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运动在中国大地上铺开。这是一个充满恐惧和血腥的年代，法制的界限被无限拉大，司法的尺度被无情压缩。177万人在这场运动中落网，3万人倒在了枪口之下。一个吻，一次游泳，甚至一个眼神，都可能成为你失去生命的理由。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每个人都在刀尖上行走。这一年，留下了太多血色的记忆，也留下了太多不可磨灭的伤痕。
乱象丛生
80年代，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秩序的重建并非一蹴而就。当人们还沉浸在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中时，一股阴暗的暗流却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蔓延。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大量下乡知青和农民工涌入城市，然而，城市里并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来容纳他们。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大量无业青年游荡在城市街头。据统计，那时城市中的待业青年一度超过了两千万。
与此同时，西方思潮如同潮水般涌入。那些耳濡目染了暴力风气的青年，再加上吸收了西方＂垃圾文化＂，一跃成为了潜在的犯罪群体。＂仇富心理＂在他们中间滋长，偷盗、抢劫等案件频发。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斧头帮＂、＂菜刀队＂等令人闻风丧胆的犯罪团伙。
更令人不安的是，流氓罪愈演愈烈。在街头巷尾，打架斗殴成了家常便饭。夜晚，上下班的女工不敢单独行走，生怕遭遇不测。幼女被强奸、恶性爆炸案件层出不穷，而作案者中七成是25岁以下的青少年。
面对如此乱象，广大群众强烈要求严惩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稳定。高层也意识到，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扭转局面。
1983年8月，中央政法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贯彻《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掀起严打犯罪的高潮。小平同志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从重从快打击犯罪＂的基本方针。
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运动，在中国大地上铺开。各地公安、检察、法院、司法部门迅速行动起来，雷厉风行地打击各类犯罪活动。看守所很快人满为患，法庭审理案件通宵达旦。这场严打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在新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刑法的网撒向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偷鸡摸狗者必拘，聚众滋事者必判，杀人放火者必诛。广大民众拍手称快，纷纷检举揭发犯罪分子，与警方密切配合。在严打的高压态势下，许多藏在暗处的犯罪分子也不得不现出原形，有的甚至主动向警方自首，求得宽大处理。
狂飙突进的严打运动，也难免出现一些偏颇和失衡。面对压倒性的＂从重从快＂的要求，一些地方简单化地以＂严＂字当头，对犯罪分子一律从重处罚。
一时间，不少人因为极其轻微的罪行而身陷囹圄。更有甚者，一些无辜的人也被当成了典型，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成为了牺牲品。
1983年底，中央政法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严打斗争中要＂讲政策，守法律＂，防止简单化和扩大化。但总的来说，对社会治安的严厉整治仍在继续，直至1986年下半年才逐步走向常态。
在这场严打运动中，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许多犯罪分子竟然是高干子弟。陈再道将军的孩子陈东平、熊应堂少将的孩子熊北平和熊紫平、朱老总的孙子朱国华，都因犯案而在这场运动中被绳之以法。
究其原因，他们大都沾染了旧时代的流毒，颠倒了是非善恶，滥用手中权力为非作歹。当权威的面纱被揭开，他们也终于堕入了法律的审判。
1983年的严打犯罪，无疑是一场力度空前的社会整肃运动。它充分暴露了当时社会治安的严峻形势，也反映了广大民众对于社会稳定的迫切诉求。尽管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也难免有冤案发生，但它毕竟遏制了犯罪的蔓延，给后来的社会治安打下了基础。
更重要的是，它为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敲响了警钟，推动了法制建设和司法体制的改革。
冤案频发祸深
在严打的滚滚洪流中，法律的天平仿佛失去了平衡。＂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甚嚣尘上。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许多司法工作者简单化地理解了＂从重从快＂的精神，对犯罪分子往往是小罪重判，大罪死刑。
要知道，那可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人们对西方的各种思潮既好奇又警惕。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在今天看来司空见惯的行为，在当时都可能被归为＂流氓罪＂。
就说穿着打扮吧。那时可没有什么＂个性张扬＂一说，男的不能留长发，女的不能穿超短裙。否则，就很可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典型，从而招致牢狱之灾。
更不要说恋爱行为了。情侣间亲吻拥抱，在大街上挽手逛街，都可能被认为是＂流氓罪＂。至于同居，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一旦东窗事发，轻则劳教，重则判刑，甚至可能面临枪毙。就连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也难逃法网。
最令人惊愕的是北大女生裸泳案。据说，有两名北大的女生在学校的未名湖里裸泳。这件事被告发后，警方介入调查。结果发现，这两个女生竟然和十多个男生发生过关系。在当时，这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最终，两名女生被处以极刑，在校园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三年破百万案
1983年8月，中央发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全国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严打运动。
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年严打期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60余万起，抓获各类犯罪分子177万人。其中，各种犯罪团伙就有20万个之多，团伙成员多达86万人。一时间，各地的看守所、劳改场所人满为患。光是判处死刑的，就达到了3万人。
在铁腕扫黑的同时，这场运动还打掉了许多藏在幕后的＂保护伞＂。一大批身居要职的党政官员和执法者纷纷落马。据悉，仅中央一级查处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就有1.3万多人，其中不乏部级、副部级高官。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头一遭。
面对＂从重从快＂的巨大压力，许多政法干警也难免失之偏颇。在他们眼中，人人都可能是犯罪嫌疑人。上街散个步都可能被当成聚众滋事，稍微穿着时髦点就有可能被抓。就连无意间瞥了谁一眼，也可能被认定为＂流氓癖＂。在这样的氛围下，司法的天平往往失衡，许多人只因为细微的过失，就身陷囹圄。
据估算，严打中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中，大约有15%是无辜的。许多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上了法庭，不少案件草草结案，未经慎重审理就定了罪。仅在198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就纠正了2600多起错案。许多被害人或其家属欲哭无泪，有冤无处诉。
严打的力度之大，冤案之多，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1983年11月，中央政法委发出通知，要求政法部门＂在严的方针下讲政策＂，注意区别对待，慎用死刑。但在＂严打＂这面大旗下，这样的呼吁似乎也收效甚微。直到1986年下半年，随着治安形势好转，严打的力度才逐步减弱。
1983年的严打，堪称是共和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集中打击行动。仅用三年时间，就破获案件百万余起，抓获罪犯近二十万，其规模之大、力度之猛可见一斑。尽管期间冤案迭出，但严打毕竟解决了严重的治安问题，给后来的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
完善制度
1983年的严打，在遏制犯罪泛滥的同时，也给中国的法制建设敲响了警钟。历史证明，单纯靠严刑峻法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犯罪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只有从综合治理入手，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严打过后，党和国家及时调整了方针政策。1986年，中央提出＂深挖根源，综合治理＂的方针。各地迅速行动起来，在惩治犯罪的同时，更加注重预防和疏导。通过加强思想教育、完善社会保障、健全基层组织等举措，许多地方的治安状况得到了明显好转。
除了刑释衔接，各地还积极推行社区矫正制度。与传统的监狱不同，社区矫正强调将教育改造与社会救助相结合。犯错者在社区服刑期间，可以在警方的监管下参加劳动，学习技能。同时，他们也能得到心理咨询、就业指导等帮助。这种＂亦惩亦助＂的模式，极大地降低了重新犯罪的风险。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明确了社区矫正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此后，这一制度在全国迅速推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底，全国已有200多万服刑人员纳入社区矫正，其中大部分都重新走上了正途。这无疑是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
与此同时，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和矫治工作也得到加强。通过建立专门的教养机构、心理咨询室等，许多问题少年在误入歧途后得到了及时挽救。各地还广泛开展＂一助一＂、＂手拉手＂等助困活动，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青少年的教育和保护。
这些综合治理措施，为改变严打后遗症，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体现了我们党＂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一贯方针，彰显了社会主义法治的人民性。正如一位曾经的劳改犯所感慨的:＂走出监狱大门，我真切感受到了阳光的温暖。感谢党和政府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一定好好珍惜，用劳动回报社会。＂
当然，犯罪的根源错综复杂，绝非一朝一夕可以铲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我们还需要在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间寻求平衡，在打击犯罪与预防犯罪间找到最佳结合点。只有坚持系统观念，不断完善相关制度，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