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写刚刚上映的“特殊”电影：
《初步举证》
这部外在的光环已经不需要多说了，拿了奥利弗与托尼双料奖，国内口碑也一直很好，豆瓣9.6分居高不下。
特殊是在于，它严格来说不是电影，而是一部大银幕上映的舞台作品，也就是NTLive影片，跟电影不能算是同一个评价体系，但对于如此高质且应时应景的作品，无论如何，给出更多的关注和赞誉都是理所应当。
这是一个关于女律师遭遇性侵后，由个人创伤的发声扩散为结构压迫控诉的故事，结局是官司败诉。
初看的时候感到的更多是愤怒和难受，但这次重看后，另一些不同的感受出现了：它独角戏的形式选择，一人分饰多角的表演，密集而层次丰富的台词，舞美设计，一切都服务于同一件事，就是在清楚地知晓现实失落的同时，以自我觉察和反抗，试图唤起更多的女性声音，去唤起改变的发生。这是它的能量所在，也是它的难得所在。
也因此，我们这篇不打算仅仅止步于点评它的好，而想聊聊它具体是怎么做的，当然对这部来说这很可能其实就是一回事。
一、「女人」的表达，而非某个身份的表达
在这部作品里，首先无法忽略的是身份这个标签。
泰莎的故事里，她是一名辩护律师，曾站在法律制度角度处理性侵案，在遭遇性侵后，她成为了受害者，直面司法体系中的性别偏见和制度缺陷。
这种身份撕裂和转变是很大的看点，却并非它的着力点，最显然的证明，就是它从头到尾都是不断转变身份演绎的独角戏，是一位女性理性与感性交织的诉说，重点在于揭示女性的幽微，揭示她作为独立个体，挑战大众想象的部分。
这也是为何作品没有给这个故事赋予任何外部看待视角，而让每一句台词、每一段表演都出于女性内心的流变，从形式上就将讲述权和定义权从既定成规中剥离出来，还给女性。
在她的叙述里，她的个性特质是不断叠加层次的，起初有着被制度所培养和驯化而出的冷硬，认为“一个好律师只会把客户的故事用最好的方式讲出来，仅此而已，仅是讲故事，替客户发言”。
对人事物的判断和形容显得强势，认为公司请来的律师“无聊”。在她遭遇性侵后，她颤抖且无助，还有着对自身乃至所有女性处境的反思。
这种设计强调的是人对于身份的包含关系：我们看到的不是拥有了什么身份的女性，而是一个经历过身份转变、有其个性和自我，无法被轻易定义的女性。而这也是现实中我们对女性应该做到的一种看待方式。
对具体女性的刻写，自然地引出了一组冲突：法律系统“理性”与复杂的人的冲突。
这个理性是要打双引号的，因为剧本和舞美都在解构这一点。
顶级法学院的教导是让学生分离情感和职责，“你们不是朋友，你们是竞争关系，比赛开始”，泰莎从业的事务所也是这种规训下的产品，同事亚当跟她说“要置身事外，不要选边站”，所谓理性正是把人局限于身份之中，剥夺人的直觉和感性，达到一种看似合理实则不公的高效。
舞美的设计也在强化这一点，从出场就是冷色调打光，外化泰莎在法制系统内的氛围；庞大而方正的档案柜、纯黑座椅、硬线条长桌的布景，也是利用工业审美来外示系统对于渺小个体的覆盖和吞噬。
而泰莎的自述、情绪表达，则都是在还原人的复杂性和情境下的机动性，作为对司法体系隐秘而坚定的抵抗。
剧本上用了前后多种具体对比来完成，前后两桩性侵案的不同感受、两次对司机及律师职责的重新理解，就是泰莎从简化的身份面对身份，到人面对人的认知转变。
一开始面对性侵案，她按照常规的方式质问性侵受害者，并将司机跟律师做了一个同源的对比，没觉得案子之间有什么区别，认为他们就跟司机一样，“一旦有人来委托你，你就得同意，就像在机场，出租车司机没法选择他们载哪位乘客，去哪里。”
当她被性侵后，她第一反应是想到了自己会遭遇怎样的质问，在法庭上会落于怎样的弱势地位，开始意识到自己之前追随的“法律真相”的不可信。
现实也在同步拆解这种理性为她建构的壁垒，泰莎坐上出租车，准备去妈妈家，司机并不如她所以为的那么僵化，先是拒载，说他今早只拉去机场的活，就算她威胁要投诉也坚持说“这是我的车”，然后在目睹了她的狼狈后，决定为她打破自己定下的规矩，送她去想去的地方。
亲临受害者处境，司机所代表的“具体的人先于理论”的启蒙，从双重维度颠覆了她以往的信仰，让她意识到性侵“是针对人本身的犯罪”，不同于其他，并在法庭上选择了回击与控诉。
二、重建
这样的表达除了让女性得以发声，另一个作用是修复和重建，是企图以渺小之力，撼动庞大法律体制的父权根基。
落到具体的地方，就是影片同时呈现了女性向内的变化。
这不仅体现在台词里那些直观的觉察，更体现在演绎上，朱迪·科默精准地诠释了身体的创伤与精神上对法制的对抗，这里面就包含了自我重建的行动，属于身体政治的剧场化呈现。
在开庭之前，她预想会遭遇怎样的审问，这段时间里她既是脆弱无助的，手不断摩挲自己的肩膀或手臂，身体微微蜷缩，难以回到原先肆意和打开的状态，外化体制和性侵对身体的绵延影响；
又是不断在自我反问中建构新的自己的，她想起从前的自己，“但我身体里还住着这样一个女孩，她曾不断奋斗，只为得到赏识...她很勇敢，如果我什么都不做的话，我或许会失去她”。
还选择穿上妈妈给买的粉色衬衣去出庭，可见是在竭力夺取对过去的自己的定义权，以及对粉色的定义权，粉色在这里就是跟所谓“法律理性”所对抗的一个鲜活符号。
泰莎的边反思、边改变，是为共同经历过结构性驯化，以及共同掉入过性别迫害黑洞的女性们，呈现一种向上流动的姿态。
这种对打破和颠覆游戏规则的决心和行动力，还体现在女性关系的设定上。
故事里的女性关系并非一概友好，要么是陌生人，要么可能有利益关联，要么其实互不理解，但她们无一例外选择了直接或间接的女性互助，对泰莎施以援手。
比如母女关系，她们的感情很微妙，拥抱的时候泰莎能感受到母亲微微僵住，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她们很难称为十分亲密，但母亲依旧一直支持她，陪她出庭。
跟泰莎在学校里是竞争关系的女同学，成为了她最好的朋友。包括开庭时传唤泰莎进去的女警官，答应泰莎会照顾她母亲，泰莎败诉后还揽住了她肩膀。
而与之相对应的性别境况是，女性在体制内的屡受挤压和缺席，泰莎在法学院就一直觉得“我就是那个无法毕业的人，因为你们能看出我不属于这里”，泰莎兄长可以没有工作，每天酗酒，抓起东西随便泄愤，最后收拾残局的还是女性，“妈妈跪在地上，想捡起那些蔬菜”；
后面开庭时，律师席和法官席上坐的都是男人。
由此可见，这种女性情谊的叙述与其说是理想化描写，不如说是更为先锋和有力的表达，当性别压迫的改变难以外求时，女性更应超越表面身份的限制，互搭臂桥，递送温度。
我们如今依旧很难说房间里的大象什么时候才会被真正看见，但或许可以做到的是，和泰莎以及她周边女性一样，记住那782天，一次次从或大或小的泥泞中站起来，走下去。有余力的时候，不吝于对女性展现一些即使微小的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