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自己的事业。”这句话，不是今天某个独立女性的口号，而是1960年，余慎在面对“夫随妻贵”的压力时，掷地有声的回答。

她，是萧向荣将军的夫人，但更是一个有自己追求的女性。

1960年，正是新中国刚刚建立十余年的时候，社会还带着浓浓的传统色彩。

那时候，许多高级干部的夫人回到部队任职，既是为了帮助丈夫分担，又是为了方便家庭生活。

可偏偏余慎不走寻常路。

她拒绝了“夫人角色”，选择继续自己的事业。

余慎的态度，和她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从山东农村的贫苦童年，到抗战时期投身延安，再到婚后事业如火如荼，这个女人用行动证明了一件事她不仅是某某的夫人，她是她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她从小吃过“寄人篱下”的苦，独立成了骨子里的信念。

余慎的童年可以说是“苦情剧”的教材。

父亲去当兵，母亲无奈改嫁，她被送到姑母家“寄养”。

可这哪里是什么寄养，更像是变相的“过继”。

姑母家虽然让她读了几年书，但一旦家道中落，就想着“卖”她换取未来的经济保障，甚至把她关在屋里不让她读书。

一个16岁的小姑娘，靠朋友帮忙才逃了出来，毅然断绝关系。

这种经历塑造了余慎的性格她谁都不靠，只靠自己。

从她决定报考免学费的师范学校，到后来投身革命，再到拒绝高干夫人的“安逸生活”，这都是她对“独立”二字的执念。

余慎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苦难并不会消灭一个人的志气，反而能锻造出钢铁般的意志。

2. 她的事业，是她的信仰，而不是简单的谋生手段。

1938年，余慎来到延安，加入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

她不是背景显赫的“红二代”，也没有太多政治资本，但她有文化、有责任感。

她从军委编译科秘书做起，到后来参与开办子弟学校，再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交通部领导岗位，这一路走来，她一直围绕一件事教育和组织建设。

在哈尔滨，她为干部子弟学校的筹建鞠躬尽瘁；在广州，她创办“中南军区子弟小学”，又被调到北京负责烈士和军人子女的寄宿问题。

她的学生们亲切地叫她“余妈妈”，这不仅是对她教学能力的认可，更是对她人格魅力的尊敬。

对余慎教育是事业，更是信仰。

让她放弃这些去当“萧主任的夫人”？她当然不干。

3. 她和萧向荣的婚姻，是平等的合作关系，不是权力的附属品。

在那个年代，很多高干夫人选择回到丈夫身边，一方面是因为传统家庭观念，另一方面也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

但余慎不一样，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萧向荣的“附属品”。

婚前，余慎有自己的事业；婚后，她依然坚持自己的追求。

即便在萧向荣担任高职、频频在公众场合露面时，余慎也从不主动要求陪同。

这种冷静的态度，既是她对婚姻的尊重，也是对自我身份的坚持。

她爱萧向荣，但她更爱自己的事业。

在余慎看来，婚姻不是一个人牺牲自我去成全另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并肩同行，各自精彩。

余慎的一生，活得清醒又坚定。

她不靠谁，也不附和谁。

她用行动告诉所有人你可以是将军的夫人，但你首先是你自己。

这样的女性，在那个时代稀缺，在今天，更值得我们铭记。

不为别的，就为那句简单却有力的话“我有自己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