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成纪，1967年生，河南虞城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美学专业博士后。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华美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市美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教授，澳门科技大学讲座教授。主编丛书两套，出版专著14部，发表论文、译文150余篇。主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研究计划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般项目、后期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等10余项。获教育部等省部级优秀社科成果奖6项，其他8项。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省部级中青年骨干教师、优秀中青年社科专家、“四个一批”人才等荣誉称号。主要著作：《审美流变论——艺术与生命的新对话》(1996)、《欲望的倾向——叙事中的女性及其文化》(1999)、《中庸的理想》(2001)、《美丽的美学——艺术与生命的再发现》(2001)、《物象美学——自然的再发现》(2002)、《太初有言》(2004)、《青山道场——庄禅与中国诗学精神》(2005)、《形而下的不朽——汉代身体美学考论》(2007)、《自然美的哲学基础》(2008)、《中原文化与中华民族》(2012)、《中国艺术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2015）、《镜像与流年：一个人的美学史》（2015）、《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上、下卷》（2017）、《中国美学经典：两汉卷》（2017）、《国学关键词著述：中庸与智慧》（2020）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战国时期”。在实践美学之后，生存美学、生命美学、体验美学、超越美学等共同构成了新时期美学“二次启蒙”的景观。那么，这些新的理论形态到底在哪些方面为当代美学提供了新的理论增长点，并对 21 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具有启迪意义呢？下面试以生命美学为例，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
新时期以来，实践美学以实践本体论超越了关于美在物还是在心的旷日持久的争论，这种超越使它成为古典美学的终结者，也成为中国美学走向现代之路的肇始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愈发感到这种美学过多承受了西方古典时代的精神遗产，具有鲜明的理论上的不彻底性，甚至有着难以治愈的、与美的自由追求背道而驰的痼疾。比如，实践美学设定的人的本质是一种类本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实践也是一种社会性的类化实践。这种普遍性的命题不但对个体的审美自由构成威胁，而且因其以人的社会属性取代自然属性，以审美活动的现实性取代更为重要的超越性，从而造成了实用压倒审美、理性压倒感性、现实性挤压超越性的不正常状况。生命美学正是看到了实践美学的这一缺憾，转而坚定地将实践本体论转向生命本体论，让美学真正从人自身生命的底层去啜饮生命的泉水。
在具体的转换过程中，这一新的美学形态将实践美学执着的人的类本质转换成了一种充分个体化的审美体验，认为美在本源上就是人审美活动的产物。同时，和实践美学对现实性、功利性的执着相反，生命美学将主要的目标集中在了美的非功利、超越性的层面，认为审美活动归根结底要靠它的非功利和对现实的超越来体现自己的独特品质。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生命美学以生命这一更具本源性的范畴为人的审美活动注入了活力，以对实践这一物质性活动的超越切近了审美作为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的实质，以审美活动的一元性超越了实践主体与实践对象的二元分立。也就是说，和实践美学相比，这应该是一种更具本源性的美学，是一种靠对生命的体验和直观“直指本心”的美学，是一种首先抓住美的超越性这一核心规定、然后重新向现实敞开的美学。
当生命美学以个体化的生命为基底，以超越性为美的根本属性来重建自己的美学秩序时，这也就意味着生命美学正是在实践美学最软弱无力处构建起自身最坚挺的部分。很明显，当个体生命以自己的超越性面对美的问题的时候， 这其实正兆示着一种摆脱现实羁绊的自由的实现。由此，生命美学对“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经典命题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与其说是自由，毋宁说是让自由的心灵向某种自然的或道德的绝对命令的屈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命美学否定了人在现实层面实现真正自由的可能，而将美所执着的自由置放在了理想这一让人渴慕的精神之域。“美是人的自由本性的理想实现”这一对美的本质属性的重新界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具有了产生的必然性。
人类爱美的本性就是爱理想的本性。这一判断，是生命美学重视人的自由理想的依据所在。由此可以看到，生命美学作为一种试图切近纯美的理论形态， 它比实践美学更亲合于艺术，更切近中国古典美学的诗性本质。一般而言，诗和艺术作为对审美理想的具象化表达，它不仅通体灌注着生命情调和生命气息， 而且以对理想世界的审美创造为人呈示了一种人性能达到的自由境界。这种自由的审美之境，也正是中国古典美学所追逼的目标，像庄子的逍遥之游，陆机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嵇康的“游心太玄”，禅宗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梁启超的“俨然去此界而入于彼界”等，都是对生命美学所展示的自由境界的精妙陈述。由此看来，生命美学正是由于对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亲近而达到了与美的精魂的圆融统一，诗与艺术也因此成为人的自由本性的象征。
从发展的角度看，生命美学诗意地再造世界的美学选择、它的开放性结构所兆示的理论前景，也为我们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起点。比较而言，当实践美学以实践作为世界的本体时，它是试图以人的实践活动达到对世界整体的充分定义，但人的实践能力所无法达到的区域——比如原生态的、没经人的实践改造过的自然到底美不美的问题——却成为这种美的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负。对此，实践美学除了试图将它放在实践的胃中消化掉， 别无他法，它的一个自我修正的策略就是将“自然人化”改装成“自然的属人化”，也即将人视力所及的对象都作为实践的对象，而这些前实践状态的自然也因为人的感性的介入而成为美。
很明显，这种实践概念外延的扩张有助于使实践美学摆脱质疑者的诘难，但这种扩张又势必因其理论之胃的过度膨胀而导致实践这一命题的泛化，失去其应有的理论严肃性。在这种背景下，用生命这一更具包容性和本源性的范畴来将自然纳入美学的解释区域就显得尤为必要。在传统意义上，人的活跃性与物的死寂性、人的主动性与物的受动性、人作为役使者与自然作为被役使者，是构成人们认识自然美的哲学基础，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实践则是自然开始具有美的属性的前提。
但是如果我们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生命美学就会意识到，这种以人对自然进行统摄、赋形、控制、役使为前提的自然美，是建立在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之上的，是以对自然本身的生命力进行剥夺，甚至践踏为前提的，具有明显的反公正、反审美的精神意向。但值得庆幸的是，现代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发展为改变这种状况提供了理论资源。
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使自然界的动植物摆脱了生命周期的无意义循环，成为一种在存在中不断演化的过程；而现代物理学中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则发现了无机的自然也有一个在演化中一步步走向寂灭的“悲剧”结局。也就是说，不但人的生命是不可逆的，而且自然也是在对“自身生命”的一次性消费中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它）们都是在时间中流逝着自己的生命， 只不过衡量其生命的时间量度有着长和短的差异罢了。进而言之，如果我们由此承认自然中的万物都是独立自主的生命存在，那么人的自命的高贵，以及人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的对自然的天然的控制、役使权力，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合法性。代之而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是双方在生命基础上的平等关系， 是承认万物各有其主体性前提下的人、物之间的对话关系。
很明显，这是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关于生命的新的形而上学，是人与自然在生命的基础上结成的新的同盟。如果以此为前提重新审视自然美的生成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 它是人与自然之间生命互动的结果，而不是什么“自然人化”或“自然的属人化”；是“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我看青山多寂寞，料青山看我应如此”， 而不是“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式的人化实践，或“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式的单向移情。
人以生命的忘情状态投入对象世界，对象世界以忘情的状态投入人的怀抱，这才是生命美学应该追求的审美的理想状态；以人是一切自然关系的总和代替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才是对人的本质属性的更合理的规定；让死寂的、被动的自然复活为鸢飞鱼跃的生命世界，让人与自然重新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去“万类霜天竞自由”，这才是生命美学应该呈示的审美境界。
由以上分析，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评价实践美学和生命美学在当代的论争。首先，在同一水平面上，这种论争可归结为美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话。在这里，大地的现实性与云霓的超越性交相辉映，具有明显的互补关系。
从情感上讲，我们不能不承认抓住了生命也就捉住了美的真正内涵，抓住了美的超越性也就抓住了美之为美的核心特征， 但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理智地承认，任何审美活动似乎都应建立在实践兆示的现实的基础上，否则所谓的超越就失去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从这种相互关联的角度看生命美学和实践美学，双方的关系似乎就有点像两辆平行飞驰的火车上的乘客，他们一方面为自己所乘列车的疾驰如风而自豪、沉醉，另一方面却又忍不住相互眺望着对方车上的风景。
其次，我们也必须承认，任何新的理论探索的价值，仅靠一种你好我好、息事宁人的中庸态度是不能得到充分肯定的。对于为当代美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实践美学，人们当然应该对它抱有道德和情感上的忠诚的义务，但是，作为理论研究者，他终归不应该总是心醉神迷地守望着一块早已成熟的“麦田”，也没有必要在一种叛逆的惶恐中故意磨钝自己的理论锋芒。在任何时代，对新知的拒绝都是可悲的，知识的增长总是在对当下知识体系的怀疑、批判中得以实现。生命美学在当代美学界引起的一些震荡，起码能使这门久已沉寂的学科变得为人注目，重新唤发起创造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