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内形势变得空前严峻而又复杂。明面上，日本侵略者是国共两党共同抵御的敌人；但实际上，国民党这个合作伙伴又时不时在背后捅刀子，帮着日本侵略者对付共产党。该怎么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成为共产党当时最难、也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抗战中的毛泽东

1938年10月下旬，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广州、武汉等大城市相继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征的新阶段。日本侵略者为攻陷武汉和广州倾注了全力，因为他们妄图速战速决，以尽快摆脱长期作战带来的严重困境，但他们并没能达到预期目的。

日本侵略者在攻陷武汉和广州中使用的兵力已经达到了极限，这就表明，他们已经没有能力继续保持之前的那股凶猛的进攻势头，客观力量的后继不足让他们不得不陷入相持状态，于是，他们把进攻的重点转向敌后战场的共产党，而对国民党采取了政治诱降，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日本侵略者对华政策的调整很快就奏效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迅速出现分化和瓦解：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迅速“脱颖而出”，公然发表所谓“艳电”，对日乞降，飞奔投进了日本侵略者的怀抱。

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并没有和汪精卫一起投降日本侵略者，而是继续留在抗日战争的阵营当中。他还通过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把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和共产党一条心，一致抗日。

日本侵略者把进攻重点转向共产党，使得国民党受到的军事威胁大为减轻，与此同时，蒋介石看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以及游击战争在敌后迅猛发展，这让他忧心忡忡。他甚至在日记中表示，目前疾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到处企图发展，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无系统。

这就表明，蒋介石的注意力已经从对日作战转向了防共反共，在他的主导之下，国民党在各地制造的磨擦活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恶劣。周恩来致电党中央时忧心忡忡地表示：目前事实如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磨擦日益加甚，此必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

1939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蒋介石近来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都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更要限制我们。蒋的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我党目前的方针是，拥蒋反汪。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本意是希望推动国民党向好的方面发展，但事与愿违。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表示，抗战到底是要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更严重的是，蒋介石在会上原则通过要限制异党活动的决定。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成为抗战期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他当时表面上仍然主张继续对日作战，并严厉谴责的汪精卫的投降活动，打算主要在内部酝酿和布置防共反共的部署。

抗日战争

毛泽东此时已经敏锐地警觉到了国民党内妥协磨擦危险倾向在发展，尤其是蒋介石的态度在向坏的方向转变。他认为，国民党的妥协倾向与磨擦倾向也是错综复杂的，主张执行联共又防共的中间政策占多数。因此，毛泽东提出，我们应该增加左翼力量，争取中间派，蒋介石将属于中间派。

毛泽东指出，今后我们党的方针还是不要太尖锐，要坚韧。我们要阻止妥协磨擦危险倾向的发展，主要方针是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争取中央军，发展八路军游击队。只要我们有力量造成抗战的局面，就能逼迫蒋介石不得不继续抗战。

毛泽东此前在报告中就提醒大家，在反对民族投降活动的同时，也要注意反对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他说，我们对无理的话一定要反对，因为它是真正破坏统一战线的。对国民党的摩擦，毛泽东提出两条原则：一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二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还强调，第二条原则一定要抓得紧，还要有力度。

在这一原则之下，对蒋介石日益加紧的防共反共活动，毛泽东主张进行必要的和适度的反击。第一个反击就是，对国民党正准备召开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我方参政员对本次会议采取比较冷淡的态度，以此促使蒋介石及国民党反省。

随着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颁布，国内政治形势日益恶化。河北、山东和陕甘宁边区等地，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同八路军的军事磨擦，事态越来越严重。起初，毛泽东在行动上仍然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指示八路军总部尽量通过谈判来妥善处理这些磨擦问题。

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克制态度却被国民党顽固派误读为软弱可欺，他们越加变本加厉地制造更多、更严重的反共磨擦事件，大肆偷袭、屠杀八路军官兵。毛泽东在1939年6月10日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对投降问题的报告时指出，全党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应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

7月7日，在纪念抗战2周年的日子里，毛泽东和博古代表中央发布宣言，提出3条中心口号：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7月3日至8月25日，在此期间召开统一战线工作会议，毛泽东指出，在国民党开始进步时（由内战转为抗战），全国团结统一空气高涨，妨碍统战开展的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在国民党退步时（从这年的2月开始），妨碍统战开展的危险就是怕磨擦破坏统一战线。此后，指示各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反磨擦斗争。

8月24日，刘伯承率部一举歼灭大肆屠杀八路军的反共磨擦先锋张荫梧的大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之下，蒋介石不得不把只身逃回的张荫梧撤职查办。此次行动对国民党内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张荫梧（前排右）

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蒋介石一时成了国际势力争相拉拢的香饽饽，这就刺激蒋介石越来越肆无忌惮地采取军事手段向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蒋介石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代替政治溶共的方针。

毛泽东对日益恶化的形势看得十分透彻，他敏锐地预判，相当规模的武装冲突或许已经难以避免了。毛泽东对此谈到，我们讲团结也是有条件的，如果对方把你的头都割掉了，那还讲什么团结？所以，我们讲团结，在必要斗争的时候，我们还要斗争，有了斗争才会有团结。

为了准备对付国民党顽固派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毛泽东越来越强调要争取中间势力，这成为他的统一战线思想的一个新的重要内容。在激烈的反磨擦斗争中，党内外有不少人担心，生怕统一战线会因此破裂。实际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共产党所有反磨擦斗争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自卫行动，都是在可能条件下就适可而止。

经过这一时期一系列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实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策略思想有了重大发展。他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中，从理论高度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以及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要扩大和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毛泽东还具体指出，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针对反共顽固派一手团结抗日、一手摧残进步势力的特点，毛泽东提出要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既争取他们留在革命队伍中，又要同他们作思想、政治和军事上的坚决斗争。

毛泽东强调，同顽固派斗争要把握三个原则，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三是休战原则，打退顽固派的进攻后，在他们没有发动新的进攻之前，我们适可而止，使斗争暂告一段落。毛泽东把这三个原则归结为“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这段时期，国内国际局势极为复杂，敌友难分，一旦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所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作出了一系列任何人都作不出来的高明决策，这些高明决策就是他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策略原则。

毛泽东的这些重要策略原则，对全党在极其严峻复杂的斗争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系列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才赢得了广大人民和中间势力的拥护与同情，极大地积蓄和发展了抗日力量。

参考文献：

《毛泽东传》： 金冲及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