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1月4日，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写了一篇《爱因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的文章，发表在当天的《北京大学日报》上，看到此消息的北大学生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大家多么渴望聆听这位世界级科学大师的精彩演讲，近距离目睹他的迷人风采，面对面感悟巨匠的魅力。
爱因斯坦不仅是现代物理学之父，为核能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开创了现代科学技术新纪元，被公认为是继伽利略、牛顿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而且他可以说是个真正的全才：会拉琴、能写诗、懂哲学！作为我国最高等学府的北大，邀请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前来讲学，更能真正体现中国人追求科学精神的新纪元。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变化之中，各种新思想，新思潮层出不穷，担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力主教育改革，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他独领校风，实行开放式教育，既不盲目招外，又不盲目祟洋，一方面，他不顾外国公使的干涉，辞退一些滥芋充数的外国教员，另一方面，他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
同时，他也积极邀请罗素、班乐里等着名科学家、学者来华讲学，振兴中国的科学与文化，把一些大师级的科学巨匠都请来北大。
当时，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的完整形式，并且成功地解释了水星近日点运动。还完成总结性论文《广义相对论的基础》，提出宇宙空间有限无界的假说，完成《关于辐射的量子理论》，总结量子论的发展，提出受激辐射理论，还因光电效应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研究推动了量子力学的发展，他因也成为名扬四海的大物理学家。
北大校长蔡元培前往法国、德国、瑞土、美国等地考察高等教育状况，在德国柏林，蔡元培特意拜访爱因斯坦，并真诚地邀请他来华讲学。可惜的是，当时，爱因斯坦已接受了美国学者的邀请，在时间上根本安排不过来，只好另外找机会。
一年之后，日本政府邀请爱因斯坦讲学，爱因斯坦也想在1923年年初，到中国作为期半个月的演讲。蔡元塔知道后立即回电给德国公使，表示非常欢迎，愿意承担他在中国境内的旅费，井致送酬金1000华币。就在当年的5月3日，爱因斯坦回信，表示愿意在冬天来华讲学。
得到这个确凿消息之后，蔡元培抑制住内心的喜悦心情，就写了邀请爱因斯坦来华讲学的新闻，刊登在报纸上。
1922年11月，爱因斯坦如期在日本讲学，同时一边等待北京的请柬，结果没有收到，他也不好询问。误认为冯京大学不打算请他讲学了，而蔡元培以为已与我方驻德使馆约定，没有特别加约必要。
蔡元培迟迟不见爱因斯坦来华，写信去柏林询问，信又辗转到了东京，这时爱因斯坦已是准备离开东京，返回德国的前夕，无法改变行程，他再也不来了。
后来，有人分析爱因斯坦不来中国讲学的原因，在日本看到中国的状况，军阀混战，财政困难，政府首脑经常变化，你方唱罢我登场，感到北大能否兑现约定是未知数。爱因斯坦当时往返中曾途经上海，他在日记中写了中国当年的“悲惨的图象”：中国的为了生活负担沉重，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他们劳动着，呻吟着，是顽强的民族，他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事后，爱因斯坦非常遗憾地说；“不能到中国来，这于我是一种莫大的痛苦……”听到科学巨匠这话，可谓是字字戳心，直戳得心里一直在滴血。的确，只有国家安定团结，繁荣昌盛，人民安康幸福，才会有真正科学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