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27日，安徽明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席上，站着一位派出所所长。

此人借职权滥用法纪，用刑讯逼供逼出了虚假的口供，肆意玩弄职权。

他以此为依据，将无辜的人误送劳教。

这个派出所所长最终收到了应得的惩罚：三年有期徒刑。

对于那些曾经受害的农民来说，这个审判是他们盼望已久的正义。

一个普通的黑警，亲手制造一个惊天冤案。

刑讯逼供，屈打成招

1996年2月4日晚，安徽省明光市的一个小乡村，发生了一场小插曲。

明东乡的一个店主毛继承抓住了一个小男孩——邓传油。

这个年仅12的孩子，十分瘦弱。

毛继承怀疑孩子偷了店里的钱，于是便把他拖进了派出所。

“我就偷了几颗糖吃……”邓传油忐忑地说道。

年纪尚小的他，大概没料到，自己随口而出的话，竟然会在这个小镇上掀起如此大的风波。

面对压力，尤其是那种父亲威严的眼神，邓传油难以承受，终于咬定了“偷窃”之事是同乡纪业辉“指示”的。

次日早晨，明东派出所就把纪业辉给传到了。

他站在那里，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嘴巴一张一合，辩解着自己并未偷窃。

王守富不以为意。

他从纪的口袋里搜出了720.8元。

纪业辉慌忙辩解，“这钱是还债的”。

王守富不屑一笑，伸手就给了他一记耳光，接着命令把纪业辉双手反铐起来。

“交待！”王守富的命令如同打雷，震得纪业辉耳朵嗡嗡响。

纪业辉仍坚称无罪。

王守富脾气也上来了，想着自己既有权力，又要赴宴，不如将纪押到市区，让他“乖乖交代”。

于是纪业辉被拖到了明光市的一个饭店，锁在了水管上，像一只待宰的羔羊。

晚上，王守富还不满足，直接将纪押回了明东乡。

这一番折腾，几乎让纪业辉丢了半条命。

王守富指挥着治安队员陶仁军与倪善友，将纪业辉带到了乡政府食堂。

食堂里的桌椅散乱，墙上贴着些过时的宣传标语，早已褪色的红色上写着“团结奋进”。

不过，纪业辉显然没有心情注意这些。

他的背上，已经被铐得青紫，肢体的痛苦如同潮水般袭来。

治安队员毫不留情地让纪业辉蹲马步。

他的双手被铐得死死的，身上的每一根骨头都在咯咯作响，关节的疼痛几乎让人无法忍受。

每一次身体微微的晃动，都会引来警棍的插入，仿佛是无形的鞭子，在他身上鞭挞，每一下一如重锤敲打在他的心头。

纪业辉的脸色苍白，汗水从额头滴落，眼前一片模糊，仿佛整个世界都开始旋转，他只能听到自己急促的喘息声。

“说，和邓传油合伙做了什么？”王守富不急不缓，语气冷漠。

纪业辉一时难以承受如此逼迫，终于双膝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声泪俱下，口中只剩下求饶的哀求。

他的眼神空洞，放弃了所有的抵抗，开始迎合那份逼迫来的“真相”。

于是，他低声交待了与邓传油翻墙入室盗窃的经过。

但王守富显然并不满足。

按照报案材料，他一遍遍地询问，指引纪业辉将更多的“事实”编织出来。

于是，纪业辉再度被迫按照王的提示，开始编织所谓与黄新、唐夕波、黄夕春三人联合盗窃的故事。

这还不算完。

王守富按照“供述”，安排民警将黄新、唐夕波、黄夕春三人也带到了派出所，硬生生地用同样的手段逼迫他们交代，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三人也开始按照王的指令，一字不漏地复述着“作案事实”。

于是，纪业辉被收容审查，黄新等人也被带上了审判的轨道。

王守富似乎并不急于结案，相反，他好似享受其中的操控感。

罚款，几千上万，统统不成问题。

最终，总计罚款1.7万余元，纪业辉与黄新等人，不仅身心遭受摧残，钱包也空了。

小偷竟敢告警察？

自以为能掌控一切的王守富，凭着几句刑讯逼供下的口供，未曾做过任何调查，便将几起盗窃案件全数算在了纪业辉等四人头上。

案件的“事实”如此鲜明，王所长自然也不急着追问更多，毕竟，推翻口供也比按上帽子来得简单得多。

他迅速将案情报告送往明光市人民检察院，恭恭敬敬地请示批捕。

可检察院却没有像王所长料想的一般批捕。

毕竟这些“事实”调查不清，证据不确，何来批捕之理？

而且，纪业辉那一晚，明明没有时间作案。

检察院的一纸文书，及时给这场戏按了暂停键。

于是，已被关押了两月有余的纪业辉等人，被草草放出。

但这一切，远未如他们所想的那般简单了结。

纪业辉离开派出所时，王守富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关怀”。

“小伙子，年纪轻轻的，外面挣几千块钱不难的。回去之后，记得别说我们不好。”

话虽简短，却藏着浓重的自得与威胁。

纪业辉不过是微微点头，内心的愤懑无处可诉。

然而，纪业辉等人回到家乡后，才知道派出所已经“收缴”了他们四家17,000余元。

唐夕波的家人，甚至还给了王守富一笔1000元的“活动费”。

当时唐夕波的父亲唐明贵，为了让儿子早日从看守所里出来，心急如焚。

唐明贵将手中的几百元硬币换成了纸钞，托上了村民苗文非、吴广东，还有儿媳刘淑琴，一起奔赴明东派出所。

到了那里，他们将1000元现金递到王守富面前。

因为当时王守富毫不客气的说：“你给我1000块，就能提前放人。”

王守富笑得那样轻松，仿佛这钱是理所当然的，便答应尽力办好。

那语气里，不见一丝羞愧。

4月12日，纪业辉等四人再次来到派出所，找寻王守富的“公道”。

王守富见状，脸色一变，怒火中烧：“统统铐起来，铐在那儿！晚上继续打，明天还不老实，就送看守所——稀饭都没喝够，竟然还敢来跟我要钱！”

唐夕波心有不甘。

他始终不明白，自己明明是无辜被捕，却被逼得如此狼狈。

家里付了钱，眼看着自己却像个罪人一样被对待，怎能忍受这种羞辱？

于是，在1996年5月20日，唐夕波怀着满腔愤怒和屈辱，写下了控告信，寄往了市人大、政法委、检察院，揭露王守富收受贿赂、强行讹诈的罪行。

王守富知道后，不怒反笑，仿佛被踢了一脚却依然站得稳。

他冷冷地对派出所的民警说：“小偷竟敢告警察，真是不可理喻。这样的狗东西，不劳教还能算个什么？人都放出来了，还敢告我受贿，告我所长，告我派出所，我看得是该办他们一个劳教。”

王守富接着大摇大摆地从派出所拿了钱，飞奔到滁州市，找到了负责劳动教养的官员，请他们吃了一顿大餐。

那顿饭换来了三张“劳动教养决定书”。

纪业辉、唐夕波迅速被送往了不同的劳教所，黄夕春被逼的没有办法，最后逃往他乡。

而黄新幸免遇难，原因是因为他家人给王守富送了300元。

劳教所里的纪业辉与唐夕波，日日不得安宁，整日愤懑不已，心中不断发出数不清的申诉信，那纸上所写的文字，就是他们唯一能控制的希望。

终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一位社会学家的帮助让此事引起了安徽省省委的关注。

省委的亲自干预，才让这件丑恶的事情迎来转机。

惊动省委，迎来转机

1996年10月，明光市的律师邱晓芬挺身而出，支持了四名青年农民提起诉讼。

他们从亲朋好友那筹得高利贷，甚至将年息高至五分、三分，用来资助他们告状。

贷款金额，已不再是重要的数字，重要的是这些农民背负的是冤屈的沉重。

他们将这笔辛苦借来的钱，用来向明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明光市公安局的不当行为。

法院的判决宣告了他们的胜利。

法院撤销了明光市公安局的收容审查决定，并要求赔偿他们因被误关押所造成的误工损失，同时，公安局还必须将非法收缴的1.7万余元现金归还给他们。

让人震惊的是，王守富及其同僚，竟然公然无视法院的判决，直接将已经胜诉的纪业辉与唐夕波、黄夕春抓走，再次关押。

第三天，公安局又送来了劳教通知书，仿佛法院的判决根本没有任何威胁。

纪业辉、唐夕波、黄夕春被劳教后，仍不甘心，依旧不屈不挠地向人民检察机关和人大常委会递交申诉信。

此举引起了检察机关的关注，案件终于引发了更广泛的反响。

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得知此事后，立刻作出指示：“此案情节严重，必须依照法律和事实处理相关当事人。同时，明光市公安局的责任也要追究清楚，结案后，务必公开曝光。”

在省委、省政法委的干预下，这桩丑恶的冤案终于迎来了转机。

1997年7月，经过省劳教委的复查，滁州市劳教委的劳教决定被撤销，纪业辉、唐夕波终于重获自由。

被撤销劳教后的几位青年，用高息借来的路费，跑遍了公安局、律师事务所、滁州市劳教委员会等地方，要求恢复名誉、赔偿因劳教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被殴打致伤的医药费。

面对他们的请求，明光市公安局法制科科长张丛明的答复同样令人胆寒：“你们被打伤，又没有医药费单，怎能赔；关押了一年多，王守富也被关了，判刑也快了，这不就算抵销了吗？赔误工费？你们是农民，不值什么钱，要是干部的话，就能多赔些；恢复名誉？你们放出来了，不就是证明你们是好人了吗？实在不行，我们公安局的人上你家干一顿，不就恢复你们村的名誉了！”

如此冷血、如此荒唐的话语，简直是对公民尊严的极大侮辱。

法律和正义，在这些人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脆弱不堪。

1998年4月初，安徽省终于启动了对政法系统的全面整顿。

4月7日下午，明光市公安局终于宣布了开除两名涉嫌刑讯逼供的联防队员的决定，而检察机关则将依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纪业辉得也得到了获得相应的赔偿。

明光市的政法机关，在痛苦的教训面前，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仅仅是撤换不称职的派出所所长，便有五十余位。

可悲的是，这些所长的离去，未必带走了所有的烂根，甚至可能只是换了一个“更合适”的工具。

王守富所收缴的那1.7万余元，终于被如数退还给了四位农民。

遗憾的是，钱的归还，未必能抚平伤痕。

法律不该只为少数人所用，它本应普照每个角落。

参考资料：袁正明，梁建增主编；孙杰副主编. 《图说焦点访谈 1》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