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65年，浦熙修应邀参加了政协礼堂集会。当她看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走入会场时急忙躲开。

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见状，立即叫住她，让浦熙修上前。周恩来见状，亲切地说：“你干嘛总是躲着我，今后可不能这样啊！”

浦熙修怯生生地回答：“我不好意思见您......”

周总理鼓励浦熙修：“你曾经为党组织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没有忘记。你一定要振作精神，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浦熙修是谁，她为什么要躲着周总理呢？

1910年，浦熙修出生于江西省嘉定县的一个普通家庭。家中一共姐弟四人，姐姐浦洁修，妹妹浦安修，弟弟浦通修，浦熙修在家中排行老二。

父亲浦幼梧是北洋军阀交通部会计科的一名小职员，由于为人正直、不善逢迎巴结，不为上司器重。靠着有限的薪水维持一家的生活，日子很紧张。

由于父亲在北京供职，浦熙修的少年和青年都是在北京度过的。随着妹妹和弟弟出生，浦熙修便帮父母担起了家庭的重担。

浦安修从襁褓到少年，和姐姐浦熙修在一张床上睡了整整14年。

1917年，浦熙修来到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学习。毕业后，她又考入师范大学附中。

由于家境不富裕，体谅父母的浦熙修只读了一年便辍学走上社会，在一所小学当老师。教书之余，她还自学了高中各门课程。

1927年，她顺利考入京华美术专科学校读书。两年的读书生活，浦熙修成功掌握了水墨丹青的基本功，中国画深受同学和老师的好评。

祖国优秀文化的熏陶，造就了这位杰出的女性，也让浦熙修成为国内颇有影响力的女记者。

1929年，浦熙修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女师大读书期间，她结识了神州国光社北平分社经理袁子英，两人很快相恋并结为夫妇。

从女师大毕业后，浦熙修在北平志成中学担任教员。大学毕业后，她一直勤勤恳恳在中学任教，对政治缺乏热情。

如果不是偶然的机遇，她可能会在自己的教师岗位上终老。

1936年1月，浦熙修带着家人离开北平，投奔在南京政府交通部担任会计的父亲。

受到高等教育的浦熙修，深知妇女要解放，必须要经济独立。她试图应聘南京一家地产公司，因已婚的缘故没有被录取。

但是在面试时，经理对她的文字功力赞赏不已，便将她介绍给《新民报》社长兼总经理陈铭德。

起初，浦熙修在《新民报》经理部搞发行广告。

一次，浦熙修临时“救场”，显示出不凡的写作才能和采访活动能力。从此，她在新闻界大显身手，成为一名杰出的新闻战士。

之后，公司决定把她从经理部调到部当记者，也推动她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

采访期间，浦熙修对民生的疾苦、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民族的灾难、共产党的主张有了深刻的影响。她的思想迅速左转，开始倾向革命。

抗日战争爆发后，浦熙修跟随《新民报》从南京迁往重庆。她认为记者除了基本知识外，还要有为社会服务的吃苦耐劳、为社会服务的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妹妹浦安修和弟弟浦通修都去了延安。在他们的影响下，浦熙修也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浦熙修抵达延安后，周总理见到她，对妻子邓颖超说：“小浦是我们的亲戚。”

从此，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便称她“浦二姐”，亲切中又有敬重的含义。

浦熙修和共产党之间的亲密关系，源于妹妹浦安修。早在抗战爆发前夕，浦安修便加入共产党，后来到延安并与彭德怀结为夫妇。

1938年，浦安修给身在武汉的二姐浦熙修，让她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联系。从此，浦熙修便接近中国共产党。

在重庆的七年和解放战争的4年，是浦熙修记者生涯最辉煌的一段时间。人们称她是出色的政治新闻记者，更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重庆七年是浦熙修在政治上成熟并自觉献身革命的时期，1938 年 10 月武汉陷落后，重庆成为中国的陪都。

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为民族利益所作的让步和牺牲，使颇感苦闷的浦熙修看见光明。

从此，她以记者身份，频频出入重庆曾家岩 50 号周公馆、民生路《新华日报》采访部。

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启发下，她找到了观察时局的指针，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她倾心于共产党，自觉地向共产党靠拢。

周恩来和邓颖超曾风趣地说：“小浦是我们的亲戚。”她虽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她和共产党的关系，用“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来概括，是非常恰当的。

她就常用“走亲戚”的形式，把共产党的声音传达给《新民报》的同行。

在重庆工作期间，浦熙修曾经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请求。由于她的声望，更适合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出现，便接受了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安排。

1946年1月的协会议期间，撰写了十万字新闻稿，是她整个记者生涯中最精彩的文字。

经过抗战8年的观察、对比、思索，浦熙修已认定中国的希望和前途在共产党。她此刻的思想感情，已和共产党融为一体。

会议开幕前，她就跑周公馆、《新华日报》采访部，找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听取他们对会议进程和前途的估计，寻求启示，确定采访方针。

政协会议召开期间，浦熙修除了每天采写会议消息外，她把采访的重点放在参加政协的38名代表身上。她对参会代表一一进行了访问，撰写了访问记，让每个代表在读者面前亮相。

浦熙修通过她的访问记和新闻报道，一方面宣传中共和民主人士坚持和平、民主、团结、进步，一方面揭露了国民党独裁专制反动倒退的顽固立场。

1949年5月，东方第一大都会上海红旗如林，人潮涌动，上海人民都在尽情欢呼着新生活的到来。

浦熙修亲眼在上海街头看到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夜晚露宿街头，对人民秋毫无犯，她极为感动和兴奋。

从旧中国走来的浦熙修，见到全新的面貌，不由得激动万分。她给妹妹浦安修写了一封信：

原来天是黑的，现在天亮了，光芒四射，照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

浦安修与彭德怀

她的这封信，充分表达了自己对新生活、新社会的由衷喜悦。在庆祝解放的同时，她也对自己今后从事什么工作有些忐忑。

正当浦熙修为今后的工作作思绪不定时，《文汇报》总徐铸成发来热情的邀请信，浦熙修当即慨然允许。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徐铸成和浦熙修作为新闻界的代表，有幸受到与会的邀请。

当她和600多位政协代表一起讨论国家根本大法和选举国家领导人时，感到无比激动和幸福。

毛泽东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浦熙修抑制不住幸福振奋的热泪。

10月1日，浦熙修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令浦熙修终生难忘的，是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毛泽东会见了她。

会议休息时，周恩来走到浦熙修身边，又亲热地称她“小浦”，问起她在北京的工作进行得怎样。

两个人正聊着时，周恩来注意到毛泽东朝这里投来的目光。他当即牵起浦熙修的手，来到毛泽东的身边。

“主席，给您介绍一个人，这位就是彭老总的大姨子浦熙修女士。”毛泽东的脸上一下亮堂了：“哦，你就是那位坐班房的记者？”

浦熙修万万没有想到，作为无时无刻不在把握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时代的巨人，毛泽东竟然知道自己这一段的经历。

这是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1945 年本有可能随记者团去延安，她极盼望采访具有传奇色彩的毛泽东，再去会会在抗战中功勋卓著的妹夫。

结果，一次历史性的采访，连同一份殊荣，给了赵超构。为此几年里她一直感到深深的遗憾……

此刻，毛泽东就站在她的身边，她紧紧握住他那双厚实而又温暖的大手，在一片兴奋、紧张、激动之中不知道说什么，唯有泪眼婆娑。

建国初期，浦熙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委员、民盟中央委员，还升为《文汇报》副总。

她又要主持北京办事处，又要参加各种会议，又有许多社会工作、社会活动，非常繁忙。

抗美援朝期间，她三次以慰问团成员身份亲赴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还到三八线附近的板门店采访朝鲜停战谈判。

大量的通讯报道，凝聚了她对优秀中华儿女的尊敬与热爱，对新中国新时代的无比自豪。

回国以后，她又加入抗美援朝报告团，远赴东北、新疆报告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并肩战斗的事业中。

在此期间，她还写下《新疆纪行》和《东北之行》等名篇，真实地记录了她对新时代的感受。

1956年4月，《文汇报》公开宣布“自动停刊”。于是，《文汇报》改为《教师报》，全班人马来到北京，改出周双刊。

对于《文汇报》停办，改办《教师报》，浦熙修本人也是不以为然的。她认为没必要套用苏联模式，不应该割断历史、无视《文汇报》的传统做法。

但是组织上的决定，她还是坚决服从，埋头学习。此外，浦熙修还亲自出马，邀请毛主席为《教师报》题写报头。

报社刚搬到北京的日子里，浦熙修经常去叶圣陶家里喝酒，两人一同去戏院听昆曲。

不到三个月，事情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刚刚停刊的《文汇报》又准备复刊了。

1956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约见徐铸成、浦熙修，正式通知他们，中央已决定《文汇报》复刊。

要他们立即写出《复刊计划》和《复刊后言论方针》两份方案，送中央审批，希望这两份文件一周内完成。

报社里压抑的气氛一扫而光，上上下下兴高采烈地忙碌着，一连开了几个座谈会，请首都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对复刊后的要求和希望，贡献自己的意见。

把这些意见集中整理后，由浦熙修和徐铸成执笔草成两份文件，如期送到中宣部，张际春审阅后连声称赞：“很好！很好！你们不必等中央批示，先照此计划干起来。”

中共中央如此急于让《文汇报》复刊，和 1956 年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关。这一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

受苏共二十大的鼓舞，社会主义各国不同程度地出现要求改革、批判照搬苏联模式、批判神化斯大林的浪潮。

1956年10月1日，《文汇报》在上海复刊。从张际春找徐铸成和浦熙修谈话到复刊，前后仅两个多月。

这样的速度和效率，是不多见的。这一方面，应归功于以徐铸成和浦熙修为首的《文汇报》的诸员工。

这是他们的事业，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复刊的决定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热情和干劲。

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因素，是中共中央迫切希望这张报纸复刊，以推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新方针的贯彻，因而给予种种便利，排除种种障碍。

复刊后的《文汇报》，不再是一张民营报纸，它是完全在共产党领导的一个重要新闻单位。钦本立调回《文汇报》，担任中共党组书记。

《文汇报》复刊后，报社仍设上海，浦熙修任副总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在她的主持下，办事处充实了采访力量，办公用房也扩充了一倍左右。

浦熙修不光是领导记者工作，而且和大家一样采写新闻，而且比别人更忙，再度焕发青春般的活力。

从1956到1957年的8个多月时间里，浦熙修率领北京办事处的各位记者，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他们为《文汇报》贡献了大量思想健康、文采飞扬、方向正确的稿件。此外，她还派记者去各地采访撰写旅行通讯、组织各行业专家撰写文章。

《文汇报》办得很有特色，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在接见徐铸时时说：“你们的报纸办的很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应有尽有，办得真是好。”

浦熙修听了毛主席的话，既兴奋又陶醉，她决定配合《文汇报》的同事办出一张更让毛主席满意的报纸。

随着时局的变化，浦熙修不得不离开奋斗一生的新闻工作，来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教组副组长，此时的她还不到50岁。

尽管她患有长期的失眠症和胃病，但她为了组织文史资料稿件，不惜抱病四处奔走，足迹踏遍半个中国。

时间进入60年代，浦熙修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依然孜孜不断学习。她感慨道：“当了这么多年的新闻记者，总是浮在上面，没有专长，后半生要踏踏实实学习。”

经受打击后，浦熙修并不消沉，开始系统阅读毛泽东著作和马列著作，政治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此外，她还制定了计划：争取用5年的时间，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浦熙修的后半生很孤单，一般人不和她往来，只有妹妹浦安修、弟弟浦通修经常来家中慰问孤寂的姐姐。

每到周末，彭德怀和浦安修会接她在家里作客，给她带来一些安慰，可这样的温暖持续了两年便戛然而止。

浦熙修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附近租了几间房子，雇了一名保姆照顾自己。环境清冷，心情寂寞，每天的生活就是上班工作，回家读书，这样才能得到精神上的寄托。

在周总理的教诲和鼓励下，浦熙修重新拾回前进的信心和勇气。可祸不单行，可怕的癌症此时也悄悄入侵她的躯体。

当北京协和医院为她检查并告知可施手术的时候，她怀着一丝希望：尽快手术，余下的时间为社会贡献。

但命运对她太残酷无情，她的病情急剧恶化，住进一家普通的市级医院，而且不久又被赶了出来，仅靠邻居一位大嫂临时学习的注射技术为她护理。

垂危之际，直肠癌的剧痛折磨得她大喊大叫，环顾左右，身边无一亲人，她所疼爱的子女都远在外地。

1970年4月23日，终生追求光明进步的一代名记者就这样孤寂凄清地离开了人世！她临终留下的最后遗言是：“让历史说话吧！”

十年之后，浦熙修临终时期待的历史，终于发出回声。她的沉冤得以彻底昭雪。

全国政协和民盟中央为她举行的追悼会上，唁电、悼词、花圈，催人泪下的哀乐，铭刻着逝者身后的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