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严寒的冬季来到了，红军游击队的处境更加艰难。特别是敌人采取了更为恶毒的"封坑"手段，在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区域，把老百姓的房屋统统烧光，强迫山里的群众连人带粮全部搬出山外，并入大村庄，集中编保甲，由保甲长进行严密监视。敌人妄图用这种赶群众出山、移民并村的办法，割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置游击队于无人无粮的山中困死、饿死。为了对抗敌人的"封坑"，项英、陈毅在潭塘坑召开了一次会议，强调指出，不能消极地隐蔽，或简单地动员群众反对出山，而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与敌人相对抗。为此，会议提出了"巩固老区，发展新区"的口号，并制订了七条对抗"封坑"的办法。项英、陈毅和特委的领导人分散到区，直接领导和指挥斗争。按照分工，杨尚奎和我到南雄游击区，分别向南雄、大余边界发展新游击区。
1936年初，我和油山区委的几个同志，到彭坑、黄种一带开辟工作。根据"巩固老区，发展新区"的方针，我们和当地群众一样的装扮，蓝衣裳，黑头巾，避开大路，穿过山崖小涧，去到了那里。
彭坑、黄种地区，在油山西北方向。透过油山的云雾北望，目光掠过群山之巅，可以看到一线平原。曲折的章水，时隐时现地从大余流来，绕过青龙、池江、新城，向赣州方向流去。南方的平原，绿一块，红一块，黄一块，开阔肥沃，我们不禁赞美道："真是一个好地方啊！"
由于敌人的封锁和欺骗宣传，以及我当地党组织过去执行错误政策的影响，至今在赤白交界地区，山里山外的人还存在着对立的情绪。山里的人外出很麻烦，山外的人进坑，没有保人也不会顺利。而这条山沟，这时只有有数的几户人家，离敌人又近。反动军队驻扎在弓里，那些当官的只要心血来潮，口哨一吹，一个跑步就可以到山沟来搜个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活动不便，物资补给尤为困难，要立脚、发展，并不是容易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努力做到细致、周密、坚定和灵活。
我们到达目的地后，就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召开了干部会议。那天，北风呼啸，寒气袭人。我和油山区委负责人廖正文及吕新洪、彭妹子、曹秀英等同志，秘密地挤在葵花坑的茅棚里，茅棚四周全是枯藤荒草，杳无人迹。我们拟订了一个工作方案，确定：第一，巩固立足点；第二，建立贫农团，依靠贫雇农，做好赤白交界地区的群众工作；第三，发展大（平原）的工作。
我对大家说：我们的工作要像钉钉子一样，一步一步地钉牢在这一带，深深地扎下根子，把赤白交界区变为游击区，把工作推向平原。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红军的群众纪律，努力消除赤区人民与白区人民之间的隔阂。敌人非常残暴，动不动就是一番烧杀，加上欺骗宣传，不少人暂时会迷失方向。我们应该理解和体谅人民群众在这种严重情况下的困难，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从事革命斗争。
我的话音刚落，在这个地区长期坚持斗争的游击队长曹水清同志说："对！我完全拥护！过去有些做法不妥当，现在我们就按照新的政策来干吧！"他把手一挥，指着山下说："就拿彭坑来说，刘汉光是忠实可靠的；他的妻子三娣子经常给我们送饭。还有魏良洪，是红军伤员，现在还被关在大余监狱里。我们要马上设法把他保出来，使他成为我们依靠的力量。我们可以通过他们，串连发动，着手建立贫农团。"接着，大家都发了言，提了建议；最后，分头奔向彭坑和各个屋场（村庄）去了。
二
在群山环抱、密林遮天的彭坑沟边，有所单门独户的房子，就是刘汉光的家。我们把他的家当作"立足点"，他们全家更把我们当作亲人。刘汉光的妻子三娣子三十多岁，已是几个儿女的母亲。她为人忠厚，又很能干，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除担负繁重的田间劳动和家务外，她还给我们送饭、买东西。我们请她办的事，她都努力去办。
记得有一次，游击大队长曾彪同志隐藏在彭坑对面的小山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兵就在彭坑的沟边放哨，监视很严。三娣嫂想，曾彪同志在山上已有好几餐没有吃上饭。怎样才能避过敌人的眼睛，把饭菜送过去呢？她想了好久，最后决定把饭菜放在一个竹筒里，再把竹筒放在背篓里，上面放一把镰刀。她背上背篓，扮作上山去砍柴的样子。当到达小山脚下，相机与曾彪同志取得联系。曾彪用一根藤子束在腰上，装作砍柴的样子，看看左右无人的时候，挨近竹篓，取走了竹筒。接连几天，她坚持这样给曾彪同志送饭，做得很小心，始终没有被敌人发觉。
有一段时间，陈毅同志和我住在三娣嫂家后山上的草棚里。三娣嫂每天总是提个竹篮子，借口上山打猪草，把油、盐、菜、米送到草棚来。端午节那天，三娣嫂还提着一篮粽子送给陈毅同志吃。陈毅同志看着这些充满革命情谊的粽子，非常激动，亲切地问她："表嫂，你叫什么大号呀？"
"我姓周，妇娘们没有大号，小名叫三娣子，"她回答说。
"闹革命嘛，男女平等，你也该有个名字啊？"陈毅同志风趣地说。
"好是好，只是我没文化。你给我起个名字吧！"她说。
"这样好吧，你天天给我们送饭、买东西，手里少不了一个篮子，就叫周篮吧！"陈毅同志想了一想，爽朗地笑道。
大家赞同这个名字，认为很有纪念意义，三娣嫂自己也很满意她的新名字。
记得有一天夜里，雷鸣电闪，下着瓢泼大雨。陈毅同志和我以及警卫员宋生发、聋牯，冒雨来到周篮家。我们每个人只戴个斗笠，从头到脚都是湿淋淋的。陈毅同志见到周篮一家人时，乐滋滋地笑着说："今天晚上洗个冷水澡，真清爽！"聋牯嘴里还轻声地哼着山歌："正月革命是新年，无产阶级笑连连。好比笼中放鸟子，脱了笼背出头天……。"周篮见到这光景就赶忙架柴生火，让我们烤干衣服，关心地问我们："饿得蛮苦了吧？"陈毅同志从口袋里掏出水汪汪的杨梅来，说："你看，这不是很好吃的吗？山里要多少有多少。在城市的水果店还买不到呢！"周篮听陈毅说得那么轻松有趣，却叹气唉声地说："你们这些好人，天天在山里钻来钻去，饭有吃，衣有穿。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啊！"陈毅说："大嫂子，你不要急啊！等你娶了儿媳抱了孙子的时候，我们就出头了。到那时，我还要来你们家喝喜酒哩！"周篮也开玩笑地说："我没有这个福气，你也没有那个福分。看你这个脑袋只能戴斗笠，钻山坑！"陈毅听了哈哈大笑说："革命成功了，我这顶斗笠就要进博物馆，那时我要戴礼帽了。"
记得有一天，陈毅同志坐在周篮家屋后的石板上看书，警卫员宋生发和聋牯坐在旁边擦枪。突然，周篮家的狗狂叫起来，原来是一群国民党兵窜到彭坑来了。这时，周篮嫂正在门前河沟洗东西，发现敌人时，要赶回屋后通知陈毅同志，已来不及了。她急中生智，用石头打狗，边打边大声叱骂："你这只死狗，还不快走远些！这么多兵来了，会一下子把你打死的。"陈毅等同志听了，连忙转移到深山里去。敌人搜查了周篮的家，但什么也没有捞着，就溜回去了。事后陈毅同志感激地说："大嫂，你真有法子。"
我们在彭坑后山的草棚子住时，有事常要找刘汉光，而国民党反动派又常来搜山。我们白天去他家吧，怕暴露目标，晚上去呢，又怕他家的狗叫。外加他们住房外面还有一堵土围墙，叫门也不方便。后来这个情况被周篮知道了。一天早上，她又提着只篮子，送东西到我们的棚子来，还跟来一条狗。狗见了生人，夹着尾巴唔唔地叫。周篮嫂对游击队员肖明朗同志说："你们拿点东西给它吃吧，以后它就认得你们了。晚上你们来也方便。"接着，她又说："每天晚上我关门的时候在土围墙的墙脚放一条凳子，你们可以踩着凳子翻墙过来，就不会惊动别人。"我们照着她讲的做，联系工作就比较方便了。
周篮同志对我们的支持与帮助，我们一直铭记在心。1962年在北京召开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时，陈毅同志在看望参加会议的大余县委王书记和蔡县长时，问起彭坑的周篮还在不在？王书记和蔡县长回去，果然找到了周篮，并表彰了她在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支援红军游击队的功绩。1975年她去世时，我派人给她献了花圈，对她表示深切的哀悼。
三
我们有了这样的落脚点，就开始组建贫农团。当时参加贫农团，被反动派知道了，是要杀头的。可是，只要我们工作做到的地方，不管有多么大的危险，总会有人参加。
1936年初春的一天，油山中心区委在蛇子坑的棚子里筹备弓里贫农团的成立大会。这是紧接着小汾贫农团成立后的又一个盛会，它表明这时我们的工作已经向山外展开，并已伸展到平原的边缘。这一天。据了解没有敌情，大家一早起来就忙着布置警戒，愉快地生火，安排"会场"。
我们正忙着，忽然听到山鸡叫了，叫声由远而近。这是信号，有人来了。廖正文连忙向我招呼一声："来啦！"
我隐蔽到石咀后面，透过树丛往山下一看，果然有一个人，挑着一副空柴担，缠着黑头巾，穿着一件大棉袄，这件棉袄几乎吐满黄呼呼的棉絮，也不知传过几辈人了。这人大约十六七岁，样子很机灵。他在坑口左看看，右看看，两手抓住柴担，猛一窜进了林子，躲躲闪闪地向我们山上奔来。在他身后，并没有拖着国民党的"尾巴"。
他上来后，我就招呼他："黄克连，你早哇！从兰村来吗？"
他抬头看见我，惊喜地答道："阿丕老陈，你更早哩。你还记得我住在兰村？"他摘下头巾，头上热气腾腾。
"怎么不记得？头年你进坑割晚禾的时候，克廷不是介绍过吗？"
"对，对！从那以后，同志们还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哩！昨天晚上通知我开会，我高兴得一夜没有睡好，今天天麻麻亮就起来了，生怕误了大事。"
人来多了。克廷、克连、克纪、克扶、克轮和传仕等，几乎全是姓黄的，一共十几个人。人一多，冷僻的山坑顿时热闹起来，到这里来开会是不容易的，每道封锁线上，国民党都贴着命令、布告，白纸上写着黑字："通匪、济匪、窝匪者，杀无赦！"但是，觉醒的农民，为了寻找自己的组织，为了闹翻身，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回答反动派"杀头"、"满门抄斩"威胁的是："来吧，摘下脑壳也要把你们砸碎！"于是，有的背着筐子，有的挑着柴担，三三两两地登上山来。
人到齐了，我对廖正文说："找几个同志帮他们打柴吧，等他们开完会，好下山。"
几个游击队员应声拥过来，七手八脚地把柴担、柴筐搬着就走，来开会的人急忙起身阻止，双方互相友爱地争执起来。我说："打几担柴，算得了什么，这不也是应该的吗？要不，大家空着担子下山，反动派盘查起来，怎么回答？"他们才没有话讲，围着炭火坐了下来。
这时，曹水清向我示意，岗哨没有发现敌情。
弓里贫农团的成立大会就这样开起来了。在这个会上，许多人都激动地倾谈自己的认识，表示决心：决不反水，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和地主豪绅阶级斗争到底。气氛是那么肃穆庄严，每一个人的每一句话，都像山盟海誓，激动人心！他们站立起来，像漫山的青松翠竹，敢傲雪霜！
贫农团成立了，黄克廷当选为负责人。选举后，我高兴地对大家说：你们参加了自己的组织，要努力工作。"天下穷人是一家"，大家都有责任向贫苦农民宣传，介绍好的对象加入组织，人多，力量就大了。工作要秘密，不能暴露。发展对象要谨慎，好吃懒做的不要，二流子不要，土豪劣绅更不要；要贫苦、勤劳、有觉悟的人。对于那些来自外地的"客户"，不能歧视，要团结帮助。我还告诉大家，运用多种多样活动的方式，交朋友，结同庚，或者通过宗族关系、社会关系广泛地团结群众，一起战斗。
散会的时候，大家挑起了游击队员打好的柴禾，兴致勃勃地挑下山去。他们下山坡，过小桥，有说有笑，十几个人一行，柴禾沉甸甸，扁担闪悠悠，走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快步如飞。他们挑着、背着柴禾，心里惦记着自己的誓言，将把自己懂得的道理，带回各自的屋场，使它在群众中传播，让革命的火苗在平原上燃烧。
贫农团的发展工作是秘密进行的，积极、慎重，坚持遵循阶级路线，在工作中注意启发阶级觉悟。记得我们派人去弓里，同黄蛮蛮个别谈话时，我们的穿着、言语都与当地的群众一样。黄蛮蛮在谈话中，开始总是怨自己"命苦"。经过启发教育，他认识到，他这样穷，不是由于"命苦"，而是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结果。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他问我们："找共产党可有路子？"我们的人告诉他："只要认识清楚了，总有路子的，我们也要去找呢！"于是，我们的人约他第二天一同到太平坑打柴，"碰巧"与红军游击队见面了。那次同来的，还有另一个发展对象，几个人坐下来开会，经过讨论，吸收他们两人加入贫农团。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廖正文突然叫醒了我。他说：黄克连又找好了一个对象，约定明天进山打柴。
黄克连约好的对象是兰村的老邓。他是从南康搬来的"客户"，到兰村后，人生地不熟，家又穷，一天到晚没着没落的。黄克连看中他是个老实人，先跟他打招呼。以后，在谈吐中不时流露对他的关怀与同情，话很投机。后来，两人议论起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来，老邓说："共产党好是好，就是没有路子，弄不好要出事的。"黄克连说："我也想联系。我想只要认识清楚了，总会有路子的。"分手的时候，两人约定第二天一同进山打柴。随后黄克连就给我们带来了信，希望我们接头考察。我们也认真地研究了这个情况，作了布置。
第二天一早，黄种的山坑里来了两个人，一大一小，一前一后，都挑着担子。小个子的一举一动，早已使游击队员认出了他就是黄克连。他们一进入山林，游击队员和区委干部就出来和他们见面，攀谈，并且帮助他们打柴。从谈话中了解到老邓确是一个好对象，与黄克连所谈的基本上一致，区委干部暗中向黄克连点点头。不久，天下起雨来，游击队员赶紧给他俩把柴捆好，并且送给每人一件蓑衣，对他们说："雨大了，下山吧！"
老邓已经觉察到这就是自己一心想找的红军游击队，挑起担子来的时候，眼角里闪着感激的泪光，好像有满腔的话要向我们倾吐。
过了一些日子，贫农团又开会了，会场里增加了几个新会员，其中一个就是老邓。
五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们遵照项英、陈毅同志的指示，在政策上作了一些调整。对贴"反共"标语应付敌人的群众，不予追究。对个别反水的农民，采取宽大的教育政策，除造成很大危害的以外，一般就让他们回家生产；万不得已需要镇压的，对他们的家属也给予生活出路。
政策上的调整，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说："共产党、红军游击队真是顺天理，合人情，仁至义尽啊！"而且一传十，十传百，使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影响日益扩大。一些被迫搬出山坑的群众也纷纷回来，坑里的人多了，贫农团的发展就快，不久好几个地方都成立了贫农团，每人每月还交三五个铜板的团费，表示对组织的忠诚和爱护。他们知道山上粮食困难，秘密开会作出决定，把弓里的二十五石公堂赈谷打成米，通知游击队员夜里去挑；他们为红军游击队送情报，割断敌人电线，勇敢地参与了火热的斗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其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入党，把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入团，逐步建立和发展了党、团组织，把广大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渐渐形成一个坚强的整体。
以后，整个斗争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组织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就在这一年的重阳时节，我们进一步发展大圾（平原）工作。在大洋坑举行集会，检阅了自己的队伍。
这时，晚稻经开镰收割，但漫山的松杉依然是那么苍翠。一天早晨，游击队员们穿过茫茫重雾，下到屋场，布下了隐蔽的岗哨，并且宰掉了买来的一只大白鹅，回到山坑，大家把鹅肉放到盆里炖起来，等待着来到这里集会的人们。
不久，彭坑、黄种、小汾、平田坳、弓里、兰村，还有板棚下、露箕坑的人，陆续来到山坑。有的从大路上来，有的是从山砭上来，有的从林子里穿过来，方圆数十里的人，聚会在一起，汇报了情况，研究了工作。最后决定，彭坑、小汾、平田坳、弓里各成立一个贫农团。蓝玉辉老伯被推选为小汾贫农团的负责人。黄克廷为弓里贫农团负责人。其他各贫农团都推定了适当的人负责。黄克连则负责杨村、兰村一带的工作。
散会了，将锅盖揭开，喷香喷香的美味就冒了出来。我们把炖好的鹅肉端上来，大家围坐在一起聚餐，迎接革命转折点的到来。
项英（右）、陈毅（左）与陈丕显（1939年）
【陈丕显（1916年3月20日—1995年8月23日），又名家煜，福建上杭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少共赣南省委书记。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全国性抗战时期任中共苏中区委书记兼苏中军区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苏北军区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苏南军区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1977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2年起任第十二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87年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