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侗族的历史源流，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主要观点有四种：一种认为侗族是土著民族，自古以来就劳动生息在这块土地上，是在这块土地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第二种认为，侗族是从都柳江下游的梧州一带溯河而上迁徙到今日侗乡的，因为南部方言的侗族中都流传有“祖公上河”的迁徙歌谣；第三种认为，侗族是从长江下游的温州一带经过洞庭湖沿沅江迁徙来的，因为北部方言的侗族中流传的“祖公进寨”歌有这样的传说；第四种认为，侗族的主体成份是土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了从外地迁来的其他民族成份。

一般认为侗族是从古代百越的一支发展而来的。侗族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楚国商於（越）地，秦时属于黔中郡和桂林郡，汉代属于武陵郡和郁林郡。魏晋南北朝至隋代被称为“五溪之地”，唐宋时期被称为“溪峒”。从古至今，这个地方历代以来都是少数民族活动的地区。从历代的文献看，春秋到秦汉，在这里活动的有“越人”、“黔中蛮”、“武陵蛮”；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这里的少数民族被侮称为“五溪蛮”或“蛮僚”，唐宋时又被侮称为“溪峒州蛮”。古代的越人是一个庞大的族群，其内部分为若干个支系，这个族群到了南北朝时期都被称为“僚”。到唐宋时期，僚人进一步分化出包括侗族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宋人朱熹《记“三苗”》中说：“顷在湖南时，见说溪峒蛮徭略有四种：曰僚、曰仡、曰伶，而其最捷者曰苗。”这里出现的“伶”，就是前面宋史和陆游著述中提到的“仡伶”和“仡览”。到了明代，尽管侗族已从僚人当中分离出来，但还有人把侗族称为“僚”。如明末邝露在所著《赤雅》中说：“侗亦僚类”。清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则说：“峒僚者，岭表溪峒之民，古称山越，唐宋以来，开拓浸广。”从而把侗、僚、越几种称呼串连起来。

侗族形成为单一的民族，大概在隋唐时期。唐代，侗族中的上层人物、酋长或首领开始归附于中央王朝。唐王朝在“峒区”开始设立州郡，建立羁縻政权，任命当地的大姓首领为刺史。当时在侗族地区设立的州郡有羁縻晃州（大体包括今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全境以及芷江和贵州天柱的一部分）、叙州潭阳郡（领龙标、潭阳、朗溪三县，包括今湖南的芷江、会同、靖州和贵州的锦屏、天柱、黎平东部）、思州宁夷郡（包括今贵州的岑巩、石阡、玉屏、三穗和镇远东部）、古州乐兴郡（包括今贵州的从江、榕江和黎平的西南部）、融州融水郡（包括今广西三江、融水和龙胜西北部）。唐末五代时期，封建王朝衰落，无力统治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侗族中的大姓土豪自称“峒主”，分管诚、徽二州，辖十个峒，今天的靖州、会同、芷江、绥宁、通道、黎平、锦屏、天柱等地均属“十峒”范围。峒作为侗族社会内部的行政区划，峒中的政治、经济、军事都由“峒主”把持。

北宋时期，侗族的首领们先后归附封建王朝，向朝廷进贡地方特产，朝廷则让他们世袭土官。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诚州十峒首领杨通宝向宋朝“纳土”。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首领向光普投宋，被封为古州（今新晃和玉屏境内）刺史。大观二年（1108年），靖州西道杨再立献土地，周围三千余里，户四千五百，人一万一千。朝廷皆封他们为刺史官职，但并未给他们刺史的权力。宋代，由于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强大影响，侗族的政治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王朝势力能影响到的地区，“峒首”们也开始创立城池，比附王民，建立学堂。据《文献通考》记载，当时诚州附近的首领已经“创立城寨”，“使之比内地为王民。”而那些住在“峒首”城堡附近的“峒丁”已慢慢地变为“熟户”，那些边远山区则被称为“生界”。

婚恋

侗族社会青年男女社交自由。每逢节日，农闲或劳动之余，姑娘和小伙子们便聚在一起唱歌游玩，用歌声来播种爱情的种子。这种社交活动南北地区有所不同，北部地区是白天在山坡上进行，称为“玩山”或“赶坳”，聚会的地方叫“花园”；南部地区通常在晚上的家中进行，男方称“走寨”，女方称“坐夜”，习惯称为“行歌坐夜”。

侗族的婚姻，一般都经过“说合”、“订婚”、“迎娶”等过程。北部地区还有“讨八字”的习俗。

解放前，曾流行姑舅表婚，姑妈的女儿要优先嫁给舅家为媳。女子婚后有“不落夫家”的习俗，婚后新娘即返娘家，遇有农忙、节日或重要事情，接回夫家住数日后又返娘家，有的往返数年，直到怀孕生子后才长住夫家。

丧葬

侗族丧葬实行土葬。

正常死亡的成年人可以埋入祖上的坟山，非正常死亡的人或未成年人夭折则埋于僻静的荒野。

贵州从江和黎平一带过去有“停棺待葬”的习俗，人死入殓后将棺材停放在效外，等待本房族与死者同年同辈的人都死后，才一同择日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