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清晨，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寿皇亭旁自缢而死，时年33岁。
崇祯和一后二妃生育了7子6女，到甲申之变时尚有三子二女。前夜周皇后在坤宁宫悬梁自尽，崇祯挥剑杀死了幼女昭仁公主，长女长平公主右手被斩断昏死过去（多尔衮将长平公主送到外祖父周奎家恩养）。袁贵妃自缢的时候绳索断裂，崇祯冲上去补了三剑，所幸未伤及要害。癫狂过后，崇祯恢复了一个父亲的理智，命心腹太监将16岁的太子朱慈烺、13岁的三子定王朱慈灿和12岁的四子永王朱慈焕乔装改扮后被送出宫去。
虽北方国土沦陷，但此时的南京作为明王朝的留都和孝陵所在地，保留了除内阁以外一套几乎完整的中央机构建制，且地位上一般不低于北京各相对应的衙门，这些条件使得南京具备了在短期内重新成为明帝国政治中心的优势地位。
因此，当北京失守、崇祯帝殉难的消息传到南方，特别是当得知护送太监将三位皇子献于李自成后，作为留都的南京文武大臣立即陷入一片混乱，继而又为立何人为君而展开争斗。
由于嫡系已没有正统的皇位继承人，可供立君人选的几位藩王，以血缘关系讲，有崇祯帝祖父明神宗的直系子孙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及瑞王朱常浩。其中桂、惠二王均在广西，瑞王在四川，距南京较远，而福王朱由崧近在淮安，又与崇祯帝兄弟关系，最有资格以“兄终弟及”的名义入继大统。
福王朱由崧，明太祖朱元璋四子朱棣十世孙，明神宗朱翊钧之孙，福忠王朱常洵庶长子。
朱由崧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出生北京，八岁随父亲福王朱常洵到洛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七月，被北京的乃祖神宗册封为德昌郡王，同时被册立为福王世子。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克洛阳，朱常洵被执杀。朱由崧由生员黄调鼎及家丁保护藏于安国寺，数日后逃出洛阳城到了怀庆。
但当时聚集在南京的钱谦益、吕大器等东林派大臣，却因担心福王朱由崧继统后会翻万历年间东林党人阻挠老福王继统等旧账、不利于己方，竭力主张拥立潞王朱常淓。
福王朱由崧为了早登帝位，求助于武将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由凤阳总督马士英出面倡议，靠藩镇的势力得以最终胜出。五月初三在南京监国，十五日登基称帝。
弘光朝廷是在几派势力勾心斗角中建立的，建立伊始就已暗藏着种种矛盾与危机。
东林党人在福王继统问题上的失策与意气用事对局势发展非常不利，此后不久发生的马士英入阁、史可法被排挤出朝、东林大臣遭排斥、阮大铖起用、武将跋扈等一系列问题都由此衍生。
弘光朝廷建立前的朝野纷争说明其先天不足，而建立以后自上而下的种种表现又体现出其后天的失调。
朱由崧本是一落魄龙孙，以爬上皇帝宝座享尽人间富贵为唯一追求，登基后荒淫放纵、酗酒好色，毫不以国事为念，显然不是做”中兴之主”的材料。
他将一切军国重事交给马士英，自己一味追欢逐乐。马士英身为首辅，与阮大铖勾结，鬻官肥家，排除异己，政以贿成，腐败已极。大小官员或飘然引去，或随波逐流。建立于风雨如磐之际的弘光朝廷上下呈现出文恬武嬉、苟且偷安的局面。
政治上，党同伐异，贿赂公行。经济上加剧盘剥，不惜穷竭民力以供应皇帝官绅穷奢极欲的生活。
军事上，高、黄、二刘四大藩镇作为定策功臣的武将个个封侯赠伯，却都屯兵江淮，坐糜军饷钱粮而不图进取，坐视黄河以北大片国土沦入清方之手。
虽然督师大学士史可法奔走周旋四镇之间不得要领，徒有羁縻数十万精兵悍将之名，坐困淮扬一筹莫展。
更为致命的是，对于已占据京畿、河北、山东等地，对江南虎视眈眈的满洲统治者，弘光朝臣从上到下大多存在幻想。他们奉行“联虏平寇”的基本策略，企图联络拉拢清方，借清军的力量攻灭流寇。
十月份弘光朝使团北上入京，备受清方刁难、凌辱，使者左懋第被拘禁于京，马绍愉降清，陈洪范作为清方内应被单独放回。
北使的失败，虽让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清方可能已着手准备实施对江南的征服，要求朝廷正视来自北方的威胁，全力做好防御清军南侵的准备，但当权者甚至包括史可法在内仍不改初衷，以大顺农民军为主要敌人。对清方，则唯恐招惹之而一味退让，不敢稍越雷池。
在弘光君臣一味幻想求和通好之时，已在关内初步站稳脚跟的满洲统治者做好了着手统一全国的决策。
1644年十月，多尔衮下令分兵两路征服全国，以阿济格统吴三桂、尚可喜取道山陕攻灭大顺政权，而以多铎统孔有德、耿仲明等南下攻灭弘光政权。
多铎大军后来先赴陕西击败大顺军夺取西安，1645年二月后向东南推进，直扑弘光政权。清军大军压境，弘光政权却正处在内部斗争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发生了史称“南渡三案”的“大悲和尚案”“北来太子案”“童妃案”。
弘光政权成立不到一年，就接连发生此三案，给新政权带来不小麻烦。朝廷上下，哄哄闹闹，纷争迭起。
大悲和尚案——1644年12月，忽然有个和尚来到南京，自称是明朝亲王，从兵乱中逃出做了和尚。大悲起初说崇祯时封他为齐王，他没有接受，又改封吴王，还声称“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
弘光君臣见他语无伦次，形迹可疑，严加刑讯，才弄清大悲是徽州人，在苏州为僧，确实是个骗子。
此案被阮大铖利用，他借此开出一百多人的名单，牵连钱谦益和史可法等一系列政敌，想借此抹黑潞王和东林党人士。但由于当时弘光皇帝势力有限，无法处置这些人，最后只能将大悲和尚处斩，此事不了了之。不过此案之后，南明弘光政权里的大臣们相互猜忌、排挤，严重影响了政权的稳定。
北来太子案——1644年12月，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奴仆穆虎从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少年，晚上就寝时发现少年内衣织有龙纹，少年自称是皇太子。
抵南京后，高梦箕难辨真假，将其送往苏州、杭州一带隐蔽。但这少年经常招摇于众，引起人们的注意。高梦箕不得已密奏朝廷，弘光帝派遣内官持御札宣召。1645年3月初一，这个少年从浙江金华到了南京，被交付锦衣卫看管。
大学士王铎曾经担任东宫教官三年，一眼就看出是奸人王之明假冒。曾在崇祯朝廷上任职、见过太子朱慈烺的其他官员看了伪太子之后也都不认识。但对朱由崧继统不满的人乘机兴风作浪，散布流言蜚语，于是围绕着“太子”的真伪在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外地文官武将中掀起了一片喧哗。
弘光朝廷越说是假，远近越疑其真，此事一直闹到清军占领南京，弘光朝廷覆亡才平息。
童妃案——1645年初，河南有一个姓童的妇人面见南明河南巡抚越其杰，自称是德昌王（即朱由崧）的继妃，乱离中与朱由崧失散。
越其杰和广昌伯刘良佐深信不疑，一面奏报，一面派人护送来南京。朱由崧立即否认，宣布童氏为假冒。童氏送抵南京后，下诏狱由锦衣卫审讯。童氏自述了一些经历，但朱由崧批驳其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
童氏一案与大悲、伪太子案基本相似，肯定她不是朱由崧的王妃。一些史籍记载，童氏在送往南京途中，举止轻浮，毫无大家风范。就案件本身而言，无论童氏是冒充、误认，还是与朱由崧有过一段旧情，都不应成为南明政局的焦点，但此案背后有政治角力的介入，可能是马士英与复社之间的权力斗争。
挑衅弘光皇位的“大悲和尚案”，直指弘光皇帝人品的“童妃案”，危及弘光皇位的“北来太子案”，是南明弘光朝内部政治斗争的体现，反映了当时政权的混乱和不稳定。
童妃若真，说明弘光帝置结发之妻于不顾，足以证明弘光帝喜新厌旧无情无义；太子若真，足以证明弘光帝为保全自己已到手的帝位，无亲情，无君义。童妃、太子若假，可以从中看出弘光帝的统治已不似建立政权之初那样深得人心，经过时间考验，弘光政权的种种施政方针已渐渐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已有人欲利用此类事件向弘光帝统治表示不满。
尤其是“北来太子案”给左良玉东下称兵造成口实，左良玉以奉太子密昭“清君侧”率兵向南京进攻，这些案件不仅加剧了弘光朝廷的内部矛盾，也使得南明政权在清军的进攻下更加难以抵抗，从而加速了弘光政权的瓦解，其历史教训极为深刻。
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清军攻克扬州，史可法殉难。清军一路招降纳叛所向披靡，五月初九突破长江江防，弘光帝于次日出逃，不久即在芜湖被俘。五月十五日多铎大军进抵南京，弘光朝众多文武大臣在赵之龙、朱国弼等率领下迎降。南京的失陷与弘光帝被俘，标志弘光朝廷彻底覆灭。
弘光帝朱由崧，明末政治舞台上一位昙花一现的人物，从即位到被俘整整当了一年偏安江左的皇帝，又整整当了一年清廷的阶下囚，最终1646年五月，41岁被杀于北京宣武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