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三峡，在世界地图上只是上苍赋予人类的一处似乎并不起眼的地方，却激发了中国人无限的遐想。20世纪的三峡工程，是峡江创造的世纪绝唱，而在80年代前后，筹建又撤销的“三峡省”则是峡江激起的跨世纪的回音。

自孙中山先生以来，三峡工程便承载了几代仁人志士的强国之梦。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到：

“分级坝堰，改善航道，壅流发电。”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曾组织水利专家对三峡水利进行考察与研究，并提出开发方案。到了40年代中期，抗战胜利前夕，美国水坝专家萨凡奇两度考察长江三峡，整理出一个“萨凡奇计划”，由于该计划将三峡工程的坝址选定在南津关口，故称为“南津关方案”。

然而由于民国国力贫弱，百业凋敝，因此虽制定了建坝计划，却难以实施，不过是纸上谈兵。1947年5月，国民政府宣布“三峡工程暂告停顿”。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继续前人的事业，开始真正大规模研究三峡工程。特别是1954年大洪水后，毛泽东在积极关怀救灾工作之余，将建设三峡工程提上了议事日程。毛泽东在会上强调三峡工程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会后并委以周恩来负责抓这件事。后来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三峡工程一直没能上马。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讨论“六五”计划时作了报告，认为三峡工程是一个大项目，十年、五年上不去，但又不能不上。

当年7月，邓小平亲自考察了三峡地区，并在武汉召开了关于三峡工程的会议，为三峡工程的上马，确定了基调。邓小平说：

“搞建设和搞改革一样，要有一点闯劲，要立即抓紧修路准备工程，国家建设项目能放在三峡地区尽量放在三峡。”

邓小平定了调子，三峡工程的筹办工作便开始如火如荼地进行了。经过专家和领导的不断考察和论证，国务院最终于1984年作出决定：

“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从现在起做3年准备，1986年争取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为此，中央对三峡工程建设和移民的管理机构进行了筹划，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筹备“三峡特别行政区”和三峡开发公司。

那么中央为何要筹建“三峡特别行政区”呢？这是因为三峡建设，涉及移民区域非常广阔，横跨川鄂两省，移民的搬迁工作也异常繁重。必须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进行统筹，“特区政府直属国务院领导川鄂两省凡是有移民的地区，划归三峡特区政府管辖。”

三峡特别行政区的范围，是四川涪陵、万县两个地区以及湖北宜昌地区和原恩施地区的巴东县，省会设在宜昌市，全省总人口有1800余万。

一时间，湖北宜昌一下子成为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热点地区。骤然间，全国各地的传媒机构争相报道三峡工程即将上马以及三峡将在宜昌设立省会的消息。

不久后，铁道部宣布，开通率北京到宜昌的直达火车，而三峡特别行政区的地图也早已绘制完成，挂在了国家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1984年7月31日，水电部党组又向国务院建议，将原顶的“三峡特别行政区”改为“三峡特区”，并且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

10月26日，“三峡特区”的名称再次改变。在当日国务院第47次常务会议上，与会人员研究了三峡工程问题，副秘书长顾明认为：

“三峡特区”与“深圳特区”“珠海特区”等沿海特区性质不同，把“三峡”冠以“特区”名称，容易造成混淆，因此建议将“三峡特区”改个名字。

会后，有人研究了宪法，说法律上没有成立“行政区”的说法。于是，水电部党组几经商讨，最终向党中央、国务院建立，将“三峡特区”改名为“三峡省”。如果“三峡省”成功建立，将是新中国以来首次建立一个新省。

为了完成筹建三峡省的工作，中央从许多候选人中挑选出一位杰出的干才——水电部副部长李伯宁。

李伯宁，1918年出生于河北任丘，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共产党，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一直在冀中坚持敌后斗争。新中国建立后，他与傅作义一道从事水利的筹建工作。

1985年上半年，李伯宁往返穿梭于北京—宜昌—万县——涪陵——重庆之间，足迹踏遍了库区范围内的山山水水。下半年，李伯宁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全国各地的“招兵买马”之中，逐步建立了省政府机构以及各职能部门。

三峡省委、省政府首脑，除了李伯宁外，湖北、四川皆委一个副省长担任副手；三峡省人大、政协也在组建班子。短短几个月，宜昌英才云集、人才济济，大家都想在三峡省创业路上大展拳脚，以期青史留名。

李伯宁一直有个期望，就是希望通过三峡工程，能让鄂西、川东的贫苦百姓富起来。“三峡省”真的太穷了，计划划归三峡省的30个县市中，24个都是国家和省里挂了号的贫困县。1984年，除了宜昌市的农民人均收入为420元以外，万县、涪陵、宜昌三个地区一律在348元以下，均处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果三峡省建成，该省工农业总产值仅在青海、宁夏和西藏之前，是不可不扣的穷省。

因此，李伯宁太想利用三峡工程，去改变库区人民穷苦的现状了。他曾指出：

“多年来，由于工程迟迟不定，川东、鄂西一直不敢上大的骨干项目，致使这里的穷困面貌 长期得不到扭转和改善。如果工程再拖下去， 谁也不敢往这里摆项目， 库区人民还得穷熬下去。库区移民虽有困难， 但只要工程上马，通过工程建设和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群众就 会越来越富。”

然而就在李伯宁等人踌躇满志，准备在三峡干出一番事业之时，却风云突变，三峡工程的前景开始变得一波三折、扑朔迷离。

就当三峡工程即将开始营建时，重庆市的一份报告却打破了事态平静。这份报告提出：“三峡大坝150米方案回水末端在重庆的洛碛与忠县之间，使重庆以下较长一段天然航道得不到改善。”

因此重庆市认为，应该将三峡工程蓄水提升至180米，以便使万吨级船队从武汉直达重庆。然而重庆建议的方案和国务院原来批准的150米方案有明显差距，这水位一变，不仅使投资增加了，移民人数也陡增72万余人，显然不是一件小事。

就当国务院、科委对重庆新方案进行讨论和考证时，政协一边突然又节外生枝。

1985年3月，全国政协副主席，93岁的孙越崎老人率众考察三峡，并向中央提交了标题就是结论的长篇报告——《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

紧接着，从50年代以来就一直反对三峡工程的李锐再次上书中央，建议三峡工程暂缓修建。他一贯的理由是三峡工程解决不了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建三峡还不如建设上游支流工程。

此外，有的反对意见非常尖锐，他们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三峡：

“秦始皇修建长城，隋炀帝修运河，都没有好下场。现在领导要修三峡，也不会有好下场。”

有一些人，还提出了类似于科幻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解决洪涝干旱可以从空中调水，干旱了可以人工降雨，雨多了再把云调走。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人工降雨需要一定条件，至于将云调走，人类直到今天依然无能为力。

除此之外，海外也对三峡大坝做出了迅速反应，美国环境政策研究所布拉光韦尔特说：

“中国在本世纪内修建三峡电站，已向美国有关部门寻求技术帮助，向世界银行贷款。但像这种大型水坝，不过是重复美国已经犯过的错误，不仅将严重影响生态环境，毁坏文物古迹，还将造成巨大债务。当年美国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建立众多水电站，确实造成了生态灾难，美国人至今仍为之买单。”

三峡工程的反对者众多，但他们大多数并非懂电懂水的专家，也不清楚几十年来数千工程技术人员为三峡工程做了多少次试验，钻了多少个检验坝址的钻孔，更不知晓技术人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三峡工程付出的巨大的代价。

为了让不明真相的同志明白真相，使持怀疑态度的人士参与其中，中共中央决定放缓三峡工程的建设步伐，以重新论证的结果促使持有不同意见者明白真理，取得共识。

为此邓小平专门做出谈话：

“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才会决定开工。三峡工程不会草率行事。”

在这个背景之下，1986年6月，中央发出《关于三峡工程论证工作的有关通知》，“三峡省”从此正式撤销。而这个同志，被长办和三峡省筹备组的有关人员称为“六月雪”。

三峡省被撤销了，身在宜昌的李伯宁感到急切的不安，而他的追随者们均茫然不知所措，甚至有些人都掉下了眼泪。当上午传来撤销三峡省建省的消息后，下午就有人坐飞机离开了。

李伯宁沉重地传达完文件后，坚定地说：

“不管三峡工程命运如何，我们都要把三峡的建设搞上去，三峡地区的老百姓，这30年来折腾得够苦了啊！”

这几年的工作，让李伯宁对三峡人民的贫穷又有了新的认识。当时的三峡地区，尚有600万人左右的农民没有解决温饱，一些贫困户食不果腹，衣不暖体，住房难以遮蔽风雨，有的圣旨直接住在山洞里。至于生产，必须要靠贷款，没有贷款，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

自建国以来，国家对三峡地区重视不够，开发迟缓，再加之该地区交通不畅、土地贫瘠，导致当地居民出了奇的贫穷。如果不上马三峡工程，他们的境况将更加糟糕。

为此，李伯宁爬山涉水，带领拍摄人员在峡江两岸多方考察，拍摄了一部真实反映三峡地区人民贫病交加的电视片——《穷山在呼唤》。其后，李伯宁将此片给了许多省委书记、省长以及部长们观看。

看完此片，有人一片愕然，有人瞠目结舌，有人极为伤心，卫生部长崔月犁更是震惊不已，拍了桌子：

“下面情况这么糟糕，我们不知道啊！”

为了拯救三峡库区贫穷的百姓，李伯宁动了感情，他对剩下未走的50多位同志说：

“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让老百姓受累，我已经向国务院请命，将三峡省筹备班子转为“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不要行政级别，就干一件事，让三峡人民富裕起来！”

敢于担当，敢于为民请命的精神早已渗入了人民干部的血液，李伯宁振聋发聩地话语打动了参加大会的统治，许多人流着泪鼓掌，哽咽地说不出话。就这样，三峡省筹备组被撤销，国务院宣布成立“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仍以李伯宁为主任，负责指导和协助川鄂两省进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和三峡库区移民试点工作。

李伯宁说话算数，三峡省虽然没有建成，但他领导开展的经济开发规划和移民试点工作仍然在稳步进行。另一方面，三峡工程长达3年的艰难论证，也在整个库区逐步展开。他利用国务院的投资，在三峡地区兴办工厂，安置移民劳动力，开荒新建柑橘、茶叶、蚕桑经济园等多种试点，人民的的生活逐渐有了改善。

真心实意为人民脱贫致富而奔波的李伯宁，经过痛苦的磨炼，以其开创性的开发性移民试点成果最终打动了许多昔日反对者的心，数百名专家对李伯宁刮目相看，对李伯宁移民试点报告倍加赞赏。

就在李伯宁紧锣密鼓，帮助三峡人民脱贫致富以及论证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时。邓小平也在后方慢慢地推进三峡工程的上马，这位“东方智者”非常明白，欲速则不达，这是前三十年发展留下的最大教训之一。饭要一口口地吃，一口是吃不成胖子的。

在选择“150米”还是选择“180米”的问题上，邓小平指出：

“三峡工程是特大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效益。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点，万吨轮船可以开到重庆。”

有了邓小平定的基调，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三峡工程的决议案。三峡工程最终被确定为坝高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

三峡省筹建夭折，三峡移民没有一个独立行政单位进行有效管理，邓小平便将目光投向了重庆。邓小平认为：做好淹没区的移民和经济开发工作，这个行政单位必须包括重庆市，有了大城市，有一定的工业经济基础和人员智力的支援，便于发展经济。

解放后，邓小平曾长期主政西南，坐镇重庆。他非常清楚，四川太大、人口太多，不便发展、不便管理的问题。因此他很早就提出设想：

“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

三峡工程建立后，以重庆为龙头，比以宜昌为龙头更好。早在三峡省筹建之初，湖北省对于将宜昌划归重庆就颇有微词，毕竟宜昌是个相对发达的城市，湖北并不愿放手。如果将宜昌留在湖北，以重庆总领三峡，是一种双赢。

对于三峡工程是否上马的问题，邓小平一直在冷静地收集着各种意见。到了后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就三峡问题，对邓小平做出了汇报：

“技术、经济、政治。技术、经济的问题都可解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一些反对的人并不是这方面专家。有一些人主要是对某个环节、某个具体问题有意见。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了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

而此时的邓小平，早就对三峡工程有了明确的态度，听了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的汇报，他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虽然只有28个字，却字字千钧：

“如果技术、经济上可行，还是应该上。上有政治问题，不上政治问题更大！”

多年后，回头看邓小平这句话，无疑显示了一位大政治家的睿智以及担当，28个字泾渭分明、气势磅礴、有因有果、有本有末，耐人寻味。邓小平的意思很简单，三峡工程必须得上，克服困难也得上。

此后，开国元勋王震也发表了意见：

“长江三峡水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富的资源开发⋯⋯对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极其重要⋯⋯”

据说王震看了李伯宁负责拍摄的《穷山在呼唤》后，百感交集、泪流满面。他的秘书曾给李伯宁打电话：“我跟随首长多年，从没有见他掉过眼泪，这次看《穷山在呼唤》，第一次看他这么激动。”

14个专题组的412个专家和有关知名人士，经过2年八个月的论证，得出结论是：

“三峡经济效益高，经济评价指标好，虽然总投资较大，但建设中期即可发挥效益，后劲大，对实现长远经济战略目标有利。根据综合经济分析，建比不建好，早建比完建好！”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在举国瞩目中正式开工。而中央也在酝酿着建立重庆直辖市。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建立，不仅解决了四川人口过多、辖境过大的问题，也有利于三峡工程建设和库区移民的统一规划、安排和管理。

11月8日，三峡大坝合龙，第一期任务正式完成。然而这一切，一代伟人邓小平却看不到了。

而为三峡工程披肝沥胆、鞠躬尽瘁的李伯宁同志则亲眼目睹了三峡大坝的建成、发电以及通航。当捷报一篇篇的传来，坐在电视机前的他笑得是最开心的。

总结：三峡省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建成，但是重庆市化为直辖市，全完美地填补了空缺，实现了湖北、四川以及库区人民的双赢。从辖境来看，重庆市与三峡省联系极大，可以说是另一种“三峡省”。邓小平不愧是有远大目光的旷世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