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陈毅元帅继承周恩来总理成为第二任外交部长。他的形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副经常佩戴的大墨镜。无论是国内公开场合还是在毛主席面前，他总是戴着墨镜，与其他戴眼镜的领导人显得格外不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陈毅元帅始终不愿摘下这副墨镜？他的儿子终于揭开了背后的真相。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陈毅出生于1901年的四川乐至，一个在当时看来有着不错生活条件的家庭，这为他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年仅五岁，他便被送往私塾学习经典文学，而到了十五岁，他考入了声誉颇佳的成都甲种工业学校，未来似乎一片光明。

陈毅的生活轨迹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发生了转变。这场运动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使他产生了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想法，希望通过实际行动来探索救国的道路。经过多次尝试，他终于踏上了去往法国的旅程，在那里，他与未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蔡和森等人结识，共同探讨救国的策略。

1921年，陈毅参与了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这一行动激怒了法国政府，导致他被迫返回中国。回国后的陈毅并没有停止他的革命步伐，他加入了共青团，并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在国共合作破裂后的1927年，陈毅参与了南昌起义，此后即使部队遭受重创，他仍不懈参与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和政治经验，他留在南方，继续领导游击战争，期间创作的《梅岭三章》体现了他的文学才华和革命决心。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毅在组织的安排下担任了新四军的要职，他的领导有效地打击了日军势力，巩固了华东的抗日根据地。这一期间他的战术智慧和领导能力得到了充分展示。

解放战争期间，陈毅继续担任重要职务，包括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他与粟裕等将领的紧密协作，在多场关键战役中展现了卓越的指挥能力，最终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新中国初建时期，外交任务繁重，原本由周恩来总理亲力亲为地担负起来。然而，考虑到总理职责重大，同时兼顾多项国家事务，毛主席逐步考虑轻解其负，特别是在外交领域。陈毅此时被视为外交部的接班人，他不仅具备敏锐的政治敏感性，还拥有出色的战略洞察力，并对外交事务有着独到的见解。

到了1954年秋，陈毅从上海市市长的位置上被调到北京，任副总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即将承担更重要的责任。1955年，陈毅被封为元帅，荣登新中国十大元帅之列。自新国成立以来，陈毅在各种政务角色中均表现出色，无论是作为上海市市长，还是在其他政府职位上，他的表现都可圈可点。

毛主席对陈毅在稳定上海经济，特别是在控制通胀和物价方面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其政策被视为中国经济管理的典范。除了在军事战役中担任重要角色和作为上海市的首任市长外，陈毅在另一领域也同样功不可没，那就是作为继周恩来之后的新中国第二任外交部长。在这一职位上，他创造了许多外交奇迹，深刻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关系。

然而在初任外交部长之前，陈毅内心其实并不自信。首先他自认为出身军事，对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知之甚少。其次当时新中国面对西方的国际孤立和封锁，外交环境极其恶劣，他担忧自己缺乏开拓外交局面的经验和能力。

更为棘手的是，当时的外交部门人才短缺，任务却极为繁重，陈毅原本未曾料想自己会被任命为此重任。最终在周恩来和毛主席的亲自劝说下，他才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一挑战。

1956年，陈毅在党的八大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作为副总理的角色更加凸显，人们普遍认为他出任外交部长只是时间问题。陈毅接任外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一次前往西藏的考察后，他因高原反应留下了健康问题，在一次印度驻华大使的电影晚会上突然晕倒，这导致他不得不请假一年进行休养。直至1958年2月，他才正式就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陈毅虽然深受主席的信任，但就任之初，他依旧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周恩来总理在国际舞台上的卓越表现让陈毅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他也担心自己的情感化作风可能会在外交场合造成问题。陈毅对此心知肚明，他在内部会议上自嘲道：

“我这人直性子，有时候一激动就忘形，说话直来直去，内部还好，大家都是自己人，说错了还能补救。但是在外交场合，这样的性格简直是自寻烦恼。

他的坦诚让在场的领导们都会心地笑了，陈毅的率真和直接正是他们看重的品质。面对可能的挑战，陈毅和他的夫人张茜也曾深入探讨过多种可能的结果。“出任外长，可能会有四种情况发生，一是大展宏图，二是平平无奇，三是铸成大错，四是身染重病。”他半开玩笑地分析道。

最终陈毅顺利继承了周恩来的外交职务，更以其独特的风格在国际舞台上留下了深刻印象。与周恩来的温文尔雅形成鲜明对比，陈毅的直率和坦荡为新中国的外交带来了新的活力。他顺利接过了周总理递来的接力棒，还带领中国外交团队攀登新的高峰，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965年9月29日，处于国际与国内多重压力之下的新中国，正由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主持一场重要的中外记者招待会。那时美国正与国民党、日本、韩国建立军事同盟，试图围堵中国，同时中苏关系的紧张也为中国的国际立场带来了复杂挑战。国内方面，刚刚结束的三年困难时期使得国家恢复发展的任务艰巨而迫切。

这场记者会是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更是一个国际舞台，展现中国坚定立场的场合。香港《正午报》的记者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政府如何看待美国将香港用作侵越战争的前哨基地？”这一问题直接触及到了中美之间的敏感神经，关乎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尊严。

面对这样的提问，陈毅的表情顿时凝重，他甚至摘下了一直佩戴的墨镜，表情严肃地回应：“我们必须看到，香港问题背后是美国在亚洲的全球战略布局，我们不能仅局限于表面。

陈毅随后明确表达了中国对外部威胁的坚决态度：“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图谋，我们已经观察了十六年，尽管我已经白了头发，但是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都将坚持抵抗，直到最后。”这番话语让在场的所有记者都感受到了他言辞中不容置疑的决心。

陈毅的此番发言并非空穴来风。早在1958年的金门炮战中，他就曾针锋相对地回应过美苏的指责。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对中国的内政横加指责，陈毅毫不留情地反击：“如果杜鲁门先生继续挑起地区紧张，我们只会比他做得更彻底。”这一回应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更让陈毅在外交场合得到尊重的是他对待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直接态度。在一个国庆庆典活动中，赫鲁晓夫曾试图就中国的军事行动发表意见，陈毅当场制止了他：“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

陈毅这种直接而坚定的外交风格，使他成为了国际上不可忽视的声音。他的每一次发言都体现了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坚强与独立，也深化了外界对中国政策的理解和尊重。

陈毅在党内外以佩戴墨镜著称，这个习惯源于视力保护的实际需要，而非单纯为了形象。根据他儿子陈小鲁的说法，这副特制的茶晶石墨镜由北京一家历史悠久的眼镜店定制，对陈毅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次在中南海的轶事更是突显了这副墨镜的影响。党中央迁至中南海后，为了便于工作，不少高级官员都将家搬到了近侍的国务院院内。周总理与邓颖超住在西花厅，而其他重要干部也不远处居住。

某个阳光明媚的周末，邓颖超带领周总理的侄子女和其他官员的孩子在中南海享受天伦之乐。孩子们在湖边玩耍，捕鱼摸虾后，决定乘船游湖。正当一行人兴高采烈时，童小鹏的儿子突然注意到岸边一个戴着墨镜的身影在钓鱼。这个形象在他的印象中与电影中的特务形象不谋而合，使得他误以为遇到了真正的间谍。

在邓颖超和其他孩子们的疑惑中，童小鹏的儿子突然情绪激动，站起来指着钓鱼的人大喊特务，结果因为过于激动而失足落水。周围的大人们急忙将他救上船，孩子依旧大喊着抓住那个特务。

直到邓颖超平息了孩子的情绪，并带他们靠近岸边，仔细观看那位“特务”，孩子们这才发现那正是陈毅。了解到误会后邓颖超和在场的其他人都被逗乐了，连陈毅本人也对这场误会笑看风云。

陈毅元帅戴墨镜的习惯背后有着特殊的原因，这一点在他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得到了其子陈小鲁的明确解释。陈毅在战争期间，由于长时间在昏暗环境中制定作战计划，导致他患上了严重的“眼结膜充血症”，尤其是在孟良崮战役中，这种病症进一步加剧，几乎达到了不能承受阳光直射的程度。

陈毅曾戏谑地评论这一状况：“张灵甫虽然战败，却几乎让我失去了视力。”这番玩笑背后隐藏的是两军将领之间的某种奇妙联系，因为张灵甫同样饱受眼疾的困扰，而且据说他使用的是一副高档的美国雷明顿品牌太阳镜。这给陈毅提供了解决方法的启示，他因此也配戴了一副墨镜。一旦尝试后发现效果显著，这副墨镜便成了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此陈毅的墨镜并非用来掩盖任何冷厉之气或是遮掩疲态，而是战时环境留下的持续影响，成为他战争岁月的一种象征。陈毅对此并不感到遗憾，反而视之为自己军旅生涯的荣耀印记。在许多公开场合，即便是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他仍旧佩戴墨镜，这是对过去经历的一种提醒，也是对个人历史的一种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