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才意识到，原来，过年回家，不只是大包小包的行李，还有沉甸甸的人情压力。就像是一张无形的网，将每个人都笼罩其中。
“现在这随礼，真是让人头疼，”母亲说道，“你堂弟小明下周结婚，你姑姑家老三上个月乔迁新居，还有隔壁王婶的孙子满月酒……这个月就有五家要办酒席。”
我调侃道：“这不是挺热闹嘛，村里红红火火的。”
母亲却摇了摇头：“热闹是热闹，可这钱包也吃不消啊。以前随个份子，五块十块意思一下，图个吉利。现在倒好，亲戚至少200元起步，普通朋友也得100元。你说，这日子怎么过？”
我有些惊讶：“什么时候涨这么多了？”
“就去年开始的，”母亲解释道，“你三叔家老二结婚，大伙儿一商量，说城里人都随上千的，咱们农村也不能落后，这标准就上去了。”
我试探性地问：“那要是不去呢？”
母亲叹了口气：“哪能不去呢？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以后谁家没个红白喜事？今天你不到，明天人家也未必会来。这人情往来，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停不下来的。”
母亲接着讲起了村里的变化，就像一部乡村“连续剧”，充满了人情冷暖的剧情。王家三个儿子，去年一年办了四场酒：老大结婚，老二买房，老三添丁，再加上老王头六十大寿，一年办了四场，每场几十桌，据说光收礼就收了十几万。
“现在大家都想着法子办酒席，”母亲无奈地说，“你李婶前几天还跟我念叨，说明年也要给老李头办个寿宴。”
我打趣道：“看来大家的日子都越过越好了。”
母亲却苦笑道：“好什么呀，好多都是借钱办的。就你三婶家办喜事，借了十几万，现在还在还债呢。就像一个怪圈，你办酒，我随礼，我办酒，你又得来。谁也逃不掉。”
听着母亲的话，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那时过年最盼望的就是走亲访友，提着几斤糖果点心，到谁家都受欢迎。而如今，走亲戚却变成了一场“红包大战”，人情味也逐渐被金钱所裹挟。
窗外的大雪依旧纷纷扬扬，我的思绪也飘向了远方。这不断攀升的礼金，就像雪片一样，落在每个村民的肩头，让人喘不过气。
第二天，邻居刘婶来串门，和母亲商量着女儿的满月酒。刘婶小心翼翼地问：“大姐，我想着，要不要办两场？婆家一场，娘家一场？”
母亲疑惑道：“两场？那成本不是更高了吗？”
“可是现在都兴这样办啊，”刘婶解释道，“赵家闺女不就是办了两场吗？听说光收份子钱就收了八万多。”
我在厨房听到她们的对话，忍不住插了一句：“刘婶，两场酒席，多麻烦啊，亲戚朋友也得随两次礼，多让人为难。”
刘婶尴尬地笑了笑：“这不是……随大流嘛。”
母亲也跟着说：“是啊，都这样。李家老大结婚摆了五十桌，张家买房摆了四十桌，现在连满月酒都得二三十桌，真是越办越大。”
我问道：“那如果有人不想这么铺张呢？”
刘婶叹了口气：“那可不行，人家会说闲话，说咱们农村人没见识，小家子气。”
刘婶的话让我突然明白，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办酒席不仅仅是为了庆祝，更像是一种无声的“宣言”，向外界展示自己的经济实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就像攀比一样，你摆得多，我就要摆得更多，生怕落于人后。
晚上，我和父亲在院子里散步，雪后的月光将大地映照得格外明亮。我问父亲：“爸，您觉得现在这样好吗？”
父亲吸了一口烟，缓缓说道：“好不好的，都得过。城里人讲究面子，我们农村人也要面子。”
“可是这样下去，会不会把大家都累垮？”我担忧地问。
父亲沉默了片刻，说道：“知道，但没办法。这人情债，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谁也不敢停下来。”
我突然想起母亲的那句话：“躲不掉的。”是啊，在这个熟人社会里，每个人都被这张无形的网紧紧束缚，想要挣脱，却发现早已深陷其中。
接下来的几天，我陪母亲参加了几场酒席。每到一处，都是同样的场景：几十桌酒席，主人忙着招呼客人，客人们互相寒暄，掏出红包。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仿佛这一切都再自然不过。
在这热闹的背后，我看到了更多的是无奈和心酸。有人为了凑份子钱东拼西凑，有人为了办酒席负债累累，有人为了收支平衡精打细算。这人情债，就像一根无形的绳索，勒得每个人都喘不过气。
离开那天，我给母亲留了一笔钱，嘱咐她不要太省吃俭用。母亲摆了摆手，说自己心里有数。
坐在火车上，看着渐渐远去的家乡，我的心里五味杂陈。这农村的人情债，不仅仅是金钱的负担，更是一种精神的枷锁，它让人际关系变得功利，让乡土人情变得冷漠。
但我知道，这是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每个人向前。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有在这洪流中保持本心，不让自己完全迷失。就像逆流而上的鱼儿，即使力量微弱，也要努力保持自己的方向。
回到城市后，我依然时常想起那个雪夜的对话，想起母亲的叹息，父亲的沉默，刘婶的纠结。这些，都像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展现着时代的变迁，诉说着农村人情世故的无奈与心酸。
或许，有一天，这种局面会改变。但在那之前，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在这场人情债的游戏中小心翼翼地寻找平衡，努力维护着人情与尊严的微妙平衡。这既是无奈，也是生存之道。毕竟，在这个熟人社会里，人情，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