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宣！中国第一个14万亿大省，诞生

文|凯风

第一，还是第一。

刚刚，广东省人代会披露最新经济数据，2024年广东GDP预计站上14万亿大关，成为我国第一个14万亿大省，连续36年蝉联全国榜首。

过去几年，虽然大环境日益复杂严峻，广东经济接连跨越5个万亿级台阶，不断抬高省域经济的天花板。

自1989年超过江苏、山东首次问鼎以来，广东一直稳居经济第一大省之位，堪称大国经济最大的“压舱石”和“发动机”。

作为经济第一大省，广东靠什么迈进14万亿，未来能否保持长期领先优势？

14万亿，意味着什么？

这一数字，放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可排在前十，超过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

当前，广东GDP已经全面赶超“亚洲四小龙”，完成了30多年前高层的殷殷期许。

广东已连续36年蝉联中国经济第一大省，但距离加州还有一定距离。作为美国高科技产业的中心，加州GDP总量高达3.6万亿美元，折合26万亿人民币。

当然，发展阶段不同，行政区域不同，国家经济体量不同，广东与加州并不适合直接对比。

如果置于全国，广东GDP，相当于西北5省+东北3省的GDP总和，“经济大省勇挑大梁”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遥想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经济总量仅位列全国第五，不及江苏、山东，也不及东北的“老大哥”辽宁。

过去40多年来，广东一路赶超，不仅后来居上，而且稳居第一。

事实上，广东不只是GDP第一大省，更是外贸、制造、科技创新、人口、出生人口、财政转移支付净贡献、养老金净贡献等全方位的第一大省。

经济总量高只能说明规模之大，但出生人口、财政、养老金等领域的“第一”则更具含金量，凸显了第一大省的担当。

大环境日益复杂，广东经济何以迎难而上？

去年以来，国际上的地缘冲突、经贸冲突和科技竞争，国内的房地产市场调整、有效需求不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大洗牌，都对经济带来新的挑战。

作为经济第一大省和外贸第一大省，广东面临的压力远超一般地区。

毕竟，块头越大，体量越大，对外界宏观大环境变化就越敏感，内部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也就越大，因此转舵所需的能量也就更大，增长更加来之不易。

广东经济迎难而上，韧性从而何来？

其一，外贸的强支撑。广东外贸总额再创历史新高，9.8%的增速位列经济大省之首。

过去一年，发达国家补库存需求、关税预期之下“抢出口”、外贸“东升西落”、新三样出口的崛起，共同带动我国外贸总额创下历史新高。

最大的贡献者，正是广东。

2024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9万亿元，连续39年保持全国第一，对全国外贸增长贡献率超过四成。

其二，制造业当家，新兴产业的批量崛起，对传统产业形成了有效对冲。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先冲击的是汽车产业，广东作为汽车制造第一大省，可谓首当其冲。

所幸的是，广东不只是燃油车制造第一大省，还是新能源汽车制造第一大省，生产了全国1/4以上的新能源汽车，从而带动汽车产业继续跃升。

不只是新能源汽车，广东的消费级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手机、智能电视、新型显示等产量均位居全国首位。

数据显示，广东2024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43%、占全国1/4；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31.2%、占全国 44%；智能手机产量增长12.5%、占全国超4成；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1%、占全国18%。

这背后，正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网联汽车、智能装备、先进材料等战新产业带来的支撑。

其三，科技创新才是发展的不竭动力，而广东正是我国创新第一大省。

虽然在大院大所大装置方面，广东比不上集各类资源优势于一身的北京。但广东却坐拥全国最为庞大的科技企业矩阵，更具创新活力和市场竞争力。

目前，广东坐拥17家世界500强企业、51家中国500强企业、870多家境内上市企业、1982家小巨人企业、76000多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借助企业创新，广东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科技崛起之路。

根据官方报告，广东区域创新能力连续8年全国第一，研发经费支出连续多年全国第一，“深圳一香港一广州”科技集群创新指数连续5年居全球第二。

一流的科技集群、高强度的研发支出、不断涌现的科技企业，既是广东继续捍卫中国经济第一大省的底气，也是逐鹿全球科技产业的支撑。

广东还是极少数不依赖债务扩张的省份，在经济大省中独此一家。

去年下半年，我国推出了10万亿大化债，其中首批2万亿已全部落地，几乎所有省份雨露均沾，江苏更是拿下了2511亿，只有广东、上海两地挂“零”。

究其原因，广东隐性债务早在2022年就已全部清零，是目前全国仅有的3个无隐性债务省份之一，其他两个是北京、上海。

GDP不断逼近广东，江苏隐性债务却稳居全国之首，官方认定的隐性债务就高达1.79万亿，占全国1/8。

反观广东，不仅不存在隐性债务，反而还是全国财政转移支付、养老金转移支付、对口帮扶“全料”净贡献第一大省，没有之一。

广东一省净上缴的财政收入，接近江浙两省的总和；广东上缴的养老金，更占了全国近半壁江山；而高峰时期更直接对口帮扶了西部上百个贫困县。

各方面的贡献自不用说，不靠债务扩张，意味着广东已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模式，不依赖大投资大基建，更不依赖“以债谋发展”的捷径，走在产业升级的最前沿。

这也意味着，与一些尚处于投资驱动、债务驱动的省份相比，广东的每一分增长都来之不易，每一次突破，都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没有隐性债务，错过了新一轮大化债的红利，广东是不是“吃亏”了？

毕竟，很多地方的大投资大基建，正是来自于广东等沿海省份贡献的转移支付。

而一些地方即使债务无限膨胀，却未必会受到市场惩罚，最终仍由上面兜底，最守财务纪律的地方反而成了“冤大头”。

去过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人会发现，“包邮区”一些县城的城建水平，甚至“吊打”某些珠三角的地级市。

这背后，既有三级财政与二级财政的巨大差异，也是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带来的差异。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创税总额全国第四的广州，最终留成的税收收入却位列全国10名左右。

短期吃亏不是问题，毕竟债务扩张固然能在短期带动经济一路狂飙，但债务不会凭空消失。

就是上级兜底化债，也不可能全部一笔勾销，等到债务偿还期，痛苦也会相伴而生。

越是关键时刻，越要看广东。

在2035年国土空间规划中，广东被赋予“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是向世界展示我国改革开放成就的重要窗口”的超高定位，在经济大省中首屈一指。

定位越高，责任越重，尤其是“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更意味着广东要主动蹚无人区，为大国经济转型探路。

40多年前，广东率先开启改革开放的重要实践，“杀出了一条血路”。当年广东敢为人先的诸多探索，如今早已成为许多地区发展的常态。

40多年后的今天，外有产业大转移、经贸冲突乃至个别国家强行脱钩的风险，内有传统发展模式无以为继的困扰，广东又一次响应国家号召，主动“出列”。

如果说改革、开放、创新创造了广东一路突飞猛进的增长奇迹，那么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新质生产力仍是不可或缺的选择。

从产业转型升级到新质生产力培育，从财税体制创新到治理模式变革，从都市圈、城市群发展到区域协调发展，全国仍需要广东率先探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