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5年4月的一个清晨，一小镇突然陷入混乱之中。预警声此起彼伏，探照灯四处扫射，黑龙江北安的居民们目睹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场景：一群看似绝望的日军士兵在街上四处搜寻，挨家挨户，没有任何一角能逃过他们的目光。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这些士兵如此丧心病狂地搜索？他们在寻找谁，为何整个小镇一夜之间变得惊慌失措？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于天放1908年诞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呼兰区三道沟的一个较富裕的地主家庭。他的家庭背景为他提供了优质教育的条件。自小表现出过人才智的于天放，在完成基础教育后，1924年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进入了黑龙江省立工业学校深造。

在这一时期正值国民党的“一大”会议召开之际，两党首次合作激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革命运动。这一系列政治动荡激起了年轻的于天放对国家命运的深刻关注，促使他投身于学生运动，积极探索拯救国家和人民的道路。

到了1928年，他凭借优异的成绩拔得头筹进入国内顶尖学府清华大学，专攻经济学。在清华期间于天放学业成绩卓越，还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参与了以“反帝大同盟”为名的党的外围组织，积极参与并领导了多次学生运动，逐渐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活动经验。

在1931年深秋，于天放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迅速成为清华大学的党组织核心成员。当东北三省沦陷的消息传来时，这位新晋党员的心情极为沉痛。

由于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侵略行为采取了消极态度，于天放与他的同志张甲洲感到失望透顶。他们决定不再依赖任何外部援助，而是决心回到故乡，直接参与抗日行动。

1932年春天，于天放和张甲洲以及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在黑龙江省巴彦县组建了巴彦游击队，也被称为抗日义勇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担任总指挥，而于天放则担任特派员，这支队伍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抗日斗争的激烈开端。

尽管出身富裕，于天放并未习惯艰苦的游击战环境，但是对敌人的深仇大恨使他迅速适应并成长为一名无畏的革命战士。在随后的五年多时间里，他与张甲洲一起带领游击队在龙江、富锦、满洲里、齐齐哈尔等地活动，打击敌人，为抗战提供重要的情报和支援。

在1932年的寒冬，于天放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指导下，和张甲洲一同把巴彦抗日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的36军江北独立师，于天放被任命为特派员，而张甲洲则担任师长。他们的任务是整合区域内的抗日力量，形成一个更加有力的武装集体。

到了1933年春季，为了扩大抗日的影响力，激发更多平民的参与热情，于天放秘密潜入齐齐哈尔，这是一个战略意义重大的城市。他在黑龙江省教育厅的宋炳麟的帮助下，成功进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担任教职，通过这个平台，他开始秘密地推动抗日和爱国的地下活动。

于天放聚集了意识形态相近的同志，如刘永年和吕广耀等已经是党的成员，他还秘密组织了一场关键会议，讨论如何动员和组织群众参与抗日。经过热烈的讨论，他们一致决定成立龙江特别支部，并由于天放担任支部书记。

在这个支部的领导下，于天放创立了包括教师、学生和士兵在内的三个基层支部，这大大增强了齐齐哈尔的抗日行动。于天放经常在授课时刻和课余时间向学生传授爱国思想，组织他们编写和散发传单，有时甚至冒着极大风险在日伪军监控区域进行秘密宣传。

随着龙江特别支部的努力，齐齐哈尔的抗日氛围逐渐升温，民众的抗日热情被点燃，到了1934年9月，于天放的活动引起了日军特务的注意，他被迫离开教职，转移到富锦乡，继续与张甲洲共同从事更隐秘的地下工作。

在1937年，随着全国性的抗日战争正式拉开序幕，于天放所属的部队被重新编制为抗联第11军。在此军中，于天放担纲了教育长和政治部主任的重要职责，他负责宣传抗日意识并教育士兵们为何而战，如何战斗。

到了1938年，日本军队在黑龙江省的绥棱县开办了一家木材加工厂，以满足其在中国战场上对木材的巨大需求。日军不仅从本土调来战马以加快木材的运输效率，还在当地没收了大量马匹，总计超过一千匹。这些战马成为了日军物资转移的重要工具。

于天放看准了这个机遇，他计划建立一支骑兵队以增强部队的机动性，但缺少足够的战马。目光锁定在日军控制下的马匹上，他认为夺取这些马匹将极大地加速骑兵队的组建。

实施这一计划困难重重，尤其是当时留守绥棱的抗联士兵寥寥无几，直接行动风险极高，命运似乎总在关键时刻带来转机，正当于天放进退两难之际，抗联三支队的王明贵队长带领部队来到与于天放汇合。了解到于天放的计划后，王明贵兴奋地表示支持，并提出等待六支队加入，实行三方协作，给予日军一个突然的打击。

几天后，六支队抵达绥棱进行休整。于天放、王明贵以及六支队的指挥官迅速召开战术会议，制定了详细的夺马计划，决定在几天后的夜间发动突袭。当行动的夜晚到来时，王明贵亲自率领120名精锐战士作为突击的第一波。他们冒着严寒，步行近三小时穿越被雪覆盖的丛林，最终抵达木材厂。突击队迅速消灭了日军的岗哨，王明贵在厂外部署了机关枪，以确保撤退路线的安全。

一切准备就绪后，战士们冲入木材厂，每人至少牵出两匹战马。正当他们返回时，日军发现异动，开始追击，事先埋伏的我军战士迅速以机关枪扫射，有效阻止了日军的追赶。尽管日军随后调来援兵，我军面临的压力急剧增大，于天放亲自带领第二梯队及时赶到，成功抵御了日军的第二波进攻。

此次行动我军获得了200匹战马和大量物资，还大幅削弱了日军的战斗力，成功建立起骑兵支队，增强了部队的机动能力。此外于天放的名字也因此被日军列入了高价赏金通缉名单，虽然赏金高达5万元，但于天放却对此轻松应对，他的勇敢和智慧在敌我双方都赢得了极高的评价。

1942年，于天放带领一小队从苏联返回黑龙江，他们在海伦山区展开了游击战，与其他小分队协同作战，频繁击败敌军，给日伪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和实际的压力。到了同年8月，他们在太平桥成功伏击了一个日伪连，歼灭敌军50余人，并在绥化地区继续发动攻击，破坏了敌人的后方稳定。

在抗日战争接近尾声的1944年12月19日，由于一个内部的背叛，于天放被日军不幸俘虏。被捕的消息让敌军沾沾自喜，他们宣称这是抗日联军在北满地区被完全摧毁的标志。日军试图利用各种诱惑手段，包括金钱、权势和美色，来试图动摇这位坚定的革命战士的意志，但他们未能成功。

面对诱降失败，日军对于天放采取了极端残忍的拷问方式。他们使用鞭打、冷水浇身和电刑等多种酷刑，试图从他口中得到抗联的机密。然而，于天放展现出了他那坚不可摧的意志和牺牲精神，坚定不移地抵抗着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透露任何重要信息。

经历了长达八个月的折磨后，于1945年1月，日军将他转移到黑龙江北安的一座高度戒备的监狱。尽管在转移过程中日军故意绕路，试图让他迷失方向，但于天放凭借他的聪明才智和极强的观察力，在狱中默默筹划着逃脱计划。

5月8日清晨，于天放在牢房内听到狱警们议论纷纷，内容涉及到希特勒的失败和德国的投降。他们还低声谈论着日本即将面临的失败，甚至担忧自己在战败后的命运，恐怕无一幸免。这些对话让于天放意识到，他必须尽快逃出生天，否则可能再无机会。

几天之后，一名叫永井的日本军官拿着一张小兴安岭的地图找到了他。永井希望于天放能够描绘出苏联军队入侵的具体路线。于天放装作答应了永井的请求，但告诉他需要几天时间回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不仅详细记下了地图上的每一条路线，还在心中不断策划着自己的逃脱计划，因为他清楚，时间不多了。

逃脱计划的前夕，牢房隔壁转来了一位新犯人。一开始，于天放对新来者保持警惕，担心这是敌人的诡计。但随后他听到那人说道：“我是赵忠良，抗联二路军的。”听到这位同志的自报家门，于天放这才放松警戒，回应了对方。他直接询问对方，“外面的草有多高？”赵忠良回答说：“很高，几乎和人一样高。”这个回答虽然简单，却让于天放意识到无论真实与否，他们都无法再等待。

于是，两人决定当晚行动。他们计划在晚上去厕所时发动攻击。确切地说，在返回牢房的路上，两人合力制服了一名狱警，并从他身上拿到了钥匙。打开牢门后，他们按照预先规划的逃跑路线迅速行动，成功逃出了监狱。

在逃亡过程中，日军发现了越狱事件，随即发起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甚至强迫当地百姓参与搜索。但当地人对于那些给他们带来苦难的外来军队并无好感，自然不愿意出力帮忙。于天放在不断变换藏身之处的同时，也在尽力躲避敌人的追捕。他一直东躲西藏，直到到达克东县，那里他才得知悲伤的消息：在逃跑中，赵忠良不幸被伪军发现并杀害。

1945年8月16日，正当于天放心怀忐忑地躲避追捕时，他听到了震撼世界的消息，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消息让他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释然，也为他带来了对未来的希望和对逝去同志的哀悼。虽然他没有在战场上使用武器，但他从日本严密看守的监狱中的一次大胆逃亡，以及后来为中国的解放事业所作的贡献，都证明了他作为一名战士的勇气和智慧。

在1951年的晚秋，由东北青年出版社推出的《牢门脱险记》首次面世，此书详细记录了于天放的战争和牢狱经历，迅速成为广受欢迎的红色经典。此后这本书经过辽宁人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的多次再版，共销售了90万册，成为建国初期极具影响力的畅销书之一。

在后续的回忆录中，于天放深情回顾了自己在牢房中的坚持与抗争，他写到：“在那黑暗而牢固的监狱中，每当我回想到党的教诲——共产党员面对敌人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胜利，要么死亡——我的决心就会加倍，感觉到有无数的同胞与我并肩作战。

他补充道：“我的逃脱全赖于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无私援助，我对此深表感激。”于天放的抓捕者，日本战犯中西正枝，在1956年的审讯中也不得不承认他对于天放将军的敬佩：“我尊敬这位为正义献身的英雄。

1954年8月，随着松江省并入黑龙江省，于天放离开了齐齐哈尔，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黑龙江省政府的副主席。在那年的国庆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于天放的握手中赞扬他：“天放，抓不到；今天，我终于见到了。真是大智大勇，人民的英雄！”这句话后来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佳话。

于天放在黑龙江省政府副主席的身份不仅是一个政治标志，他还兼任哈尔滨师范学院的院长，致力于教育事业，特别是培养急需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他对提升地方教育水平尤为关注，为黑龙江省的教育事业注入了活力，并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1958年，于天放被调任至牡丹江地委，担任第二书记兼行政专员，在那里与地委第一书记胡立教共事了三年，共同推动了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1961年，他再次被任命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兼黑龙江大学校长，继续在高等教育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位忠诚的革命战士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和迫害，于1967年5月3日不幸逝世，时年仅59岁。1982年9月，黑龙江省委为于天放彻底平反，恢复了他应有的荣誉。他的一生见证了中国从战乱到和平的过渡，还体现了个人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刻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