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

贺子珍为什么离开毛主席？这个问题常常能够引发人们的广泛讨论。大家带着好奇心和探究的心理想要知道其中的原因，以便更加了解毛主席、了解贺子珍的精神世界。

有人说，贺子珍离开毛主席是因为想到苏联治病、学习，但治病、学习所花费的时间是有限的，贺子珍完全可以花几年时间在苏联治病、学习，病好、学成后再回到延安，而且1938年1月，贺子珍已经抵达苏联，她想要治病、学习的心愿已经一天天地在实现了，没有必要非离开毛主席不可。但贺子珍到苏联不久，就给毛主席捎回一封信，信上写着：“就此分手。”

所以，治病、学习不是导致贺子珍离开毛主席的原因。

事实上，1959年，贺子珍在和毛泽民的遗孀朱旦华的谈话中，袒露了她离开毛主席的原因，当时她说：

我农村长大的，我见识少。到延安后，看到主席同外国女记者接触、交谈、喝酒、握手，我就受不了。当时我一心想出去把身体养好，学习几年就回来。我还想为党多做点工作，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想的那么简单。

回顾毛主席和贺子珍的生活背景，方便我们理解为什么这是贺子珍离开毛主席的原因。

在20世纪初期，毛主席是知识青年中的优秀代表，他受“五四”新潮洗礼，思想开化，而且很早就跟着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在全国各地奔走，探索革命道路，是见过大千世界的人，早就摆脱了“男女有别”的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有非常进步的观念。

而贺子珍，出身于江西永新县的农村，永新县城周围都是高山，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闭塞、贫穷、民风不开化。

尽管后来，贺子珍离开了家，到外面参加革命，但大多数时候也是在大山里度过，她的所见所闻都是有限的。

在如此封建守旧的环境里，贺子珍心里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在她心里，男女关系应该有严格的界限，谁都不能跨越。

贺子珍在永新县的故居

因此，当贺子珍看到毛主席和女记者在一起畅聊书籍、革命事业等话题，有说有笑时，她心里的封建思想作祟，开始和毛主席大吵大闹。

尽管毛主席百般解释，但贺子珍的观念转换不过来，两个人的婚姻出现了裂痕。后来，贺子珍决定离开毛主席......

永新县周围群山林立，背后高峰矗天，这里地处偏僻，人们都很封建，男女有别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也是造成贺子珍思想保守的原因。

而且，贺子珍的父母是典型的农村封建家长，他们奉行“女儿读书无用论”，一直阻拦贺子珍接受教育，使贺子珍不仅被永新县的封建环境拘束着，也没有足够多的时间读书，没有培养出喜欢读书的爱好，没能在书本里找到一个开放、多元的“世界”。

1909年9月，贺子珍就出生在永新县黄竹岭，她的父亲叫贺焕文，母亲叫温吐秀。贺子珍有5个兄弟姐妹，哥哥贺敏学，后来母亲又生了妹妹贺怡、贺先圆，弟弟贺敏仁。

贺家是永新县的大家族，贺子珍的爷爷去世时，给儿子贺焕文留下了不少家产。但1913年，贺焕文因为替同村人出头，得罪了当地的地主恶霸，被卷进一场官司，关进了监狱，生死难料。

贺焕文被抓后，妻子温吐秀在家里急得团团转。为了把丈夫救回来，她只能典当了公公辛苦一辈子攒下的家产。贺焕文平安回家后，贺家的家产已经所剩无几，甚至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

温吐秀

此后，为了养活家里的老老小小，贺焕文借了不少钱，在永新县城盘下一块铺面，开了一家茶馆，同时还做吃饭、住宿的生意，茶馆后面的院子就是贺焕文一家人的住处，贺子珍在这里度过了她的年少时光。

贺焕文

贺焕文、温吐秀夫妇都读过书，知道知识的重要性，很支持孩子们读书，让他们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是，20世纪初期的永新县毕竟只是个小县城，没办法和上海、北京那样的大城市比较，人们心里的封建思想还很深厚。

就算是观念已经很超前的贺子珍父母，也抱着和大多数人一样的想法，认为女孩子早晚是要嫁人的，读那么多书又有什么用呢。因此，他们只打算让贺敏学读书，从来没有想过让贺子珍读书。

当时，永新县城里有一所小学，名为“福音堂小学”，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到那里上学，学习数学、国文、历史、地理等课程。

福音堂小学

但贺焕文不想把孩子送进洋学校，他拿出家里的积蓄，请了一位私塾先生，在家里教贺敏学学习四书五经，还邀请贺氏家族的男孩子们到家里一起听课，却把自己的亲生女儿贺子珍拒之门外。

贺焕文常常念叨着一句话：“女孩子家念什么书，反正要嫁出去，认得两个字知道自己的名字就行了。”

贺子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思想的风也“吹”到了落后的永新县。人们脑海里陈旧的观念土崩瓦解，开始尝试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很快，许多家长们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允许家里的女儿读书、识字。

贺焕文、温吐秀也追随着乡亲们的步伐，把贺子珍、贺怡送进福音堂小学，把贺敏学送到永新当地的一所学校。

但这一年，贺子珍已经10岁了，她上学的年纪比一般孩子晚了许多。

有了宝贵的读书机会，贺子珍格外珍惜。为了激励自己用心读书，不浪费每一分每一秒，贺子珍重新给自己取了名字，叫“贺自珍”，意思是自我珍惜、自我重视。

1928年，贺子珍和毛主席结婚。结婚后，贺子珍见毛主席学识渊博，想让他再给自己取个名字。

毛主席说：“不用改名了，我很喜欢自珍这个名字。”贺子珍听了这句话，觉得连毛主席这样有大学问的人都认为这个名字好，她也觉得自己没有改名字的必要了。

1919年，贺子珍进入学校。1927年，贺子珍离开学校，开始把革命当作毕生的事业。在这8年时间里，贺子珍还经常参加一些革命活动，因此她真正读书的时间是有限的。

封闭的永新县城，造成了贺子珍保守的男女观念；读书少，见识就少，使得贺子珍看不到一个开放的“世界”。这种种的种种，给未来她和毛主席的婚姻埋下了隐患。

后来，毛主席不无遗憾地评价贺子珍：“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

1936年10月，红军抵达陕北。从那时起，数以万计的有识青年奔赴延安，寻求革命胜利的道路。一批外国记者也怀揣着对中国革命的浓厚兴趣，不远万里来到延安采访。这些记者中，也有女记者的身影。

毛主席喜欢交朋友，喜欢和各式各样的人谈天说地。外国朋友们来后，毛主席给予了热情的招待，也常常和他们进行愉快的交谈，不论是男记者，还是女记者，大家一起聊革命、聊当下的形势，聊得十分愉快。

毛主席、朱德和朋友们合影

贺子珍从封建思想浓烈的永新小县城走出来，又一年四季在大山里从事革命工作。在她眼里，男女关系应该是严肃的，有分寸的。

看到毛主席和女记者说说笑笑，贺子珍脑袋里的封建意识作怪，心里感到很不舒服。有一次，贺子珍还因为这些事和毛主席大吵了一架。

毛主席懂得贺子珍的保守，他没有批评贺子珍，而是告诉她放宽心，不要把这件小事放在心上。

但贺子珍始终不能适应，并打心里觉得毛主席是在嫌弃自己见识少，还赌气地说，要马上就去苏联治病、学习，不让别人看轻了自己。

就这样，因为贺子珍的保守观念，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误会，贺子珍和毛主席的婚姻出现了裂痕。

毛主席和贺子珍

1937年底，贺子珍负气出走苏联，准备到苏联学习，顺便取出身体里的弹片。

贺子珍临走前，毛主席多次挽留她，希望她能留在延安，留在自己身边，毕竟他们最苦最难的日子都一起熬过去了，还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呢。

为使贺子珍回心转意，毛主席情真意切地说：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我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毛主席的话饱含着真情，令人动容。但要强的贺子珍被心里那口怒气遮蔽了双眼，丝毫不顾念两人长达10年的夫妻情分，就这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许多年过去后，每当贺子珍想起毛主席当时说的那段话，泪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流。一向坚韧的毛主席，把心里最柔软的一面展现在她面前，一字一句地说着发自肺腑的话，说着对她的留恋和不舍。

但是，被怒气冲昏头脑的贺子珍，没有意识到这些话背后是最珍贵的深情，没有意识到那份深情也许失去了就不会再重来，因此毫不留恋的说：“我一定要走。”

这份决绝也酿成了她一生的悔恨。

毛主席和贺子珍

刚开始，贺子珍先从延安到了西安。毛主席仍然想要把她劝回来，托人给她带话：“以后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好起来的，你的病可以在延安治......”

不久后，贺子珍抵达新疆，准备乘坐飞机去苏联。在此期间，毛主席又托人传话，让她取消去苏联的计划，回延安去。

然而，毛主席的几次挽留，都没有把贺子珍“呼唤”回来。

就这样，贺子珍登上了去往苏联的飞机，也注定了她将要度过孤苦的一生。

贺子珍顺利到达苏联后，毛主席写信询问：“我们难道就此分手了？”贺子珍回信道：“就此分手。”

她的态度彻底断送了她和毛主席的缘分。

1938年11月，毛主席再婚。身在苏联的同志们得知这个消息，都来安慰贺子珍。贺子珍很感谢大家的关心，她表现得很平静，让人看不出真实的心理活动，她说：“我祝他幸福。以后我要过自己的生活。”

贺子珍在苏联

虽然贺子珍表现得无所谓的样子，但实际她心里的悔意是那么强烈。得知毛主席再婚的那一刻她才知道，当初她执意离开延安，远赴苏联，不是因为她对毛主席没有感情了，而是她对毛主席的感情太深，才会因为那件事那么生气，才会那么想要通过出走来发泄内心的怒火。

然而，贺子珍明白的太晚了，事情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了。她的草率之举，让她失去了相濡以沫的婚姻，付出了抱憾终身的代价。

1947年，王稼祥在苏联找到了贺子珍，询问她今后的打算，贺子珍坚定地说：“回国去。”

于是，王稼祥就此事请示毛主席，毛主席给出回复：“完全同意。”

贺子珍知道毛主席的回复内容后，高兴地说：“谢谢毛主席给了我回国的机会。”

1947年冬天，贺子珍从苏联回国。

虽然此时贺子珍和毛主席的缘分已了，但他们毕竟有着十年的夫妻情分，哪怕不是夫妻了，也还是同志、是战友。

因此，自从回国那天起，贺子珍就非常希望有一天能够见到毛主席，抱着这个念想，贺子珍度过了一天又一天，而毛主席也默默关心着贺子珍。

毛主席

有一次，毛主席问李敏：“你妈现在是啥模样喽？”李敏开玩笑说：“我妈现在可胖了，腰粗得像个大水桶。”

毛主席不相信，用哀伤的语气说：“她不可能发胖，她过去身体就比较瘦弱，现在又有病，心情也不好，怎么能胖起来呢？”

李敏一听，当场愣在原地。她没想到，明明爸爸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妈妈了，但对她的了解还是那么深。他们共同生活了十年的默契，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就消失不见了。

1959年，贺子珍在江西南昌休养。

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即将召开，毛主席登上庐山。曾志、陶铸夫妇也从广州来到庐山。

1959年，毛主席登上庐山

曾志和贺子珍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了，早在井冈山时期她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个人情同姐妹。当曾志从江西省委的同志们口中听说贺子珍现在住在南昌后，迫不及待地赶到南昌探望。

战友重逢，叙旧、问候自不必说，从贺子珍家里离开后，曾志返回庐山，见到毛主席后，她便把自己去看望贺子珍的事情告诉了毛主席，并说道：“我看她很好嘛，过去的事情讲得很清楚。”

这么多年来，毛主席一直是从女儿李敏嘴里、从认识的人嘴里，听他们讲述贺子珍的情况，却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她。

这一次，听了曾志的话，毛主席产生了见见贺子珍的念头，这个念头是如此强烈，好像这次非见不可，于是毛主席马上让汪东兴着手安排。

毛主席和汪东兴

汪东兴是中央警卫团团长，当时在江西担任副省长兼农业厅厅长。虽然汪东兴1947年才来到毛主席身边，但抗战时期他是延安干部团成员，那时候他就在延安见过贺子珍，并亲切地称呼贺子珍“贺大姐”。

接到这项特殊的任务后，汪东兴立即去找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和他的夫人朱旦华，商量怎么办成这件事。

后来，他们一致决定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朱旦华一起去南昌，把贺子珍接上庐山。

水静和朱旦华出发去南昌前，杨尚奎特别交代她们：“你们上山后，直接去隧洞口左边的第二栋房子，我已经安排好了。”

朱旦华

7月7日，水静和朱旦华从庐山来到贺子珍家里，以到庐山观赏为由，说服贺子珍和她们一起上了庐山。

三个人抵达庐山时，天已经黑了。汽车在隧洞口左边的第二栋房子门口停下后，贺子珍、水静、朱旦华走下车，这时候她们看到汪东兴正站在门口，看这情形他应该已经站了很长时间。

作为这件事的直接负责人，汪东兴不敢掉以轻心，他担心贺子珍她们的车辆在路上出现状况，没办法按时抵达庐山，因此一直在这里等着，看一眼才能放心。看到贺子珍她们平安到了，汪东兴也就默默离开。

得知贺子珍顺利来到庐山，毛主席决定在7月9日这一天见她。

7月9日一大早，有人告诉水静，让她晚上9点钟带着贺子珍坐上杨尚奎的车子，到180号别墅见毛主席。

180号别墅是毛主席的住处，一般情况下，只要有车开进来，都会有人上前问问情况。但那天晚上，水静和贺子珍乘坐的汽车一路畅通无阻，稳稳地停在了180号别墅门口。

180号别墅

当毛主席的卫士封耀松搀扶着贺子珍走进180号别墅的会客室时，毛主席和贺子珍，这对曾经同甘苦、共患难了十年的“战友”，时隔22年后，终于再次相见了。

看到毛主席出现在自己面前的那一刻，贺子珍泪如泉涌，也许是太意外了，需要一段时间来接受，贺子珍只顾着流泪，什么话都不说，会客厅里静悄悄的，只有她低声哭泣的声音。

毛主席见状，打破沉默：“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了？”

贺子珍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抬起头仔细端详着毛主席，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不如以前了。”

毛主席说：“忙呀，比过去更忙了。”

之后，毛主席询问了贺子珍在苏联的生活，贺子珍一一道来。毛主席听完，看着贺子珍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也许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毛主席的心里，盘旋了很多年。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毛主席的声音是压抑的，仿佛这个问题跨越了22年的时间长度，承载着千斤的重量。

毛主席

也许在无数个静夜时分，贺子珍也曾一次次扪心自问，问自己当初为什么要离开，然后陷入一次次的后悔中。

看着毛主席凝神想要倾听她的回答的样子，贺子珍无限懊悔地说：“这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之后，毛主席和贺子珍交谈了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间。

一个小时的交谈，对贺子珍来说，不是分别22年之后的诉说心曲，而是过往的悲痛化作泪水肆意流淌。

接近10点钟，毛主席看时间不早了，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第二天，毛主席有事要办，便由水静送贺子珍下山。

对于庐山相会，毛主席和贺子珍作为两个当事人，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贺子珍的心情是激动，而毛主席的心情是五味杂陈。因为他看到贺子珍头发白了，人也苍老了，身体状况并不好，因此心里百感交集。

庐山相会几天后，毛主席和汪东兴说起了他和贺子珍见面的事情。

当时，毛主席心情沉重地说：“我们两个人谈得不好，贺子珍不讲话，只是哭。我怎么劝她都不讲话，不讲话怎么能谈下去呢？没办法，我只好说，那你休息吧。我还问过她有困难没有，她也不讲话。”

庐山相会是贺子珍和毛主席的最后一面。在这次见面中，贺子珍向毛主席诉说了她的后悔，这份悔意刻骨铭心，几乎伴随了她一生。

1976年，毛主席逝世。毛主席离开了，但贺子珍对毛主席的思念没有停止。

1979年9月，贺子珍在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的陪同下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当透过水晶棺看到毛主席的面庞，贺子珍情不自禁地去拉水晶棺外面的护栏，想要离毛主席更近一点。

贺子珍、李敏、孔令华参观毛主席纪念堂

李敏见状，赶紧轻声对贺子珍说：“妈妈，这里有规定，不能触碰。”贺子珍含着泪说：“我就想和毛主席多说几句话。”

参观了十分钟，贺子珍被推出了毛主席纪念堂，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的面容。

人生每一个选择都非常重要，一旦行差踏错，就会失去自己拥有的，没有机会再重新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