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年第一爆是《繁花》，《繁花》第一火是“范总”（董勇 饰）。

《繁花》是极具腔调和氛围感的年代群像剧，游走在黄河路的主角们游刃有余、眼神犀利，和人谈生意几句话就能抓住对方命脉。在这群人里，唯独从杭州来的针织厂厂长范新华，像个充满喜感的显眼包，只要他露面就画风突变。

出场时，他信誓旦旦对汪小姐（唐嫣 饰）说自己要为宝总（胡歌 饰）的健康奉献一切，听到“眼珠子”转头就戴上了墨镜；三羊牌上市提前，他埋怨汪小姐不担心生意只知道唱K，得知包房里是客户立刻化身麦霸“安~妮~”，上演真香现场。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繁花》，但观众对范总的评价却很一致：真实、接地气、有喜感。透过范总，好像真的看到了上世纪末那些肩负工厂重任，奔赴上海滩拼命钻营到处巴结的江浙小老板。

这是董勇入行影视剧以来，第一次饰演举止夸张滑稽的南方小商人。以前的他在刑侦剧里演警察，在主旋律剧里演将军，在都市生活剧里演丈夫，大多是严肃稳重的北方人形象，再加上戏外标准的普通话，很多人都不知道董勇其实是个南方人，不少观众看到范总的第一眼非常惊讶：这是董勇演的吗？

最近，董勇在《繁花》首映礼上“拍30条，第一条最好”的段子在各社交媒体走红，网友调侃“王家卫受害人再添一位”的同时，也对范总幕后的拍摄细节充满好奇。为此，我们连线了演员董勇，听他详述了与王家卫导演共同打造范总的过程，以及，他为什么选择出演这个与自身反差极大的角色。

范总说的不是杭普，是我自创的“语系”

最早听说《繁花》这部剧是在2019年，那时候我正在为《中流击水》做准备，璐璐（经纪人）和我说有一个王家卫导演的剧，里面一个公司小老板的角色想让我去试试，戏份不太多。她当时一提王家卫我后半句就没在听了，我们这个年纪的演员，如果听到是王家卫找来，哪怕只有一场戏、只是见一面也一定要去的。

我试戏经历很少，第一次是1998年的《警坛风云》，第二次就是《繁花》。当时到了上海见到了王家卫导演，他说看过我演的彭德怀，很感谢我能来，然后给了我一段范总的戏。我先用普通话演了一遍，然后他们问，董老师你能不能用你的家乡话演一遍？

《繁花》是个地道的方言戏。我是杭州人，但9岁就来了北京，感觉用杭州话讲台词不如普通话表达更自如。大家觉得范总好笑，喜欢他的南方口音。其实范总剧中说的并不是杭州普通话。而是在漫长的拍摄过程里慢慢演变，融杂了江浙多地区方言的一种口音。

拍摄时在范总的口音上我花了很多心思。江南方言种类繁多，外地人不容易听懂，你从西湖开车出发，一个小时的路程里能听到两种不同的方言。

我当然可以讲纯正的杭普，但范总并不是一直呆在杭州，他要闯上海，要在江南各地谈生意，为了套近乎，他肯定会学各地的讲话方式，到了上海，还会模仿本地人讲一些简单的英文。

所以我就和导演商量，能不能让范总的口音有一些融合性，不要只用一个地区的口音，让他有一些江南味道，一看就是一个南方乡镇企业的小老板，但同时又要让从东北到海南的所有观众都听得懂。

所以最后范总说的话其实是我自创的，融合了江浙沪的发音特点。有杭州本地的观众以为是单纯的杭普，还指责我钻研得不够细（笑）。总之大家讨论热情很高。很多北方朋友说他们能听懂，我特别开心，说明大家都在认真看剧，范总这个角色留在大家心里了，是有记忆点的。

剧里只有一场戏是用纯杭州话拍的，后来为了配合普通话版，配音时又改回了剧里原来的口音。拍摄时胡歌、唐嫣他们都是用上海话演，大家也能看出来，普通话版都是演员们后来配的。我个人更喜欢原汁原味的沪语版，因为口音、语气会影响你的面部表情和表演方式，语言一变，整个人的状态都会不一样，重新配音一定会影响原本的呈现效果。不过范总的口音，两个版本是一样的。

“人要猪相，心里明朗”

确定要演范总以后，我也没有拿到完整剧本，我刚进组拿到的那几页纸，放在其他剧组一天就拍完了，但《繁花》就是要慢慢磨。范总身上的喜感，那种外憨内奸的劲儿就是和王家卫导演一起慢慢磨出来的。

签约确定演出在2021年1月，进组拍第一场戏是在5月。中间我本来想提前看原著揣摩一下角色，但导演说不要看，剧里的范总和书中完全不同。范总在原著里存在感微弱，他的戏份基本都是剧本原创。

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说话喜欢笑，油嘴滑舌，经常和别人谈事笑着笑着就把事情办成了。我把这个特点融入到了范总身上。

正式开拍以后，王家卫导演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你想怎么演？他特别尊重演员，你表演需要的任何资源他都会帮你布置好。他很少指导说“你要这样演，你要那样做”，而是在你演完一条以后给反馈和建议。

我虽然没演过喜剧，但一直喜欢无厘头的表演方式，有时候拍七八条都没过的时候就想“飞”一下。导演看完，觉得再夸张一点也OK，于是慢慢形成了范总那股油腔滑调的憨相。实际生活里，很多工厂小老板也确实如此，生意场上“用小品演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只要能讨甲方开心，教养和风度都可以先不管。

大家最喜欢的范总名场面有两个，第一是刚出场那里，一听汪小姐要“挖自己的眼珠子给宝总”，立刻戴上了墨镜打哈哈。其实“戴墨镜”完全是导演的设计，试妆的时候他们就给我准备过墨镜，我当时还觉得小老板戴墨镜太夸张了，一看成片发现在这里是神来之笔，现在一想，王导的点子确实有创意，很到位。

范总吃油墩儿和汪小姐吵架那段，是去年重拍的，只拍了20来遍就过了。导演当时用了三个机位来拍我们俩，其中有一个甚至放在霓虹灯下面俯拍。

很多观众对我吃的那个油墩儿特别感兴趣，油墩儿是一种萝卜丝搭面粉的南方小吃。“油墩儿”这个词首先在台词上就有喜剧效果，当时试了烧饼、油条、面条都不如“油墩儿”的重音好玩。最后我大概一共吃了20块油墩儿。

范总在剧里一直是表情更生动，情绪更激烈的气氛组，除了走心也很考验演员的体力，因为你要一直保持亢奋的状态，而且范总的发声方式和我平时的声调有很大差别。我以前爱看喜剧，亲自尝试了喜剧的演法之后才发现，这种演法比其他表演方式要累10倍，拍到后面甚至会缺氧。拍完在沪联商厦见费翔那场戏后，我有两个星期嗓子哑到说不出话。

虽然大家说范总是喜剧担当，但我不会把范总归为喜剧角色。他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意人，有很多面，重利，也讲江湖义气，喜感只是他独闯上海滩的保护色。

范总带着全厂几百个员工的希望来上海找买家，虽然第一单生意被别人压价了1块5，但一下子签出80万的单已经是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是大成功了。如果用8个字来概括范总，我认为是“人要猪相，心里明朗”，我也是按这8个字来演范总的。

没有完整剧本，“杀青”后又被叫回来

《繁花》播出以后，正正反反的评论我看了很多，大家集中争议的一点是，上世纪末的上海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印象里，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就是《繁花》呈现的那样，很精致。过去南方人过冬会穿毛裤棉袄，怎么保暖怎么来，但如果你去黄河路金八仙吃饭，会发现里面的人都穿衬衣和薄西装，连秋裤也不穿，那种时髦氛围和精致感，我是现场体验过的。

王家卫在片场对置景和镜头极其严苛，他几乎就是照着影像资料的细节1:1还原的。我们大部分时间在至真园的酒桌上拍戏，桌上的每一道菜，都是苔圣园的老板娘每天开一辆餐车，在摄影棚门口带着厨子现做。

三羊牌在沪联商厦第一天上市，我有一段在南京路上奔跑的戏，你能看到路上群演的穿着、自行车和90年代一模一样。所以如果还有人说王家卫没拍出90年代的上海，那我不知道还有谁能还原得更准确了。

《繁花》剧组还有一个特点，所有主演都没有完整剧本，所有主演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杀青。我2021年5月进组，一直拍到2022年春节前几天，看到分给我的片段都拍完了就去和导演打招呼，“导演新年快乐，我杀青了”，他听完突然就回了一句，“谁说你杀青了？”

果然2023年年初，我又被叫回去补拍，其中90%都是新加的戏。我们所有演员就断断续续地拍，有时候拿到一个片段也没有前因后果，也不知道最后会不会被剪进去。整个拍摄过程繁杂、琐碎，镜头量大，我们直到看到正片才能把剧情连起来。只有导演全程对细节很清楚，所有情节就像电影一样印在他脑子里。

之前我说自己追求一条过，《繁花》这部戏确实改变了我对“再来一条”的看法。以前我认为试戏的时候演员状态最好，因为最放松，拍情绪戏的时候第一条最好，因为重来的遍数越多，你和对手演员之间就越没有火花。

但《繁花》很多戏拍到第30遍的时候，我完全不觉得我第一遍的表演是准确的。就好比你最初是向西走，走了10次你会开始想，会不会西南方向更好？西北能不能也试一试？首映礼那天我看了两集，又看到了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所以我在首映礼说想和王家卫导演再次合作不是假的，补拍和推翻重来听起来很折磨，其实是一种成长。

黄河路上的范总，将是我表演生涯很重要的一笔。以后我仍然期待范总这类突破性的反差角色。之前我《彭德怀元帅》里演过彭德怀，有观众指责我演过历史人物，再演憨相的范总“很不严谨”。然而演员职业就是如此，演员应该有一千张面孔，演谁像谁才算合格。我从业以来最开心的事和最高的目标，就是能走在街上被观众认出来，但他不是喊我“董勇”，而是叫我角色的名字。

【采访/李星文 文/葵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