了，美军已经卷入，怎么办？打不打？如果一打，势必会把美舰一起打上，这就可能把美国拖下水，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打不打美蒋海军联合编队，事关重大，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行动，这不是前线指挥员有权可以作出决定的，这只能由中央、最高统帅毛主席才能作出决定的。我就立即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回答：照打不误。我又请示：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毛主席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并且交代要等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才打，要我们每一小时报告一次美蒋联合编队的位置、编队队形、航行情况，到达金门料罗湾时，要等北京的命令才能开火。我为了准确执行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命令，又请示：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毛主席明白回答：没有命令不准还击。命令是由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同志以直达军用专线电话向我转达的。我接到这个电话，极为吃惊，恐怕电话传达命令不准确，铸成大错，再问王尚荣同志：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是不是也不还击？回答是毛主席命令不准还击，清清楚楚。这样我就说：明白了，我严格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这一下我就极为紧张了，因为要严格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这很不好办。美舰和蒋舰相距仅二海里，如果哪一个炮群瞄准不确，稍有误差，就会打到美舰。至于如美舰向我开炮，我不予还击，这倒还比较好办。我为了准确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就亲自向三十一军及各炮兵群下达命令：待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北京下了命令后才开炮；各炮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如美舰向我开火，我不予还击。各炮群接到我这个命令，都吃惊了，纷纷追问。我又把毛主席的命令再复述一次，并问各炮群是否都听清楚了，明白了？各炮群回答听清楚了，明白了，按毛主席的命令严格执行。我又交代把美蒋海军联合编队的队形、美舰蒋舰在编队中的位置及其相互距离、航速、预计到达金门料罗湾的时间，～一详细通报了三十一军及各炮群，要他们立即作好一切准备，以便一接到开火命令，都能准确无误地执行。同时，也将情况通报了空军、海军。这一切都安排就绪了，我才松了一口气。
九月八日中午十二时整，美蒋海军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运输船只开始在料罗湾港口码头上卸下补给物资，我立即将这一情况直报北京。北京接到我的电话后，毛主席即下令开火。我迅即命令各炮群按预定作战方案开炮，专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全线所有炮群接到命令，即以突然的密集火力攻击蒋舰及其运输船只，集中攻击料罗湾港口码头。没想到我军一开炮，美舰丢下蒋舰及运输船只于不顾，立即掉头向台湾方向逃去。美国军舰一走，蒋舰及所有运输船只孤零零地完全暴露在我军面前，遭受我军猛烈炮火的狠打了。这时，金门蒋军和在料罗湾的蒋舰纷纷向台湾告急。台湾问：美国朋友呢？美国军舰呢？”蒋舰回答：“什么朋友不朋友？美国军舰已经掉头跑了！”大骂“美国人混蛋”。他们更急了，使用报话机通话，连密码都不用了，我们的侦听机听得清清楚楚。蒋舰被我击沉三艘、击伤数艘。台湾即下令蒋舰返航。这一场惊险的战斗就这样戏剧性地宣告结束。这是我军大规模炮击金门以来，同美帝国主义第二个回合的较量。
金门炮战，美军已经介入，这次美蒋编成联合编队，美舰护航，但一旦遭我一阵猛烈炮火攻击，我空军、海军尚未出动，美舰竟然不敢向我开火，丢下蒋军掉头就跑，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当时我在厦门云顶岩前线指挥所里，还准备应付美舰向我军开火呢，当从望远镜里看到美舰在我猛烈炮火之下溜走的情形时，真感意外。当时我一下还不明白毛主席命令的意图所在，我只是严格地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事后我才明白，原来毛主席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并且规定如美舰向我开火，我军也不予以还击，这一切都是在试探美帝国主义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经过这一次较量，就把美帝国主义的底全都摸清楚了。美帝国主义虽然貌似凶恶强大，在全世界到处横行霸道，不可一世，其实也是一只纸老虎。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只要涉及美帝自身的利益，要冒和我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它就不干了，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了，如此而已。如果要问：福建前线我军对美蒋联合编队敢于照打不误，其意义何在呢？取得了什么胜利呢？这次较量的意义和胜利，不在于击沉、击伤蒋军多少舰只，而在于把貌似凶恶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底牌摸清楚了。这些认识，是在攻击了美蒋联合编队的战斗以后，我才领悟过来的。从此以后，我就更进一步意识到福建前线面对台湾海峡，不只是我方和蒋方双方的斗争，而是我方、蒋方和美方三方的尖锐复杂的斗争，既是军事的，也是政治的、外交的斗争，稍有不慎和失误，就会造成严重后果。我就更加小心谨慎从事了。这时台湾海峡的形势已经非常清楚，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拖美帝下水，而我们则力求避免同美帝发生直接冲突，美帝也极力避免同我发生直接冲突，这就是当时台湾海峡非常微妙的三方形势。
这里要补述一下福建前线海军的作战。福建前线海军在这次炮击金门中，除使用岸炮外，只使用了轻型舰艇。九月以后，台湾海峡又受季节风的影响，风力经常在五至七级，涌大浪高，限制了海军轻型舰艇的活动，但是在这次炮击的过程中，福建前线海军在厦门海域协同作战，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战果。高速炮艇协同鱼雷快艇，首战就击沉国民党海军的江字号猎潜舰，接着又击伤永字号舰二艘，击沉、击伤中字号舰各一艘……这一阶段的海战，对海军的锻炼是很大的。
这里再叙述一下炮击金门战斗中的一个插曲。八月底，韩先楚司令员陪同军委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同志也到达厦门视察。韩先楚同志到厦门以后，就向我提出使用空军轰炸金门。我考虑到毛主席并没有即行登陆解放金门的指示，炮击金门的作战方案并没有涉及使用空军轰炸，如果我军不实行登陆解放金门，那么现阶段没有使用空军轰炸的必要，特别是如果要空军轰炸金门，不但要使用轰炸机，还要使用战斗机掩护，这样的空军编队在金门上空作战，就很难避免同美国空军冲突。我这时已经意识到毛主席的意图，力求避免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我不同意韩先楚同志使用空军轰炸金门的意见。但既然司令员提出建议，我为了尊重他，就建议把我们两人的意见报告军委和毛主席。韩先楚同志也同意。第二天王尚荣同志打电话给我，说：“电报收到了，送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把王尚荣同志回答的电话记录拿给韩先楚同志看，他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韩先楚同志刚到福建，可能不大了解情况。其实，在炮击金门的整个过程中，美国和我方都力求避免发生直接冲突，特别是双方都尤其注意严格管制自己的空军活动。美军在台湾海峡中线划定一个分界线，美机在台湾海峡上空巡逻飞行，地面指挥严禁其飞越划定的分界线。经常发生美军飞机越过分界线的事，其地面管制站总是立即大骂。当时我们在福建前线的监听站都备有懂英语的人值班，所以听得清清楚楚。而我们也严格管制我空军只在我沿海空域飞行巡逻，绝对不准越出规定的飞行空域，保持空中和美军的距离，以避免同美国空军发生直接冲突。
【叶飞，原名叶启亨，福建南安人，1914年出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理书记，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红军闽东独立师师长、政治委员。领导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3支队6团团长，江南抗日救国军副指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1师1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第1师副师长，第l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苏浙军区副司令员。指挥或参与指挥郭村保卫战、黄桥战役、车桥战役、新登战役和天日山战役。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3野战军第10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福建省省长，中共福建省委第1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兼第1政治委员，国家交通部部长，海军第1政治委员、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66年递补)，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会长。著有《叶飞回忆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