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本称呼

1、北宋太平兴国五年 (980年)，太宗 “敕内侍卫钦往泗州修僧伽大师塔，凡十三层，改普照王寺为太平兴国寺。”（见元代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卷四）；

2、开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次年(978年)完成的李昉等编写的《太平广记》卷第九六，专设“僧伽大师”一条：

僧伽大师，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龙朔初来游北土,隶名于楚州龙兴寺。后与泗州临淮县信义坊乞地施标,将建伽蓝。于其标下,掘得古香积寺铭记,并金像一躯,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焉。唐景龙二年,中宗皇帝遣使迎师,入内道场,尊为国师。寻出居荐福寺。常独处一室。而其顶有一穴,恒以絮塞之,夜则去絮。香从顶穴中出,烟气满房,非常芬馥。及晓,香还入顶穴中,又以絮塞之。师常濯足,人取其水饮之,病疾皆愈。一日,中宗于内殿语师曰:“京畿无雨,已是数月,愿师慈悲,解朕忧迫。” 师乃将瓶水泛洒,俄顷阴云骤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诏赐所修寺额,以临淮寺为名。师请以普照王寺为名,盖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庙讳。乃改为普光王寺,仍御笔亲书其额以赐焉。至景龙四年三月二日,于长安荐福寺端坐而终。中宗即令于荐福寺起塔,漆身供养。俄而大风欻起,臭气遍满于长安。中宗问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师化缘在临淮,恐是欲归彼处,故现此变也。”中宗默然心许,其臭顿息。顷刻之间,奇香郁烈。即以其年五月,送至临淮,起塔供养,即今塔是也。后中宗问万回师曰: “僧伽大师何人耶?” 万回曰:“是观音化身也。如法华经普门品云:‘应以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即皆见之而为说法。’ 此即是也。” 先是师初至长安,万回礼谒甚恭,师拍其首曰: “小子何故久留? 可以行矣。”及师迁化后,不数月,万回亦卒。师平生化现事迹甚多,具在本传,此聊记其始终矣。(出 《本传》 及 《纪闻录》)

3、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日本僧人成寻来到普照王寺，在其《参天台五台山记》有记录。熙宁五年八月六日，成寻一行离开天台山上京。途中成寻路过时隶属泗州的盱眙。《参记》卷三熙宁五年九月廿日条载：

“未二点，至盱眙县贵山寺。塔十五重如阁，顶见罗汉井。寺名先福寺，昔五百罗汉见住处也。委知泗州大师行状。”

“故徒行参普照王寺。先拜僧伽大师真身塔，西面额名‘雍熙之塔’，礼拜烧香。”

4、又《参记》卷一熙宁五年四月三日条载：“一船头曾聚志与缝物泗州大师影一铺，告云：有日本志者，随喜千万。”另在成寻弟子返回日本时所携带的物品中有“泗州大师影一铺”，“泗州大师传二卷”及“五百罗汉像一铺”。

5、北宋蒋之奇(1031年-1104年)曾著《泗州大圣明觉普照国师传一卷》。蒋之奇编写《泗州大圣普照国师传》时，其官衔是“江浙荆淮等路制置发运副使，朝奉大夫”，所以在时序上应是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之前，据专家推测那时他约55岁。

6、北宋张舜民（约1034年-约1100年）为北宋治平二年进士，在其所撰《画墁集》卷八《郴行录》中几次提到泗州大圣（按：《郴行录》是张舜民于元丰六年(1083 年)赴任监郴州酒税时所撰日记体游记）：

其中也说他曾与蒋之奇、刘士彦与王纯中齐游泗州僧伽塔。还描述了他亲见的僧伽现身之神迹：“大圣见塔上，始见香烟如雾，笼闭四周。少顷，有物如拳许，在相轮上或坐或作，徃来周旋不止。每至东南角，少竚立，至暮不灭。又自塔下烟雾如甑气”。

7、北宋黄庭坚 (1045-1105)有云：“僧伽本起于旴眙，于今宝祠徧天下，其道化乃溢于异域，何哉？岂释氏所谓愿力普及者乎？”。黄庭坚于元丰七年（1084年）过僧伽塔时，曾作发愿文戒淫欲、戒饮酒、戒肉食等等。8、北宋苏轼在元佑七年(1092)三月知扬州军州事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时，曾写《僧伽塔祈雨祝文》：

祈雨僧伽塔祝文维元七年，岁次壬申，三月甲申朔，十二日乙未，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新知扬州军州事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苏轼，谨以香烛茶果之供，敢昭告于大圣普照王之塔。淮东西连岁不稔，农末皆病，公私并竭。重以浙右大荒，无所仰食。望此夏田，以日为岁。大麦已秀，小麦已孕。时雨不至，垂将焦枯。凶丰之决，近在旬日。轼移守广陵，所部十郡。民穷为盗，职守当忧。才短德薄，救之无由。伏愿大圣普照王，以解脱力，行平等慈。噫欠风雷，咳唾雨泽。救焚拯溺，不待崇朝。敬沥肝胆，尚鉴听之。尚飨。

9、北宋绍圣元年(1094)苏轼写泗州大圣像赞，称“泗州大士谁不见，而有熟视不见者。彼岂无眼业障故，以知见者皆希有。若能便作希有见，从此成佛如翻掌。”10、北宋苏轼著《东坡志林》卷一:  记载了僧伽与东坡同行的神奇故事：《泗州大圣僧伽传》云: 和尚，何国人也。又云：世莫知其所从来云，不知何国人也。近读 《陌史·西域传》，乃有何国。余在惠州，忽被命责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来，且吊余曰:“此固前定，可无恨。吾妻沈，素事僧伽甚谨。一夕梦和尚告别，沈问所往，答云：当与苏子瞻同往，后七十二日当有命。今适七十二日矣，岂非前定乎?” 余以为事之前定者，不待梦而知。然余何人也，而和尚辱与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缘契乎?“

11、北宋刘延世《孙公谈圃》，为其于宋哲宗绍圣（1094-1097）间随父在福建长汀时向孙升求学，将孙升所谈，笔录成书。记载乔执中因父亲“素事普照像甚严”，“遂中第”。

12、北宋宣和二年(1120)李纲写《书僧伽事》云：“世传僧伽为观音大士化身，其神变示现之迹载于传说、着于耳目，不可胜纪。予独书其近年亲所见闻者三事”。所说三事之其中一事，即宣和元年(1119)夏天京师洪水漫延，此时僧伽连续出见辇毂之下有三：“有诏进封普慈巨济大士，秩视伯爵。诰命之辞有曰：‘其仪屡见，万目具瞻；岿然灵光，佑我昌祚。盖此谓也！’予时自左史谪下去京师。此一事兼得于见闻者”。

13、在《书僧伽事》中，李纲还记载了政和八年（1118）僧伽消弭水患的事迹：

“八年，东南大水，泗上尤甚.....，官吏按视城楼之催，斩斩然无尺椽片瓦之遗，积于坏门，如累叠然，始知是夜乞食者乃僧伽也。郡官相率礼谢，塔不开扃，则所施饼餌尚留钵中，此一事予得于所闻者"。

14、北宋释惠洪撰《禅林僧宝传》，成书于宣和六年(1124)，卷十一有云：

“洞山聪禅师。 禅师名晓聪、生杜氏、韶州曲江人。少依云门寺得度。头骨然、一帔阅寒暑。周游荆楚、饫厌保社。与众作息、无有识之者。在云居时、传僧伽在维扬。於是禅者立问曰。既是泗州僧伽、因什麽扬州出现。聪婆娑从旁来。众戏使对之。聪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众目笑之。”

15、《禅林僧宝传》卷十八有云：

大觉琏禅师。禅师名怀琏、字器之、漳州陈氏子也。初其母祷於泗州僧伽像、求得之。故其小字泗州。幼有远韵、聪慧绝人。

16、生活在北宋南宋之间的蔡绦（1096-1162）所著《铁围山丛谈》卷五有云:“宣和岁己亥夏,都邑大水,几冒入城隅,高至五七丈,久之方退。时泗州僧伽大士忽视于大内明堂顶云龙之上,凝立空中,风飘飘然吹衣为动,傍侍惠岸、木叉皆在焉。又有白衣巾裹,跪于僧伽前者,若受戒谕状,莫识何人也。万众咸睹,殆夕而没。白衣者疑若龙神之徒,为僧伽所降服之意尔“。

从上述北宋时期僧伽的官方颁号与书面文本称呼，我们大致可以得到如下基本信息：一、唐代至五代僧伽主要称呼“大师”，依然是北宋时空的主要称呼。比如，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开始，皇家屡遣内侍卫钦往泗州修建僧伽大师塔，大中祥符六年六月宋真宗下诏: “泗州僧伽大师，宜加号曰: 普照明觉大师，其伽字公私文字不得指斥。”据南宋李祥《大士灵异事迹下篇》，因发生僧伽显灵救京师水患等事件，所以徽宗特赐僧伽六字师号，北宋《太平广记》专设 “僧伽大师”一条，日本僧人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记录北宋神宗熙宁五年经历，反复提及的就是僧伽大师称号。二、僧伽逐渐开始有了“泗州大圣”之称，但是在书面文本中使用的频率不高。

虽然唐代五代僧伽就有了大圣、圣者之名，不过多是前缀，且是用以修饰僧伽、和尚、大师的，所以从“泗州大圣”的考察角度，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应关系，但是到了北宋，不仅在唐代五代已经存在的“证圣大师”、“大圣泗州和尚”、“圣者泗州和尚”的基础上，由朝廷再给予大圣的前缀封号，同时，开始出现了完全一致完整准确的“泗州大圣”的称呼。但是这种称号的使用频率在文本资料中并不多。

在上述的北宋官方封号称呼中，看似有八条之多，但是除去北宋初年太宗真宗的三条，其他五条都是北宋末年徽宗时期的，而且其中四条记述的其实都是京师水患的不同侧记。所以，总体看来，僧伽在北宋官方的尊崇，其实并不隆盛。

而泗州大圣的称号，只有北宋末年宋徽宗御笔上使用了一次，而且不是封号，而是引用。而在书面文本中，也只有两个人在口称泗州大圣。

三、在书面文本中，不止一次动用泗州大圣称呼的人，就只有两个，一个蒋之奇，一个张舜民（阐述见下）。

那么，我们来看看，在北宋期间的书面文本中，除了徽宗御笔提及泗州大圣之外，到底是什么人，在什么语境下使用了“泗州大圣”的称呼呢？其实主要就是两个文本，第一是北宋蒋之奇著《泗州大圣明觉普照国师传》频频提到泗州大圣，第二是北宋张舜民在其所撰《画墁集》卷八《郴行录》中几次提到泗州大圣。而极少见其他文化文本中，谁去张口提及泗州大圣这个称呼，那么，蒋之奇与张舜民，为什么要和他人有别，而独独去口称泗洲大圣呢？

宋代僧伽大士铜造像 赵建军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