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由于各种原因，志愿军有2.2万人遭敌军俘虏。而光在第五次战役期间，就有1.7万人被俘。在所有部队中，又尤其以60军180师被俘人数最多，达到了5000多人。在敌人的魔窟中，志愿军战俘们受尽了折磨。其中，就包括正排职报务员——张文荣。
张文荣是辽宁人，1948年8月，考入了国民党成都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通讯科，成为了国民党在大陆期间最后一批黄埔生。
1949年11月，二野大军胜利西进，先后解放了贵州、四川等大部分地区。不久后，第二野战军便解放了成都。解放军大军压境，张文荣等陆军学校的学员只好提前毕业，准备随国民党转战西康，作最后的抵抗。但是李永忠少将和肖平波上将却不愿为国民党卖命，于是策划了一场起义。张文荣和其他同学在西进途中脱离了国民党阵营，投入了人民军队的怀抱。而这种弃暗投明的战士，一般被称为“解放战士”。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有着通讯特长的张文荣和400多名同学一起，光荣地加入了人民志愿军。其后又跟随60军180师跨过鸭绿江，于1951年开赴了朝鲜，并参加了第五次战役。
然而在第五次战役中，我军在指挥上出现了失误。而美军趁机以机械化力量猛烈追击，穿插到我军后方，迂回我侧翼，堵住我后路，十分猖獗。虽然我军有一些部队被围，但是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大多都通过交替掩护的手段，逃出生天。
然而180师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这是因为180师是新组建的部队，由地方武装升级所组建。在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中，180师主要从事剿匪任务，因此没有打过什么硬仗。其中师长由政工干部改行，战斗骨干大多没有作战经验。而基层战士呢？则多为新兵和起义不久的解放战士。
被围后，师长没有坚决阻止部队突围，而是按照过去打游击的经验分散突围。然而最终结果，却仅仅只有4000多人杀出了重围，除了牺牲的战士，还有5000多人在分散突围时因为伤病、饥饿和掉队被俘，而作为正排职报务员的张文荣，也是其中的一员。
美国虽然自诩为“人权卫士”，但在对待战俘问题上，却经常打自己的脸。在朝鲜战场，美军俘虏2万志愿军以及10多万朝鲜人民军战士。对于这十多万被解除武装的战俘，美国非但没有履行《日内瓦公约》，反而对战俘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虐待。
当时，大部分中朝战俘都被关在了巨济岛，那里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间地狱。张文荣进入战俘集中营后，发现五层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将各个营区都围得严严实实，岗楼哨卡在营区四周林立，探照灯光在夜晚也照得亮如白昼。
每当战俘进入战俘营，美军士兵便一拥而上，将战俘扒个精光。搜到值钱的东西，自然就中饱私囊了。进入帐篷，床是没有的，统统躺在泥地上，不准说话，也不准东张西望，每天食物是400克霉米，每天都要干扛军火的重活。然而这些虐待，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首先是以治疗为名的虐待，在战俘营中，到处都是多得令人心悸的四肢被截断的战士。在2172名中国伤病战俘中，有近一半被截断了两条肢体。在所有6000多名中国归俘中，有1172人是外科病人，其中百分之八十四成了残疾且丧失了活动能力，许多人都是四肢全部被截去。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总共被如此截肢的，不过22人；而在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也仅有4人遭此厄运。
在战俘营中，除了美军和韩国兵每天进行虐待、拷打和镇压外，还混进了大量美国、韩国以及蒋介石的特务。其中，尤其以国民党的特务最为猖獗。因为他们此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将战俘营中的士兵通通拉到台湾去。因此，就有了所谓“甄别”。
当时，杜鲁门、李奇微、克拉克曾多次向世人夸下海口：
“有9万共产党的战俘表示战争也好，和平也好，他们永远不用回到共产党那边去，宁死也不愿意回去。战俘们不愿回去，我们不能不给他们以庇护。如果硬是送他们回去，那是不人道，那等于将他们送到火坑。”
事后，杜鲁门又说：
“这是根本性的原则，我总不能用刺刀逼着他们回去吧！”
然而在战俘营，美军真的用上了刺刀。而他们之所以用刺刀，是为了逼着战俘们不准回家。
因为，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争夺。美军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俘虏，大肆攻击我国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盟国，显示其所谓“人权”“自由”的优越性。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极为险恶的图谋。
因此在甄别过程中，美军、韩军以及国民党的特务握着匕首、大棒站成一排，逼着战俘们在“拒绝遣返”的申请书上按手印，谁敢不从，立即棍棒伺候。甚至还有人，直接被特务用匕首杀死。
蒋介石并没有派兵参与朝鲜战争，但是他们的特务为什么能够堂而皇之地混进战俘营呢？这是因为蒋介石对这群志愿军俘虏极其重视。若能争取这批俘虏，不仅能增加其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兵源，同时还可以在舆论上占据道德优势。
因此当蒋介石听说巨济岛集中营缺乏人手时，便立即派出大量特务赴韩，并充当狱卒。不仅如此，他还派特务混在俘虏之中，利用各种手段，威逼利诱志愿军俘虏去台湾。
而在战俘营中，最出名、最凶狠、最无耻的台湾特务恐怕非李大安莫属。为了逼迫战俘们来台湾，他无所不用其极。前文也提到，包括李文荣在内的很多志愿军战士，此前都在国民党军中效力过。因此有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坏分子，重新选择投敌，成了李大安的爪牙和帮凶。相比于美国和韩国的看守、特务，这帮人残害同胞的手段，比特务还要凶。
对于那些执意要回国的特务，李大安从来都是采取拷打和杀戮的手段。著名的烈士林学甫，就是被这帮禽兽杀害的。当他表示，一定要回到祖国时。李大安竟毫无人性地割开他的胸膛，掏出了他的心脏。
张子龙烈士的遭遇还要更惨，因为拒绝参加叛徒们组织的所谓“反共反俄”示威游行，他们先是将张子龙用鞭子抽打了6个小时，随后将他吊了起来，用木棒打他的头部，用火烧他的肚子，用大铁钉钉他的脑门，最后用刀子扎进他的太阳穴……
后来，美国特务又给李大安出了个点子，就是在战俘们身上刺上“杀朱拔毛”“青天白日”“反共反俄”等标语，让他们不敢回去。
对于共产党员，李大安从来都毫不留情。但对于张文荣这样的黄埔生，却总是另眼相看，采取了“怀柔”政策。而此时呢？张文荣早就加入了战俘营中的秘密组织——由538团政委张佐端、539团副参谋长魏林和炮兵主任郭兆林等200多名干部组建的秘密党组织。
当时，和张文荣同样被拉拢的，还有一个名叫阳文华的战士。与张文荣一样，阳文华也是个“黄埔生”。当时他在师司令部担任电台报务员，被俘后又和张文荣一起关在战俘营的86联队。
由于阳文华一直表现出强硬的态度，李大安等民族败类失去了耐心，他亲自出马，用尖刀刺死了阳文华，并拿着他的心脏示众。
相比于阳文华，张文荣却一直表现得十分“合作”。当时，美军计划从战俘营中挑选一批人员进行间谍培训，然后空投到我军后方，从事破坏活动。战俘营利用这一机会，便极力拉拢张文荣参加培训。对此，张文荣竟一口答应了。作为黄埔学生，且有电报专长，因此张文荣很快就成了敌人眼中的香饽饽。
1951年12月初，张文荣从培训中毕业，战俘营联队长王顺清客气地找到他，说是美方对他别有重用。几天后，他便和其他几个叛徒离开了战俘营。在美国战俘调研处，他接受政治审查，随后就被送到了东京，在一所特务学校接受了更进一步的训练。
张文荣的培训地点，位于东京涩谷。第二天刚亮，张文荣等人就分别被叫去谈话。张文荣进屋一看，迎面挂着一张北朝鲜的军事地图，桌上放着一支美式步枪，桌子后面坐着一个自称“Mr·王”的美国人。在“王先生”身后，还站着一个日本人，名叫伊藤正一。
“王先生”说：“你知道调你来这里是干什么的吗？”
张文荣装起了糊涂：“我不知道。”
随后，“王先生”一字一顿地说：
“这里是情报机关，用你们中国话来说就是特务机关。这个机关纪律可是很严的，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死路，一条是活路，跟着我们干就是活路，不跟我们就是死路。”
就在张文荣犹豫之时，伊藤正一突然从“王先生”身后窜了出来，他强行拉起张文荣的手，狠狠地在一张早已准备好的表格上按了手印。
突如其来的粗暴行动，让张文荣目瞪口呆，这下子他真成了民族的罪人，贪生怕死保命鬼了；这下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之后，张文荣便“死心塌地”地从事起训练来。他所训练的科目有：兵器识别。情报六项原则、跳伞、朝鲜语以及专用无线电通讯密码。跳伞训练，是在日本东京市郊过丸子桥附近。
训练了一个月后，张文荣基本掌握了美军所教授的特务技巧，然后被转送到韩国汉城郊区的一个地方。那里对外称为德生堂药房，实际是个专门搜集志愿军情报的机关。其中负责人除了美国人以外，还有个姓金的韩国人。
而就在此时，我军防空人员本来在紧张地盯着敌机，谁知敌人飞机突然变成一团火球，然后便随一系列爆炸声栽进了大山。随后，前后两个降落伞徐徐在月光的照耀下降落。
根据美方的指派，张文荣等人将收集我军弹药库、粮食库的信息，为飞机轰炸指明目标。使用特务给飞机指路，是美军一贯的技巧。
哈里森中尉表示，在山中有他们的人负责接应，这样的空投任务已经进行了好多次了。
次日凌晨2点20分，飞机飞到目的地上空。在飞机里，张文荣仔细观察机组成员，坐在自己身边的，是一个姓刘的战俘，他穿着志愿军干部服，和自己编为一组。坐在正驾驶位置上的，是自己的教官约翰·卡迪克上士，其他教官。领航员以及无线电通讯人员，此前则从未见过。
临行前，久未谋面的“王先生”也来了，他用不熟练的中文训话：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实是您各显神通的时候了。只要完成了自己的规定任务，安全返回，定然有重赏。”
随着机舱里红灯闪亮，机舱门被打开了。哈里森中尉大吼：
“Move（动起来）！Move！”
随后便让间谍们一个个往下跳，其中张文荣第一个跳伞。而在跳伞前夕，张文荣趁其他人不注意，将一枚美式“癞瓜”手榴弹藏进了自己的棉布手套之中。
跳伞开始后，哈里森让张文荣赶紧向下跳。张文荣站在机舱前，刺骨的冷风让他打了一个寒颤，但他很快站直了身子，最后观察了一下机舱内的情况。
在跳离飞机前的瞬间，张文荣突然向后退了一大步，然后脱掉手套，拉开了手雷的拉环，将一枚冒着白烟的手雷向机舱深处扔去。机上的美军、特务、叛徒都被张文荣突如其来的行动吓了一跳：跳伞前反水，还真没有见过此时。
当他们死命怪叫着，拔枪准备射击张文荣时，张文荣却往夜空中一扑，很快就消失在云层之中。只听“轰”的一声，偌大的C-46侦察机变成了一团火球，飞机拖着长长的尾烟，着落在茫茫山谷之中，机内的成员几乎全部毙命，除了老牌特工——哈里森中尉。
当时，哈里森中尉见势不妙，于是也跟着张文荣跳下了飞机，因此侥幸地保住了一命
而就在此时，我军防空人员本来在紧张地盯着敌机，谁知敌人飞机突然变成一团火球，然后便随一系列爆炸声栽进了大山。随后，前后两个降落伞徐徐在月光的照耀下降落。
于是战士们立即出动，前去搜山。很快，哈里森便被搜山的志愿军战士抓获，当了俘虏。而张文荣兴奋地看了看手腕上的夜光表，终生铭记了那个令人难忘的时刻：1952年2月19日2点40分。随后，他找到了搜山部队，交出了随身武器和特工用品，向部队讲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原来，张文荣的“叛变”是他和集中营内的党组织干部商量好的。他们动员张文荣参加培训，然后寻找机会逃出魔窟，然后将美军在战俘营中惨无人道的行径告诉首长，然后再公之于世界。
而大智大勇的张文荣不仅逃离了美军的集中营，而且还将计就计，用一颗手雷炸毁了一架美国战机，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少有的。而张文荣，也成为第一个重返祖国的志愿军战俘。
回到部队后，张文荣向首长讲述了自己炸毁飞机的经过。而后来被抓的哈里森，也向部队证实了张文荣的说法：
“我驾机飞临谷山郡上空，志愿军五名战俘准备离机跳伞，忽然一名战俘扔出一颗手雷，我赶紧跳出机舱求生。那天当地没有高射炮，飞机起飞前经过了严密的检查，不会是失事。”
不得不说，张文荣的壮举实在太过惊人了。
在此期间，张文荣将美军在战俘营中的罪恶行径，汇报给了志愿军首长，比如虐待和强制甄别战俘、逼迫战俘当特务。同时，他还将中朝战俘英勇斗争的事迹逐一向上级机关做了报告。
当时正值板门店谈判时期，我方谈判代表马上利用这一事件以及张文荣提供的大量揭露美军迫害我方战俘的事实，让美方违背《日内瓦公约》的种种罪恶大白于天下，也让杜鲁门、李奇微、克拉克等人颜面扫地、狼狈不堪。原本，美方准备利用战俘问题好好要挟一下我方，而这些结果的公布，让他们不得不收敛一点。
不得不说，张文荣真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志愿军战士。为了回归部队、逃出魔窟，他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忍受了难以想象的侮辱。可以想象，在那些受训的日日夜夜，他是怀着怎样的屈辱，去迎合美蒋特务一系列的反动宣传。但是最终，他依然博得了敌人的信任，并利用自己的智勇一击制敌，从而安然回到了红色队伍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