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后海柳荫街小翔凤5号是叶剑英的住所，柳荫街还被称为“元帅街”、“将军街”，这里住的除了叶剑英，还有徐向前等一批高级将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

在周恩来葬礼期间，叶剑英在小翔凤的住所里，向离世的周恩来表示哀悼。他手臂上挽着黑纱，心里的悲痛滚滚涌动着。

那段日子里，叶剑英一直不敢浏览报纸，也不敢观看电视上有关周恩来逝世的新闻报道。因为一看到周恩来的身影，就会勾起他的记忆、许多他和周恩来相识的往事。

在隆冬腊月里，叶剑英常常站在寒风中，看着院子里一派萧条的景象，在心里默念苏轼写下的诗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可是，他和周恩来的交往岁月何止十年。革命年代，他们一起出生入死，为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冲锋在前；和平年代，他们一起为新中国的建设鞠躬尽瘁。这份友谊横跨了近半个世纪，用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来形容都不为过......

叶剑英是懂周恩来的人，懂他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也懂他的深明大义、顾全大局。因为懂得，所以尊敬。因此，在周恩来病重的日子里，叶剑英尽己所能关照他的病情。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诊断为膀胱癌。得知周恩来生病，而且是癌症这样残酷的疾病，叶剑英震惊之余，更多的是担心。

医疗专家们经过认真研究，为周恩来设计了一套最佳的治疗方案，并向中央作了汇报。之后，周恩来一直处于停不下来、歇不下来的状态，大大小小的国事都等着他去处理。他每天忙忙碌碌，没有接受长期的治疗和手术。

就这样，自从周恩来确诊癌症后，身边工作人员在紧张、焦虑、祈望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最终，令人不安的事情还是来了。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加上长期劳累，周恩来的病恶化得很快。

1973年1月13日凌晨，天空还是一片漆黑，当大多数人已经在睡梦中沉睡了几个小时，周恩来才忙完了手头的事情，准备上床休息。

此前，他已经在办公桌前伏案工作了一天一夜，疲倦到了极点。趁着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他得赶紧睡一会儿。保健医生看到周恩来终于歇下了，也回房休息了，他也累得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有了。

原本大家以为这个平常的夜晚就这样结束了，但一直以来最让人担惊受怕的事情还是来了：周恩来起床上厕所后，身边工作人员发现他尿血了。

秘书、警卫、保健医生急得团团转，围在一起讨论应该怎么办，必须有人将周恩来的病情上报中央。他们该求助谁？求助毛主席吗？可是，毛主席日益年迈，同样被疾病困扰着，走路都不灵便了。

可是周恩来的病不能再拖了。在这紧要关头，大家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那个人就是叶剑英。

当时，叶剑英住在西山中央军委疗养地15号楼，周恩来的两名保健医生立即乘车赶往西山找叶剑英。

见到叶剑英的那一瞬间，他们仿佛找到了依靠，多少担忧，多少不安，在那一刻都化成了泪水，从眼眶里奔涌而出。

看着两名保健医生哭红的双眼，叶剑英很镇定地拍拍他们的肩膀：“不要哭，不要哭，说说，出什么事情了？”

紧接着，两名保健医生把周恩来的病情变化报告给叶剑英。听完他们的话，叶剑英沉默了很长时间，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是他不想相信这是真的，他想不到周恩来的病会剧变得这样快速。

但叶剑英不愧是经历过风风雨雨的过来人，没过多久，他很快平静了，把心里复杂的感情隐去，换上了一个严肃的表情。

他安抚两名泪眼汪汪的保健医生，告诉他们别心急，说他会想办法解决，让周恩来尽快得到治疗。两名保健医生知道，有叶剑英出面，事情一定能得到解决，他们的心终于踏实了。

最后，他们补充道：“您一定要说明这一点，膀胱癌不同其他癌，不是不治之症，治疗得早是可以根治的，是有救的，叶帅您一定要这么说啊，总理是有救的。”

叶剑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你们放心，主席会帮总理渡过难关，会同意总理做进一步检查的。”

1973年3月5日，叶剑英向毛主席汇报了周恩来的病情。毛主席当即批示，立即为周恩来安排治疗。不久后，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吴阶平牵头成立了一个医疗小组，专门负责周恩来的治疗工作。

虽然中央已经作出同意治疗的决定，但是周恩来却不愿意马上住进医院，这个国家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做呢，他怎么能安心躺进医院里。

在之后的日子里，周恩来以输血治疗为主，这种治疗方式保证了他有足够多的时间埋头处理国家大小事务，却使他的身体一天天虚弱了下去。

从那以后，周恩来的病情就一直牵动着叶剑英的心。除了处理党政军大事，叶剑英把最多的时间用来过问周恩来的病情，并绞尽脑汁地想办法，想着如何才能让周恩来早日康复。

1973年3月，在毛主席的坚持下，周恩来才愿意放下手中的工作，在玉泉山休养了两个星期，接受了一系列的身体检查，并进行了电烧手术，身体慢慢好转。

在这期间，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包括军委的各项工作，都由叶剑英负责。

时间很快来到1974年。四届人大即将召开，这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

医疗小组为周恩来的病情焦急，劝说他住院进行手术。但周恩来为了能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中，拒绝了医疗小组的提议。

但是1974年5月，医生给周恩来做定期检查时，发现他肿瘤的位置发生了变动，而且肿瘤变大了，情况十分严重。

在这样紧急的情形下，医疗小组不得向中央请示，恳求务必让周恩来早日住院接受手术，对肿瘤进行切除。这时候周恩来才松了口，同意住院。

周恩来住院前，叶剑英一次次往返于解放军305医院，督促医院方面做好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医疗小组专家、护士晚上吃饭的费用，补贴，伙食标准都是叶剑英亲自规定，并妥善安排的。

之后，叶剑英还特地到给医护人员做一日三餐的伙房，慰问厨师们，真诚地向大家致谢：“拜托大家了，让专家们吃好，也是照顾好总理。拜托拜托。”

叶剑英无微不至的关心，让病中的周恩来感到来自精神的支撑和慰藉。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正式到解放军305医院住院，当天晚上就要进行手术。解放军305医院成立于1969年，周恩来是第一位来这里住院的中央核心领导人。

当天吃饭时间，周恩来不顾身体不适，乘坐电梯来到医院的餐厅，向为他服务的医护人员、警卫表示感谢。

周恩来动情地说：

你们先吃饭，我讲几句话。这次我因病住院，你们都来为我服务，谢谢大家，很快我就要治疗了，如果手术成功，身体好了，我就陪大家吃一顿饭，如果手术不成功，那么这一次就当是和大家告别了。

周恩来的话一说完，餐厅里顿时陷入沉默之中，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泪水，大家根本没有心情吃饭，一种悲壮的情绪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

中央警卫局服务科科长张宝昌看着周恩来疲惫的样子，心里很难过，他开会时对负责警卫工作的同志们说：“我们要陪周总理到底，尽一切可能和努力，使他老人家治疗得好，休息得好......”

6月1日晚上9点钟，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等人陆续赶到解放军305医院，坐在医院的会客厅里，静静地等着手术结果。工作人员陪同邓颖超在手术室外的走廊里徘徊。

自始至终没有人开口说话，大家共同经历着漫长的煎熬和等待。

6月2日凌晨两点多钟，历时近5个小时的手术终于结束了。医生走出来向叶剑英等人汇报了手术情况，说手术做得很成功，大家悬着的心才算是落了地。

当时，毛主席也记挂着周恩来的手术，并让工作人员打电话问问手术情况，还特别交代：“不要告诉总理本人，也不要告诉邓颖超。”大家知道，毛主席是怕增加周恩来的心理负担。

后来，周恩来做了很多次手术。每当周恩来进行重大手术时，叶剑英都会出现在医院，焦急地等待手术室里的消息。

手术结束后，叶剑英会把医生叫来，详细询问手术的经过、效果，把这些都了解的清清楚楚，他才会放心。

有一天晚上，女儿叶楚梅伺候叶剑英休息。，当时，叶剑英已经走到床边，准备上床睡觉了，突然，他记起今天是周恩来做手术的日子，连忙走到电话跟前，拨通了邓颖超的电话，关切地问：“总理怎么样了？病情有什么变化？”

听到周恩来一切都好，叶剑英才松了一口气。

在周恩来病重的日子里，叶剑英为他的病情感伤。为了排解心里的苦闷，叶剑英偶尔会到北海公园钓鱼。但即便在钓鱼，叶剑英也没有办法完全放松心情，他仍为周恩来的病情焦虑不安。

北海公园离305医院很近，叶剑英钓鱼的时候，眼睛会不自觉地向医院望去，那里躺着的是共和国的总理，是他亲密的战友。

叶剑英眉头紧锁地注视着医院的方向，心里涌上一阵酸楚，默默注视了很长时间，他才收回目光，像是在对工作人员讲话，又像是在喃喃自语：“总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哟！”

这句话背后是叶剑英的一种希冀，一种朴素的愿望，他希望周恩来快点好起来，不用再受病痛的折磨。

有时候，叶剑英要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不在北京的时候，他也牵挂着周恩来的病情，经常从千里之外的南方往周恩来的病房里打电话，问医护人员：“总理吃得怎么样，睡得怎么样？......”

除了安排周恩来的住院、手术等问题，叶剑英还想尽办法给周恩来寻找治疗癌症的药方，并让从医的女儿叶楚梅和其他专家一起研究，试图找到有效的治疗办法，但最终没有成功，这让叶剑英的心情十分沉重。

癌症患者不仅要承受病痛的折磨，还要承受精神上的压力。尽管如此，周恩来仍然在用超乎常人的意志力和疾病搏斗，每天夜以继日地操持着国家大事，每当他工作时，似乎忘记自己是个病人。

叶剑英经常劝周恩来不要太过操劳，注意身体。但是，他一离开病房，周恩来又拿起手边的文件浏览了起来。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周恩来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有加重的趋势。看着躺在病床上面容憔悴的周恩来，叶剑英焦虑万分。

1974年10月下旬，叶剑英到医院看望周恩来，看到周恩来瘦了很多，脸颊都微微凹陷下去了，叶剑英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陪周恩来多说说话，但又担心在病房里呆得时间太长，会耽误周恩来休息。

那时候，四届人大正在筹备中，周恩来每天都要在病房里会见政治局成员，讨论国家机构人事更替的问题。

当天，周恩来也和叶剑英商议了四届人大的人选问题，并提出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叶剑英表示完全支持。

这对革命年代就在一起共事的战友亲切地交谈着，他们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叶剑英是中央高层中资历深、资格老的人物之一，而且他在军队有广泛的影响力，深受许多军队将领的尊敬和信赖，他的支持很有分量，这让周恩来倍感安慰，满带病容的脸上绽放了微笑。

时间来到1975年。这一年，周恩来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叶剑英担忧的心更加不安了起来，但又感到万般无奈。

周恩来曾经给外宾讲过曹操《龟虽寿》这首诗，叶剑英对这首诗也有一种说不出理由的偏爱。

1975年3月份的一天，叶剑英又到医院来了。看着病床上的周恩来，叶剑英在心里默默诵出了《龟虽寿》这首诗：“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诵着诵着，他的眼眶不知不觉就红了。

自从周恩来病情恶化后，叶剑英去医院的次数也变多了。1975年下半年，除非忙得抽不开身，否则叶剑英每天都会到医院“报到”。

有时碰到紧急的事情，必须和周恩来商量，叶剑英就更需要到医院去了。两个人谈话的时候，会提前吩咐医护人员：不管是谁，没有按铃、没有得到明确的允许，谁都不能进入病房。医护人员知道，两位首长一定是在讨论党政军各项大事，因此谁都不会去打扰。

一开始，叶剑英每次在病房里要呆好几个小时。听了医生的嘱咐后，他把谈话时间缩短在了两个小时之内。

后来，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叶剑英在病房里呆得时间越来越短，从两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再到半个小时。最后，他只能凑在周恩来的耳边，用最简练的话把一系列重大的国事告诉他。

周恩来的声音也越来越无力，有时他没有力气说话，只能用点头的方式来回应叶剑英，艰难地用眼神和叶剑英交流。

尽管如此，叶剑英还是一如既往，每天到医院探视周恩来。

有时候，叶剑英每天到医院好几次，进了病房就坐在周恩来的病床前，把周恩来过分枯瘦的手握在自己的掌心，深深地凝望着他。

周恩来从叶剑英结实有力的手里感受到了一种温暖的力量，只要不是疼得受不了，他都会缓缓睁开眼睛，朝叶剑英投去微笑，嘴唇微微抖动着，同样用动情的目光看着他。

那目光里包含着多少如烟的记忆，容纳了多少深厚的战友情义，诉说着多少纷乱的情绪。两位交往了半个世纪的“战友”，他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就这么深情地凝望着，一切都已经在不言中了。

有一次，叶剑英离开病房后，把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叫来，千叮咛万嘱咐：“准备好纸笔，24小时都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离开。总理最后可能要说什么，有些什么事情要交代，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当时，叶剑英即将去外地，他放心不下周恩来。临走时，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充满安慰和鼓励的信：“千万为党珍重，为国珍重。”

时光飞逝，周恩来在病床上一天天的煎熬着。1975年底，医生十分痛心地告诉叶剑英：“总理病情恶化再也无法抢救了。”

此后，叶剑英和医疗小组专家吴阶平、卞志强、张佐良会面的次数更多了，以便及时了解周恩来的病情变化。同时，他指示专家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到医疗救治义务：“总理太重要了，多活一天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有重大意义。哪怕一分一秒都有重要意义啊！”

时间来到1976年。

这一年元旦，北京的冬天寒冷刺骨，冰霜结了一层又一层。元旦期间，毛主席发表了两首词《念奴娇·鸟儿问答》和《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有一天晚上，寒风瑟瑟，叶剑英乘车到医院看望周恩来，一进门，就看到周恩来虚弱地靠在病床上，旁边的护士在给他诵读毛主席的两首词。周恩来专心致志地听着，叶剑英默默地坐在病床前，陪他一起听完。

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这首词中有这样几句：“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也许在听到这几句的时候，古稀之年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想起他们年轻时和毛主席一起南征北战的峥嵘岁月。然而，时光一去不复返。

尽管叶剑英等中央领导都对周恩来的病情牵肠挂肚，尽管亿万中国人都在为这位共和国的总理祈祷着，但这样的深情、这样的努力还是没有挽回周恩来的生命。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

在周恩来的灵床前，叶剑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泪水簌簌落下。看着周恩来安详的面容，叶剑英想到了他们几十年的交往情谊，想到了周恩来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一生，想到了他对国家炙热的爱，想到他临终前对中国人民的牵挂和对未来中国的担忧。

回到家后，叶剑英无声地坐在那里，满腹心事。

当时，服务员小卢进来给叶剑英倒茶。叶剑英看着小卢，哀伤地说：“卢子，你知道吗？今天总理离开了我们......”

这时候，四周响起哀乐。叶剑英慢慢站起身，走到办公桌前，久久沉默着。他拿起笔，想给周恩来写一首悼诗，但是怎么都写不出来，想不出来，心里只有悲痛......

周恩来生病的几年时间里，叶剑英从各方面给予了关照。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和钱之光谈起周恩来最后的日子时，感慨道：“恩来最后的日子，叶剑英照料了一切。”说完，她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晚年，叶剑英对周恩来的思念没有停止，女儿叶向真说：“叶帅不能看到总理的照片，一看到总理的照片就要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