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半夜我才离开军校回去休息，刚一上床，财政部部长关吉玉和次长陈良先后打电话给我，说有几万两黄金要交给我，叫我马上去领。
我当时也感到黄金也没有什么用了，不想去要。他们一再在电话中催我，说非去领不可。我只好带着财政厅厅长任望南、经理处处长罗有邻赶到中央银行。
这时只有中央银行发行局局长和成都分行经理等两三个人在那里焦急地等着我。我一去，他们就催我打领条，说有四万多两黄金正在造币厂改铸，他们已通知全部交我领取。我便在一张他们写好的收据上签了名，他们拿着立刻就走。
我一问，原来阎锡山和关吉玉、陈良等早已去新津飞机场，只等拿到我的收条就起飞，好去台湾交账，因为这一笔黄金是他们和陈诚吵了好几次架才要来的。
在1949年11月以前，台湾每月拨出黄金五万两作为在大陆上反动部队的经费和其他开支，11月底重庆解放后，陈诚便不肯再发这笔钱了。由于阎锡山和顾祝同等力争，才又如数拨来，还正在造币厂化整为零，没有改铸好，想运回台湾去又没有飞机，因此连人都没办法运走，最后才决定交给我代为收领。
10日清晨，我刚准备睡一下，空军司令员俞济时突然派人把向我借的丝绵被子等送还给我。
他从重庆匆忙开飞机往成都时，连行李都没有来得及收拾，到成都后才向我借了一套。
我一看这情况，知道蒋介石马上就要逃走了。我想他总得对我有一个交代，不能这样一声不响就走，便顾不得整夜没有休息，连忙赶往军校。
我的车子刚到军校门口，劈面就看到蒋介石等一群人的汽车鱼贯而出。他们看到我的车子停在旁边，也没有打招呼，直向大街疾驰而去。我便叫司机抄小路绕过文殊院先出北门赶到凤凰山机场。在机场，我看到蒋的座机和侍从机停在那里，连一个警戒兵都没有。本来机场是由保安团守卫，盛文接任成都城防后，另派有部队，但盛比蒋逃得更快，所以机场连一个兵都没有了。我下车只看到特务头子毛人凤一个人立在飞机下。
我走过去和他打招呼，他脸色立即变得非常难看，表现出特别惊慌，好像生怕我会扣留他们。我一看他那副神气，也不愿和他攀谈，便一人等在那里。一会儿蒋介石等的汽车驶到，蒋介石下了汽车看到我也不招呼，急急忙忙跑上飞机。
我看他先和驾驶人员在谈话，我想一定是在问能否起飞。这时胡宗南也来了。蒋介石站在飞机门口向四面张望，看到没有什么动静，才装出镇定的样子叫我上飞机去，只简单地向我说了一句话：“你以后与胡宗南切取联系。”
我也只回答了一个“是”。因为已经到这种地步，彼此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刚一走下飞机，蒋介石便立即起飞逃走了。
束手就擒
蒋介石和阎锡山逃走以后，我当时的确感到茫茫然无所依从。胡宗南残部早无斗志，四川省政府在重庆解放后已无形瓦解，蒋介石逃成都的十天当中，四川省府也无人上班，只留下几个小职员在看门。蒋刚逃走，军官学校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学员，便结队去抢武器库的弹药，和看守仓库的部队互相开枪射击，“打游击”先在城内打了起来，也无人能制止。还有许多溃兵去抢空军仓库的棉大衣，也打得一塌糊涂。
当时国民党部队到12月还大都穿单衣，一天到晚到处都是乱成一团糟，成都城内治安已无人负责维持。我一看这情况，留在成都毫无办法，便于12日下令由任望南留守代理主席职务，保安司令部训练处处长唐郇伯担任军队方面的联络，并协助任望南工作。我自己决定带民政厅厅长宋相成、保安司令部参谋处处长邬灿、经理处处长罗有邻离开成都。
当时存在造币厂的大量黄金也不愿继续再去领取，因为手续很麻烦，要一小块一小块过秤，每天只能领出两三千两。
领了三天才领下8000多两。我便叫人把领来的黄金分别装在空子弹箱内，每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