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俄关系史的漫长岁月中，俄国向中国派遣众多使团，谈成许许多多事情，但是19世纪初叶的嘉庆十年（1805年）时，俄国向中国派遣一个重要而又庞大的使团，却未能到达北京，没有谈成任何事情，只在库伦逗留月余，便打道回国，以失败告终。
嘉庆十年（1805年）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尤里・戈洛夫金率领俄国使团以给嘉庆皇帝祝寿的名义出使清朝，这支蜿蜒数公里的队伍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在隆隆的礼炮声和200名哥萨克骑兵的护卫下，离开了俄国边境要塞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经过清国一侧的恰克图，进入了清朝控制的蒙古地域。
俄国使团冒着寒风一路赶来，在1月2日赶到了库伦，也就是现在的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他们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要前往北京去觐见大清国皇帝（他们称之为博格达汗）。
然而由于他拒绝给一张桌子磕头，结果不仅没能获得“睹天颜”的机会，还被撵出了边境。使团的任务失败了。恼羞成怒的戈洛夫金立刻把经过上奏给了亚历山大一世，并强烈要求以此为由，向清朝开战。亚历山大一世不仅按兵不动，反而还把戈洛夫金流放到了西伯利亚。
那么，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俄罗斯使团出使前的准备嘉庆八年（1803年），俄罗斯恰好是野心勃勃、虔诚又有些理想主义色彩的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 of Russia）执政。在当时，法国的拿破仑已经崛起，整个欧洲都在想办法遏制这个新兴的主宰。不过，俄国仍然有工夫关注东方的情况。亚历山大一世的财政大臣是著名的鲁缅采夫，他提出要送一个外交使团到中国去谈判，解决一系列的东方问题。那么，鲁缅采夫要解决的东方问题有哪些呢？
最重要的问题是贸易。当时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主要在俄国和蒙古边境的恰克图进行。恰克图虽然是边境小镇，却承担了中俄贸易的所有功能，也是俄罗斯帝国东方贸易的中心。但对俄国人来说，恰克图有着无数的缺点，它地处内陆，运输不便。特别是在俄国人获得了哈萨克草原以及北美洲的阿拉斯加之后，已经不满足于只有一个恰克图口岸了。他们希望至少能够为俄国再增加两个口岸，其中一个位于新疆，希望在布赫塔尔玛地区开辟一个新的口岸，接纳中亚的贸易。之前，清朝政府禁止新疆与俄罗斯直接贸易，但是允许哈萨克等与清朝有宗主关系的民族在边疆做生意，于是哈萨克人成了俄国与中国贸易的中间商，有些人大发其财。俄国自认为是哈萨克人的主子，希望改为由中俄直接贸易，绕开哈萨克人。
另一个口岸是海路的广州。此刻的广州对葡萄牙、英国等多个国家都已开放，但清政府依然遵循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口岸的原则，既然俄国有了北方的恰克图口岸，清朝的广州就对俄国人封闭了。清朝皇帝不明白，北方的俄国人为什么要绕远到南方的广州去做生意，他更不知道，自从俄国人占有了阿拉斯加和北方岛屿，就获得了无穷无尽的毛皮资源，通过海路运往广州进行贸易反而是更加便捷的方式。俄国人有千百个理由，但这对于不懂地理的清朝皇帝却是说不通的。
此外，中俄之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麻烦：边境问题。事实上，《尼布楚条约》已经将两者的边境划清了，不存在太多的模糊性，但俄罗斯人对此并不满意。加上清政府迁出人口的做法，让两国边界的中方一侧成了真空地带，俄罗斯认为在没有人居住的地区，所有权是有争议的。
俄国人最大的觊觎之处是黑龙江这条河流。黑龙江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随着俄国人对远东的开发，他们需要一条河流将内地与海洋连接起来，而黑龙江作为该区域最大的河流，是最适合航行的。
《尼布楚条约》中，将黑龙江流域都划归了清方，但清朝政府却并没有利用这条河流，反而将居民撤出，形成了政治空白区。俄国人由此下了赌注，强行说这是一片需要重新划分的领土，希望清政府同意以黑龙江为界重新划界，并允许俄国人在黑龙江上航行。
《尼布楚条约》中俄边界示意图
根据《尼布楚条约》，双方的划界是从涅尔琴斯克（尼布楚）附近起源的外兴安岭向东北方延伸，直达黑龙江入海口地区。黑龙江在外兴安岭以东，所以整个属于中国，不仅是河流本身，还包括它的流域所在。但俄罗斯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外兴安岭并不是一个显著的山脉，在地图上极其不起眼，强行将这条小山脉组成的边界划成了有争议地区。
从客观上来说，黑龙江属于中国是毫无争议的。如果黑龙江属于中国，带来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库页岛也必定属于中国。到了后来，由于清政府对西方战败，俄国才成功地将黑龙江以北拿走，更甚者又向南沿乌苏里江拿走了大片土地和库页岛，并将中国东北的黑龙江、吉林两省变成了不靠海的内陆省份。但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除了与战败有关，也和清朝早期的糊涂政策有很大关系。
根据鲁缅采夫的命令，使团的最主要使命有三条：1、广州通商；2、新疆通商；3、东北边界问题。在这三大问题中，第一条和第二条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只要将两国的交往集中在贸易领域，那么贸易的多元化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甚至一个良好的贸易协议可以防止俄方对领土的觊觎。至于第三条则属于无理要求，但需要清政府正面回应，形成可以援引的先例，避免由于模糊性造成的后续问题。
此外，还有一些小问题，比如，由于俄国与英国竞争阿富汗，俄国希望清政府允许他们经过西藏，向喀布尔派出一支考察队；由于康熙时期的政策，俄国在北京有一个东正教会，每隔10年就有一次教士的调动，新任教士将随着使团前往等等。
由于事关经济贸易和边境问题，亚历山大一世对这次出访非常重视，他精选了价值15万卢布的礼物送给嘉庆皇帝。考虑到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在中国，因为礼仪问题受到乾隆皇帝的冷遇，所以他为了规避俄国使团再犯相同的错误，便特意让首席礼仪大师戈洛夫金伯爵率领使团出访中国。
爱新觉罗・永琰
亚历山大一世的拜访的理由，确实让嘉庆皇帝很高兴，因为中国历来自称“上邦大国”。在朝贡体系中，新王登基向皇帝通报，这是藩属国历来的规矩，所以嘉庆皇帝也很重视俄国使团的来访，并特意指示礼部，按迎接藩国臣子的礼仪，做好迎接准备。
在戈洛夫金率领使团出访之前，便和清朝礼部官员已经有了纷争。
19世纪初的大清国此时，中国恰好处于嘉庆皇帝亲政初期。嘉庆元年（1796年），在位60年的乾隆帝终于退位了，让给了他的儿子嘉庆帝。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帝驾崩，嘉庆帝终于开始了独立决策。
但由于生活在乾隆帝的阴影下太久，嘉庆帝是个典型的守业型的皇帝。一方面，他杀掉了腐败的大臣和珅；另一方面，他着手平息民间的愤怒，解决白莲教叛乱等问题。守业，决定了嘉庆帝对外政策上的两方面特征：第一是不添事，任何被认为是麻烦的事情都会被回绝；第二，由于强调权威，许多有关礼仪的事情被更加凸显出来。他之前的几任皇帝不那么强调礼仪，允许变通，但到了嘉庆时期，皇帝对于礼仪的遵守到了痴迷的地步。
不巧的是，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也是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做事畏首畏尾的人物。于是，嘉庆帝与蕴端多尔济两人就形成了绝配，让任何企图做事的人都不可能穿透这重重防御。
但对于戈洛夫金的访问本身，嘉庆帝又是感兴趣的。由于他每年都要举行生日大典，如果让俄国人出现在他的生日大典上，增加万国来朝的气氛，对于这位亲政不久的守成皇帝树立权威是有帮助的。
当清朝做出了愿意接纳的回应之后，俄国人开始耐心地准备起人选、礼物和行程。他们准备了太多的礼品，加上路途过于遥远，这一准备就是两年时间，嘉庆八年（1803年）提出动议，直到嘉庆十年（1805年）使团才成行。
既然俄中两国都有着良好的愿望，那么双方是否能把这良好的愿望转化成实际的友善呢？不要忘记，两者的根本目的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俄罗斯使团出使大清第一记闷棍
嘉庆十年（1805年）9月，当“花枝招展”的戈洛夫金带着242人的外交团队抵达蒙古与俄罗斯的边境时，首先吃了第一闷棍：中国方面拒绝他们入境，表示由于使团人数太多，必须缩减到100人以下方才接待。库伦执政者接到皇帝谕旨，内称：“此次俄罗斯人派遣高官为使，前来宫廷，证明其恭顺，其所求之事可令应允，派来人数过大，压缩一些，乃完全合理，以前便这样做过……若俄罗斯人接奉此函之后，寄来回答不十分恭敬，不同意缩减随员，着云登道尔济立即致函彼等，坚决予以拒绝，同时恭奏皇上。若俄人在此之后停在中途不来，亦可。”不仅如此，军机处嘉庆十年（1805年）10月7日的信函直言不讳声称，“若俄国使臣接到吾拒绝信函之后，停在中途，实属最佳之举”。
原来，蕴端多尔济听说戈洛夫金来了200多人，不想准备这么多马匹。按照中国传统，使臣从进入边境开始，一切吃喝拉撒都必须由接待方负责，作为库伦地区的负责人和接待方，蕴端多尔济偷懒了。但他并不会主动去做这个决定，由于皇帝事无巨细地要求他汇报情况，他在汇报中巧妙地加入了使团人数过多，是不是应该削减一下的询问，请皇帝定夺。皇帝果然立刻咬了线，拍板应该缩减人数。
皇帝定调后，接下来是理藩院的职责了。理藩院查了以前的旧档案，俄国人曾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十三年（1656年）、顺治十四年（1657年），康熙十五年（1676年）、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雍正五年（1727年）来朝。顺治朝和康熙朝三十二年（1693年）档案不见人数记载，康熙十五年（1676年）使团共由156人组成，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有90多人，雍正五年（1727年）数量相当大，曾经令其缩减，最后到京的只有120人。由此可见，俄国使团的人数从未超过200人，而此次已经超过240人，故必须缩减。理藩院查证后，事情就传到了军机处。不过，军机处为了坚决贯彻皇帝的精神，不提康熙十五年（1676年）有156人团的先例，而是一口咬定没有超过100人的先例，要求俄国使团必须把人数削减到100以下。军机处是中央政府的代表，既然它已经下令缩减到100人以下，蕴端多尔济就有了执法的借口，如果俄国人不缩减规模，就拒绝入境。在之后的谈判中，他不断向皇帝汇报俄国使者不遵守规矩，如果不是皇帝想要让外国人在他生日上朝拜，这样的谈判就不应该进行下去了。
关于人数问题，双方又争执了很久。在经过权衡之后，戈洛夫金同意将人数缩减到130人，但蕴端多尔济却强行要求对方缩减到70人方才准予入境。北京的军机处也在继续制造障碍，由于获得了蕴端多尔济的信号，他们决定将使团人数控制在40人以内。从不超过200人，到不超过100人，到70人，再到40人，可见一个集权官僚系统在宁左勿右的指引下层层加码的水平。
爱新觉罗・永琰
谁也不敢质疑一下，40人已经太低了，如果只有这一点儿人，使团很难完成正常的出使任务。这时就该由皇帝最后拍板了，他亲自指出，40人是不现实的，决定将额度恢复到100人，众人连忙欢呼皇上英明。但这仍然不是争议的结束，双方为了人数问题又扯皮了两个月，才最终确定人数为124人，再次上报后，嘉庆皇帝又一次仁慈地同意了。
年底，威风凛凛的戈洛夫金终于跨过了国界，进入了中国境内。第二年的1月2日，他抵达库伦。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他兴致勃勃地盘算着如何到北京与皇帝谈判。
第二记闷棍
但就在这时，第二记闷棍来了。
1月4日，蕴端多尔济等人在库伦宴请戈洛夫金，宴会开始前，礼部官员特意抬出一张方桌，上面立着一块牌子，并点上了3支蜡烛。然后，礼部官员就示意戈洛夫金率领使团向桌子行跪拜之礼。戈洛夫金目瞪口呆地望着桌子，表示他们不能叩拜。因为他们只答应向皇帝叩拜，没有说过要对桌子叩拜。礼部官员于是向戈洛夫金解释，这桌子上的牌子在我天朝，代表的就是皇帝。双方经过了5个多小时的争执，最后不欢而散，宴会也没有举行成功。
戈洛夫金认为一定是蕴端多尔济捣了鬼，从中作梗不让他顺利前往北京，但实际上，这道命令的确是皇帝所下。皇帝给蕴端多尔济下了圣旨，要求：第一，赐宴；第二，赐宴之前，使者必须叩拜。皇帝要求得如此具体，一方面是他事无巨细的性格，另一方面则是对自己的尊严没有信心。在乾隆时期，在礼节上还能够缓和，皇帝大不了说一句外国人不懂礼法。乾隆时期的大臣也更加懂得变通，即便外国人没有行大礼，装模作样一番也就容忍了。
但嘉庆帝刚刚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人们都知道和珅的下场。另外，人们也都知道嘉庆帝更加在乎礼节，谁也不敢变通。胆小的蕴端多尔济也让事情更加复杂化，他奉行的原则是：紧紧跟随皇帝的指示，不做任何变通，以免引起麻烦。这几件事情叠加起来，就成了戈洛夫金的噩梦。
爱新觉罗・永琰
戈洛夫金以为经过一段时间争执，必将找到一个顾全双方颜面的办法，或者嘉庆皇帝最终会宽容地对待他们。不想，嘉庆帝本人是同意蕴端多尔济的看法的，表示如果使臣不叩头，就直接遣返回去。他指出，“俄使来函不恭，夸耀己长之词过多，因此为执行以前颁发之令，从库伦立即致函戈洛夫金予以拒绝”。皇帝接着指责俄国人不恭，有意隐瞒所带“贡品”清单，拒绝说出使臣是否带有给皇帝的致敬信。谕旨指出：“若俄使接到吾拒绝之函，停在中途，实为最佳之举。”这道谕旨显露出怎样阻碍俄国使臣向清帝国首都行进的手段。“若戈洛夫金举止恭顺，执行诏令，缩减人员，呈交贡品时出示给皇帝的致敬信和贡品清单，还应对他说以下话语：尔业已进入吾天国土地，以便造访皇上宫廷，然而吾有法定礼仪，聪明睿智大皇帝接见时人皆遵守。这之后将其头转向东方，教其‘叩头’礼仪。若彼等按规定行事，确实毫不犹豫，面带恭敬之情行‘叩头’礼，令云登道尔济等再加详报，之后按规定期限出发，将使团送抵宫廷。此等条件若俄国人有一条不完成，立即对其严词拒绝，遣其返回。任何情况下不许犹豫不决，软弱无力行事”。
得到了指令的蕴端多尔济再也不犹豫，在俄国使团逗留了一个月之后，令他们离境。于是，戈洛夫金满怀着为国立功的豪迈，却无处施展，连北京都没有到就灰溜溜回了国。他带的贵重礼物不仅送不出去，反而由于笨重连拿回去都困难。这个使团成了出使中国最窝囊的使团。
应该指出，即使俄国使臣在库伦完成强加给他的程序后抵达北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想使俄国工商业人士广泛进入亚洲和太平洋市场的计划，也无法实现。中国正处于封建停滞和人为的同外部世界隔离起来的状态，国家严格控制企业家活动和同外国人的接触。所有这些均不能使清朝对俄国使臣提出的建议和请求发生兴趣。戈洛夫金本人也怀疑商业部的意图有实现的可能。他指出，只能通过“顺其自然”的方法扩大恰克图的贸易，当商业没有障碍时，只能由市场需求予以调控。戈洛夫金的看法是对的，使团的失败并未影响俄中通过恰克图的贸易的发展。这个西伯利亚城的商品流通额在不断增长，从嘉庆五年（1800年）至道光四年（1824年）（(1812年除外）增长90%，达到19世纪头25年的高峰。
戈洛夫金好歹是个伯爵，受了一顿羞辱被驱逐后，一时恼羞成怒，立刻马不停蹄回到了圣彼得堡，将遭遇一五一十地上奏给了亚历山大一世，强烈要求亚历山大一世向中国开战。
为了让亚历山大一世出兵，戈洛夫金一直把被清朝驱逐的事件，说成为俄国的奇耻大辱。并表示，清朝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俄国甚至不需要从其他地区调兵，只需要调拨驻扎在西伯利亚那边的军队，就能实现一次轻而易举的短期探险活动。
亚历山大一世・帕夫洛维奇
然而，不管戈洛夫金怎么拱火，亚历山大一世都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不过，这并非因为亚历山大一世害怕清朝，而是他有更多的考虑。亚历山大一世参与的反法同盟军，已经几次被拿破仑打得溃不成军。特别是在嘉庆十年（1805年），俄奥联军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再次被拿破仑战败。拿破仑已经对俄国虎视眈眈，准备集结大军向俄国发动进攻。因此俄国当时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在亚历山大一世看来，军队的所有力量，必须放在西部欧洲边境，以防御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佬。
在这种情况下，亚历山大一世绝不愿意再分出一支军队与清朝作战，毕竟两线作战，很有可能给拿破仑更多打败俄国的机会。
原本戈洛夫金就在国外长大，因此他的俄语一直说得并不算好。亚历山大一世对这位伯爵一向没有好感，只是因为他是宫廷的礼仪大师，所以才派他出使清朝。如今他不仅没能完成交代的任务，还因为他的负气，让俄国受辱，所以亚历山大一世干脆把他“发配”到边境西尔库茨克生活了一年。不过也有人说，亚历山大一世是故意把戈洛夫金安排到西尔库茨克的，因为戈洛夫金在那里收集了许多中国边境的情报，这也为后来俄国向远东扩张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清朝疆域图
但俄国人对中国的愤恨一直保留了下来，他们已经意识到，与这个老大帝国谈判，不管是合理的要求还是不合理的要求，几乎都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
尤·亚·戈洛夫金伯爵是亚历山大一世皇帝的私人代表，他虽未能穿过清帝国的蒙古前哨前往中国，但亚历山大一世却十分欣赏其行动。嘉庆皇帝把使团未获成功的过错全推到俄国使臣身上。还有一位皇帝跟他意见相同，这便是拿破仑，他认为既然是俄国向清帝国派遣使团，而非清帝国请求俄国派使团，那俄国使臣便应遵循清帝国为本国高官规定的礼仪，外国人这样做，不必感到自己受辱。
于是，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战争之后，他们终于抓住了机会，连哄带骗地将黑龙江以北，以及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都拿走了。清朝不仅是在为自己的无知付账，也是为自己的傲慢买单，它虽然是受害者，但在国际上却没有引起丝毫的同情。当然，通过武力打开国门之后，外国使臣也不再对着皇帝三跪九叩，只会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夜郎自大的例子加以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