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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病人是一位富商的女儿，她患有一种怪病：长期卧病在床，十分虚弱，不能走路，也几乎不能说话；她不断地身受慢性全身疼痛的折磨，除了从身体的一个部位转移到另一个部位的疼痛外，她还经常头痛、不能吃东西、消化不良、月经失调，靠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上述这些症状在她16年前突然发生的，此后反复发作。
成年后，她的大部分生活处于不断地找医生、住医院，以求能治疗她的慢性疼痛和身体虚弱。然而这种奔波总是徒劳无益，她的病情始终未见好转。她动过多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更不消说其它种类的治疗——药物治疗、食疗和物理治疗等。她本人已放弃了任何希望，不再期待任何的治疗。她在家期间经常是整天地躺在床上不动。她形容她身体的疼痛就像是有某种“柔软而又肿胀”的东西在体内，就像是有灼热的刀子戳进她的身体，有时又似有许多蚂蚁在体内爬行。
身体的检查、神经系统的检查和化验报告均不足以说明这种痛苦有任何解剖与生理方面的原因。诊断名称有慢性疲劳综合征、纤维性肌痛综合症、躯体形式障碍、癔症等等。这样一个慢性病患者，这样一个“受难者”，16年来任何正规医疗和民间疗法的努力都对她全然无效。但是，在经过两年的心理治疗以后，这个女人竟然在临床上和社会中均成为一个健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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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突变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原来，在经过一年多的心理治疗过程中，疾病/症状背后的无意识冲突/情结被揭示出来了。
一开始，跟许多躯体形式障碍患者一样，该女士的确坚决认为她的症状是身体上的症状，认为那些说它们起源于心理原因的人误解了她，说他们暗示了她的痛苦是想象出来的，因而是在怀疑她的动机和诚实。我们在会谈过程中只说她确信她的症状不是想象性的，而且确信她会因此而遭到误解。我们也没有向她指出她从她的疾病/症状中获得的满足（这只会引起她的反感），而是向她建议，既然她并不知道她患病的原因，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心理分析从无意识中找到某种解释。最后她接受了，但并不是出于任何个人的希望，而是如她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母亲”。
分析性心理治疗师都明白：任何时候，只要病人以这种显然做作的方式（当然是无意识地）谈到为某人而恢复健康，我们就会怀疑他对那人怀有强烈的敌意，以致竟忽视了这样一个常识，即没有任何人是为了伤害他人而求健康的。相反，我们知道，人倒是经常为了伤害某个人而患病。因此，上面那句话就是一个线索，它部分地承认了病人是在利用她的病作为武器去对抗那个她现在说要为她恢复健康的人。换言之，这句话有着部分的真实性，它的意思是：“我现在想部分地放弃我对某人的敌意。”
在这个病例中，心理治疗师的这种怀疑得到了证实。此后不久，病人即相当坦率地说：最初她希望她母亲从小以另一种方式对待她，后来她感到自己对母亲有反感和憎恨，最后她回忆起童年时代曾幻想她母亲死去。
03
她这样说有充分的理由。首先，她母亲一直以一种极其压抑和限制的方式把她养大，她从未对女儿讲过任何有关性的事情，只是说她不幸是个女孩子，不得不承担起这种命运的后果。像所有女人一样，她必须长期痛苦而耐心地忍受男人们的残酷和专制。病人对男人怀有极大的恐惧和憎恨，因为她是家庭中唯一的女孩子。父母给三个男孩子以种种特权，而她却被拒之门外。更为严重的是：在12岁那年，就在她月经初潮的时候（这件事吓坏了她），父母却把她送到了一所非常严厉的寄宿学校。
该女士由于感觉到这种憎恨是针对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她便以她所精通的唯一攻击方式即消极的听天由命来进行报复：在家里，她的日常生活全部由母亲照料；在住院期间，她连最起码的事也不自理而完全依赖护理人员。然后，由于其攻击性意向，这种消极的抗拒又导致一种内疚感。为了向自己和世人证明她已因自己的内疚而做了实际的赎罪，她又不得不说服家人、医生和护士相信她确实在受苦。这样就又强化了她那种消极怠惰的攻击性效果。反过来这又使她产生沮丧感、绝望感、自责感和罪疚感，于是又重复整个循环过程，并且每一次都像滚雪球一样越变越大。
她完全颠倒了女性吸引他人注意的方式，不再是“看我多漂亮、多迷人、多有才华”，而是“看我多么病弱、多么不幸、多么痛苦”。心理分析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以“怜”代替“爱”的转变，取决于一种因强大而受到压抑的攻击性而产生的罪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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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在一个梦中清楚地说明了她何以出现那些可怕的躯体症状和反复地接受手术治疗：她和另一个人同在一间屋里。那个人似乎是她自己的一部分但又似乎是一个男人。她害怕有人看见这个人，因此跳上床去用被单蒙着头，但又仿佛是对那个是她自己一部分的人说：“即使他们看见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还要继续隐瞒这件事呢？”
这个梦预示了她正越来越意识到她对自己作为女性的憎恨和对男人的嫉妒。在梦中，她承认她视自己的一半为男人、一半为女人，但又企图隐藏这个“男人”。事实上我们不妨说，她整个一生都希望成为像她兄弟们那样的男孩，并因为想盗取他们的男性性质成为一个男孩而深感罪孽。这正是她屡次接受外科手术的无意识动机。
可以看出，这位女士的症状与兄弟仇恨和男性嫉妒以及与此相关的罪疚感有着直接的联系。如她所感觉的那样，由于父母对她的歧视负责（因为她是一个女孩而不是一个男孩），那么她对他们采取间接的憎恨就是合情合理的。而这种间接的憎恨则是利用疾病来实现的。这样，她的症状就既被用来满足她幻想，又被用来惩罚她的幻想，以使她能够获得一种取代或补充幻想的现实价值。家庭为她花费十多万医疗费，而她也博得了成百名医护人员的关心和我照顾。
04
在治疗的最后几个月中，她开始进入恢复过程。她不仅开始在梦、幻想、积极想象和自觉意识中拒斥她那种男性野心和她对其兄弟（特别是他们的身体）的嫉妒，而且有了明确的给予而不是获取的倾向。例如，她梦见送礼物给她的兄弟，而不是像先前经常梦见的那样从他们那里拿走什么东西；她不再在梦中吃掉她的小弟弟或吃掉他们身上的某一部分并把那一部分安装在自己身上，而是开始梦见自己像母亲那样喂养她的弟弟和其他人。在进行治疗的早期阶段，治疗师、她的父母和其他人在她的梦和幻想中常显现为暴君、巫婆，但现在她开始以较为自然的色彩，把他们描绘为朋友，并感觉到彼此之间是平等的。这种客观性的增加也反映在她得到改善的社会适应能力上。
通过心理治疗，患者获得了对这些恐惧和冲动的洞察，最初的状况缓解到足以纠正其失望和憎恨的程度。她的躯体疼痛和虚弱症状则完全消失无踪，生理功能也与正常人一样了。在外部行为上，她简直成了另一个人。她的体质和外表好转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她不再关注自己的病痛，她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正常女性应有的兴趣和快乐上。该女士的转变过程真正应了我国神经症研究专家许又新教授的一句话：“当您什么时候找到一件做起来比怀疑身体有病更有意义时，您的病就好了。”
与这位女士相似，许多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出于某些完全可以免除的理由，却在人生的许多时间里把自己钉在疾病的十字架上，反复地重演其好心的但徒劳无益的尝试，企图以手术或医药来拯救自己，结果是不仅劳命丧财，还害人害己。
我不仅在公号（心理科包博士，baozuxiao）中写过：“身体疼痛为什么与心理疾病的治疗方法相同呢？”，还在著作“禅疗四部曲”之《唤醒自愈力：用禅的智慧疗愈身心》这本书中花专篇探讨“潜意识与生病”问题。
总之，包括慢性疼痛和身体虚弱在内，无论是功能性躯体症状还是慢性器质性疾病，其背后往往存在着无意识中未解决的冲突/情结；各科医生如果没有发现躯体器官与患者病痛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有义务以暂时牺牲患者的友谊为代价，向患者指出其所希望的治疗方式对他而言并不合适，坚持劝患者好好考虑一下精神/心理卫生科的检查和治疗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