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和外孙孔继宁

建国后，贺子珍对哥哥贺敏学、嫂子李立英说：“我一生只爱一个人，我已经把我的感情给了毛主席，不可能再爱第二个。”

贺子珍对毛主席，有井冈山初见时的怦然心动，有革命时期的生死与共，这份记忆是抹不去，洗不掉的。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贺子珍开始盘算身后事，她想离毛主席近一点。于是，向哥哥贺敏学表达了内心的心愿：“我死后能不能去北京？骨灰盒能不能放在北京？”

1927年，18岁的贺子珍跟随永新县委100多人到达井冈山，被借调到前委机关工作。毛主席经常到前委机关视察，看到贺子珍娟秀的字迹，发出由衷的赞赏。

多年后，毛主席回忆第一次见到贺子珍的情景，思绪飘到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井冈山上，初见时美好的记忆又浮现在眼前，毛主席仿佛看到了那个18岁的年轻女战士手握双枪、英姿飒爽的模样，感慨地说：“起初，我以为她是袁文才的女儿，只觉得她好年轻，好俊俏。”

贺子珍和康克清

在井冈山，毛主席与贺子珍进行了几次愉快的交谈之后，惊喜地发现贺子珍对湖南、江西两地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如数家珍，便邀请她一起去宁冈、永新等地进行社会调查，贺子珍欣然应允。就这样，毛主席与贺子珍的接触多了起来。

贺子珍长着一张标准的鹅蛋脸，一双明慧的眼睛，很有大家闺秀的风范。但是，与气质温婉的大家闺秀不同的是，贺子珍梳着干练的短发，说话十分爽快，做事风风火火，身上有女性少有的豪迈，这种强烈的反差让贺子珍本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经过朝夕相处，毛主席被贺子珍身上的独特之处吸引，情不自禁的产生了爱慕之心，但他在努力压制内心的感情。而毛主席怀揣着革命理想，心存革命抱负，又有着超乎常人的见识与谋略，他的气度、他的才华，深深地打动了贺子珍的芳心。

毛主席

早晨或者傍晚，毛主席与贺子珍经常相约一起散步，两个人时而陷入沉默，时而随意地聊天，谈论各自的家乡，各自的兄弟姐妹。

贺子珍是真挚又大胆的女子，她看毛主席的眼神里有藏不住的爱慕。毛主席清晰地感觉到贺子珍的一片痴心，那一刻他的内心是煎熬的。

数月前，毛主席突然得不到杨开慧的任何消息，便派一位老乡去长沙寻找杨开慧母子。然而，老乡在长沙到处找不到杨开慧的踪迹，便认为她被敌人抓走，杀害了，返回井冈山后告诉毛主席：“毛委员，看来你们很难相见了。”

光明坦荡的毛主席与贺子珍讲到了杨开慧，并把老乡打听到的消息告诉了贺子珍。

毛主席的坦诚，让贺子珍对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

贺子珍心里想道：

他为革命的大业，抛妻别子来到井冈山，肩上挑着千斤重的担子，生活上却没有一个体己人的照料，是多么艰难呀！多么需要一个知己的伴侣呀！

然而，贺子珍的内心也是矛盾的。毛主席的妻子现在是什么情况？是否被敌人残忍杀害？每每想到这一点，贺子珍就无可避免的陷入到复杂的情感漩涡中。

在井冈山的日子里，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心慢慢靠近。但他们都伫立在原地，谁都没有往前迈一步。

毛主席和贺子珍

1928年4月，毛主席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师，整天忙得昏天黑地，直到5月4日，组建了红四军才放松下来。

毛主席和朱德

这时候，毛主席格外想念贺子珍，并如愿见到了她。贺子珍阔别许多天再次见到毛主席，欢喜地握住毛主席的手，上下打量着他，无声地诉说着久别重逢的喜悦。

朱德、陈毅是第一次见到贺子珍，脸上写满了好奇，询问身边人眼前这位清秀的姑娘是谁？一旁的袁文才向大家介绍：“她叫贺子珍，是毛委员的......恋人吧。”

毛主席和贺子珍

朱德、陈毅恍然大悟，紧接着他们又被告知毛主席、贺子珍互相爱慕，但却迈不过心里那道坎。

朱德、陈毅听说了杨开慧的事情，感到既震惊又难过。但是毛主席的日常生活确实需要有人照料，既然遇到了两情相悦的女子，再婚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想到这里，他们决定“帮”二人一把，促成这段美好的姻缘。

1928年5月，一路追随毛主席来到井冈山的助手余贲民举行婚礼。婚礼当天，毛主席、朱德、陈毅、袁文才都来参加婚礼。

期间，袁文才当着许多宾客的面，笑呵呵地问毛主席：“毛委员，哪一天喝你的喜酒呀？”

袁文才突然的发问，使毛主席愣了一下，不知道怎么回答。

王佐接过话头：“毛委员，你与子珍姑娘不早些把婚事办了，还等什么呀？莫要等出事来哟！”

这时候，向来爽朗的陈毅说：“是嘛，两情相好，男才女貌，天造地设。眼下军务稍弛，泽东同志又荣任了特委书记，喜结良缘，正及时候。”

陈毅

人们纷纷用打趣的眼神看着毛主席与贺子珍，贺子珍羞得不敢抬头，毛主席明白这些玩笑话背后是战友们真诚的关心，把目光转向贺子珍，似乎在等待她的答案。

贺子珍一抬头就迎上毛主席灼灼直视的目光，微微点头答应了。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见状，微笑着看着毛主席，说：“好了，王母娘娘开了口，该你表态呀。”

毛主席爽快地说：“办就办吧，不过要找一个僻静之处，免得影响太大，形式简单，草办礼仪。”

袁文才马上说道：“喜期由我和王佐老庚择定，地点嘛，就选在象山庵，行吗？”

毛主席点头表示同意，大家哄笑起来：“嚯，又有喜酒喝啰！”

5月28日，杜鹃花开最繁盛的月份，毛主席与贺子珍在井冈山茅坪村象山庵举办了一场简单又别致的婚礼。

毛主席和贺子珍

晚年，贺子珍回忆与毛主席的婚后生活：

物质生活虽然贫困，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富有的。毛主席博览群书。夜深人静，他写累了，就给我讲他读过的故事，讲他的诗文。他的话把我带入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常常是一个讲着，一个听着，不知不觉迎来新的一天。

毛主席与贺子珍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产生了真挚、纯洁的爱情，在战火中的爱情，情感浓烈得穿越了时空。

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不管毛主席处于顺境、还是逆境，贺子珍一直寸步不离地陪伴在毛主席左右，使毛主席在生活上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精神上得到无条件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贺子珍立下了无人替代的功劳。

1937年，贺子珍离开延安，远走苏联。自那以后，她的生活再也无法恢复平静，所有的思念，所有的遗憾，时刻搅动着她的心。

新中国成立后，贺子珍总是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她曾对嫂子李立英（贺敏学的妻子）说：“在井冈山，他没有欺骗我，把杨开慧的情况都告诉了我，把几个孩子的情况也告诉了我，但他无法确定杨开慧还在不在。”

贺子珍

1949年11月，骨肉相连的妹妹贺怡遭遇车祸，不幸牺牲。贺子珍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支撑不住病倒了。

陈毅得知贺子珍生病的消息，非常牵挂这位昔日的老战友，考虑到上海医疗条件好，方便就医，便把贺子珍接到上海，安排她住进溧阳路的一栋小别墅。自那以后，贺子珍长住上海，静心疗养之余，还负责照顾贺怡留下的几个孩子。

贺怡出车祸时，她的儿子贺春生也坐在事故车辆上。车祸发生后，贺春生的耳朵严重穿孔，经常流脓。贺子珍每天按时为贺春生清洗，在她的用心呵护下，贺春生的听力才没有受损。

贺子珍和贺怡

虽然身体抱恙，但贺子珍没有忘记她的家人，把无私的爱献给了家人，她身上贤惠、温柔、善良的魅力未减分毫。

1951年，贺敏学被调到上海，担任华东防空军司令员兼上海防空军司令员。那段时期，贺子珍的身体异常虚弱，经常在家与医院之间往返，还要尽心尽力照顾外甥们，身体吃不消。贺敏学心疼妹妹，便把贺怡的孩子们接到自己家，悉心照料。

1954年，全国建筑工程局长会议将在北京召开，贺敏学赴京开会。毛主席已经20多年没有见过贺敏学，听说他来了北京，便立即叫他去中南海。

毛主席

故人重逢，话题自然离不开贺子珍。毛主席问起贺子珍的近况，贺敏学告诉毛主席：“子珍妹在上海生活得很好，地方上对她照顾有加，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她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你，思念着娇娇，这次来京开会，她还嘱咐我，代她向你问好。”

毛主席听后沉默良久，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悲伤。过一会儿，毛主席站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默默计算着贺子珍的年纪，对贺敏学说：“子珍现在44岁了，叫子珍再婚，成个家吧！”

听到这句话，贺敏学顿时僵住了。他明白，毛主席是真心实意替妹妹考虑，希望她的感情有所寄托，后半生有所依靠。但作为贺子珍的亲哥哥，贺敏学比谁都了解自己的妹妹，她的心里是装不下别人的。

贺子珍、贺敏学、李立英、李敏等

想到这里，贺敏学坦白地对毛主席说：“主席，子珍妹跟我说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你是知道她性格的，她不愿意的事谁都拗不过她。”毛主席深深地叹了口气。

1954年9月，收音机里播放毛主席的讲话。听到那个魂牵梦萦的声音， 贺子珍的心弦再次被拨动了，她的思绪不停的翻滚着，怎么都停不下来，终于又病倒了。

在病中，贺子珍三番五次恳求贺敏学带她去见毛主席。贺敏学看着妹妹苦苦哀求的样子，心里难过极了，但在这件事上，他也无计可施。

求助贺敏学无果，贺子珍把希望寄托在嫂子李立英身上，央求她去北京见毛主席，当面向毛主席转告自己对他的思念：“贺怡已死，只有你适合去见毛主席。”

说这句话时，贺子珍的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李立英，眼里充满祈求。李立英同情贺子珍，不忍心看到她一直陷在痛苦里无法自拔，索性把残酷的现实告诉了她：“大姐，现在情况变化了，你同毛主席10年的夫妻关系已然中断。”

贺子珍听后怔住了，整个人被一种辛酸的情绪笼罩，拿起烟抽了起来，说道：

我当时太年轻，太意气用事，只想好的夫妻离开多久都是好夫妻，等我出去把身上的弹片取出后，养好身体，再学习几年文化，回来再好好为党工作。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李立英耐心地劝说贺子珍，想帮助她解开心里的疙瘩。但贺子珍的心结压在心里几十年，岂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开的。

贺子珍

毛主席是牵挂着贺子珍的，毕竟他们有十年的夫妻情分。得知贺子珍生病的消息，毛主席经常托人捎来问候，有时也会派人送来一些礼物。

有一次，毛主席收到一条名牌香烟，共10包，抽了一包后，突然记起贺子珍也喜欢抽烟，便把剩下的9包包好，送到了上海。

还有一次，毛主席派警卫员到上海探望贺子珍，准备了5包烟，让他带给贺子珍。为了犒劳这名警卫员，毛主席另外送给他一条烟，让他路上抽。

毛主席

去上海的路上，警卫员左思右想，越想越不合适，决定自己留下那5包烟，把那条烟交给贺子珍。

贺子珍知道了其中的原委，问警卫员：“烟盒呢？”谁知，那5包烟的烟盒已经被警卫员扔了，贺子珍失落地说：“这五包烟不一样，才是毛主席的心意。”

由此可以看出，贺子珍有多么在乎毛主席的关心，她似乎要用一生的时间，来怀念她与毛主席共有的时光。

1958年，贺子珍离开上海，回到家乡江西，住在南昌三纬路。

1959年7月7日，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安排水静、朱旦华把贺子珍接到庐山。

到庐山的第一天晚上，贺子珍与朱旦华住在同一个房间。当贺子珍从朱旦华口中得知，毛主席要在几天后见她，贺子珍呆呆的望着窗外，神色黯然地说：“我好后悔，我好后悔！”

7月9日晚，贺子珍与毛主席在庐山美庐别墅相见。

毛主席是贺子珍的心事，是贺子珍心底那道永不磨灭的印记。时隔22年，毛主席终于真真切切的出现在贺子珍面前。贺子珍此时的心情，此时的心境，都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在一个小时的交谈中，贺子珍好几次声泪俱下。

从庐山回到南昌后，贺子珍再一次病倒了。当时，贺敏学一家在福建。听说贺子珍生病，贺敏学心急如焚，但因工作繁忙实在抽不开身，只好让李立英赶到南昌照顾贺子珍。

在李立英的悉心照料下，贺子珍的身体慢慢恢复，贺敏学和李立英也从她的口中知道了庐山相会的细节。

贺子珍再次恳求贺敏学、李立英去北京见毛主席，把自己的思念转告给毛主席，但贺敏学、李立英只是无奈地摇摇头。

1960年夏天，林彪一家来三纬路探望贺子珍。送走林彪后，贺子珍猜想毛主席可能也会来到江西，会去庐山，便坐车直奔庐山。

到达庐山后，工作人员告知毛主席不在庐山，贺子珍大失所望，不停地抽着烟，愁眉紧锁地说：“毛主席爱庐山，他还会来的。”

1970年，毛主席登上庐山，与服务员聊天时谈到贺子珍，他若有所思地说：“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长得最漂亮。”

1976年，毛主席逝世。一年后，也就是1977年，贺子珍身患中风，住进上海华东医院。

在此之前，贺子珍已经准备好重新出来工作。这突如其来的病情，浇灭了她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此时此刻，贺子珍的心情是灰暗的。然而，还没等她接受这残酷的消息，命运又和她开了个玩笑：她又患上糖尿病。

贺子珍和李敏

在那个年代，中风、糖尿病是非常顽固的疾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这一次次沉重的打击，让贺子珍心灰意冷。家人、同志们经常去医院看望贺子珍，也不禁为她不幸的遭遇唏嘘不已。

1979年6月，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喜讯传来，贺子珍喜不自胜。那段时期，贺子珍高兴地对医护人员说：“我还要工作，还要为四个现代化出力。你们要帮助我恢复健康，我也要同你们一起努力，把身体搞好。”

然而，贺子珍的愿望是渺茫的。由于年事已高，再加上疾病缠身，她的身体状况并不乐观。此后的几年间，贺子珍长期住在上海华东医院，直到她人生的终点。

1984年，贺子珍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对哥哥贺敏学说：“哥，我怕是奔不动了，我这辈子，没给组织上提过任何要求，快去了，我有个要求，是第一回，也是最后一回。”

贺敏学眼眶含泪：“你说吧，我一定向组织上传达。”

贺子珍用微弱的声音说：“我死后能不能去北京？骨灰盒能不能放在北京？”

贺敏学笃定地说：“子珍，你是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又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候与主席同甘共苦了十年。为了顾全大局，又孤苦伶仃了一辈子，你的这个要求不过分，相信组织上会批准的。”听到哥哥的话，贺子珍欣慰地笑了。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永远的闭上了眼睛，走完了她波澜壮阔、又令人无限唏嘘的一生。

贺子珍逝世后，贺敏学向上海市委说明了贺子珍生前最后的请求。上海市委做不了主，向中央汇报。随后，邓小平作出批示：“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

贺子珍临终前的愿望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