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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编辑 | 侯哥说历史
前言
在1949年，一位将近五十岁的老人怀着期盼走进了上海市政府，请求见陈毅市长。这位老人是彭育英，曾经是国民党的县长，和陈毅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友谊。在抗日战争时期，彭育英在大庾县提供过难以置信的帮助给共产党的游击队。历经战乱和政治风波后，他的生活跌入谷底，最终前往上海寻求老友的援助。那么，彭育英和陈毅的友谊究竟有多深？他们之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
彭育英，出生于江西省万安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幼年时期，他聪颖好学，展现出了非凡的才智。为了追求更高的学问，他远赴日本，进入了当时享有盛名的早稻田大学深造。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能够出国留学的人屈指可数，留洋归来的他自然被视为社会的“高材生”。
在日本求学期间，彭育英结识了张群、熊式辉等同样在早稻田大学就读的国民党重要人物。他们之间频繁的思想交流，使得彭育英深受影响，对国民党的政治理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回到祖国后，彭育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国民党，被任命为江西省大余县的县长，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然而彼时的大余县县长一职并非易事。红军长征后，留守的红军游击队在国民党的严密“围剿”下，不断向赣粤边界的油山地区转移。大余县作为国民党打击红军的重要据点，局势异常紧张，彭育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陈毅、项英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凭借着当地险峻的地形，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机智的周旋。他们运用游击战术，时而隐蔽，时而出击，令国民党军队防不胜防。面对红军的灵活战法，彭育英的部队屡屡受挫，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于是国民党开始调整策略，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加大军事压力，继续对红军进行“进剿”；另一方面，成立了“招抚委员会”，试图通过政治手段瓦解红军的斗志。
1937年8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正式成立了这一委员会，彭育英被任命为第四行政区招抚委员会副主任，负责将各地的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
然而由于国民党对油山地区的严密封锁，加之红军唯一的一部电台损坏，陈毅与中央的联系被切断，无法及时获知党中央的最新指示。幸运的是派出的侦察员和秘密交通员带回了一些报纸。陈毅从这些有限的信息中，察觉到了国民党的策略变化和全国抗日的呼声。
面对新的形势，陈毅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经过深入讨论，他决定将赣粤边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主动响应全国的抗日号召。1937年8月8日，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发表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郑重表达了与国民党军队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愿望。
彭育英得知红军的态度后，内心深受触动。他原以为红军会拒绝合作，然而红军展现出的民族大义和宽广胸襟，彻底改变了他对共产党的看法。他不再称红军为“共匪”，而是以“友党”、“爱国志士”相称。
同年8月底，彭育英联合江西多位县长，向红军发出了“快邮代电”，再次表达了合作的意愿。他在信中写道：“国难当头，唯有团结一致，方能救亡图存。”他的真诚态度赢得了陈毅的信任。很快双方代表在大余县进行了会面。
他的到来在当地引起了轰动，乡亲们簇拥在道旁，热烈欢迎这位抗日英雄。当地的县长彭育英，一位深具远见的领导者，对待抗日游击队有着特别的关心和支持。
彭育英了解到陈毅的队伍中有许多因战斗受伤的战士，虽然上级有严命不得提供医疗物资，但他决定采取行动，指示附近医院腾出五十间病房用于战士的治疗与休养。他亲自监督后勤供应，还到医院与游击队员共进晚餐，借此机会宣讲抗日的理念，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因为身为文职人员，不能亲自上前线作战。
彭育英在一次晚餐后的演讲中激励手下：“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支持前线的英雄们，我们提供的每一顿饭、每一粒药，都是对抗战的支持。我们虽然不能上前线拼杀，但我们的工作同样重要。
陈毅在大余县的日子，不光是治疗身体的时光，也是策略讨论的重要时刻。他向彭育英透露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希望能联合南方各省的游击队，共同抗击日寇。彭育英虽然权力有限，但他立即开始联系相关人员，协调资源，以促进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经过数周的努力，江西抗日义勇军的基础框架得以建立。
然而由于国民党的人数限制和严格的管理，彭育英面临了巨大的压力。他巧妙地应对上级的要求，虚报游击队人数恰好为一千人，以确保可以顺利接收所需的物资。另外他还私下从县库调拨了大量资金，为陈毅的紧急需要提供保障。
彭育英还解决了游击队在行动上的难题。他秘密发放了数百张空白的通行证，这些通行证上仅盖有大余县的官方印章，使游击队员能够在严密的国民党控制区自由移动。这一举动在后来的抗战历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游击队员因此得以避免被国民党追捕。
最终当陈毅的队伍准备离开大余县时，彭育英与他们举行了简短的告别仪式。他们握手告别，并彼此鼓励说“后会有期”。彭育英的最后一句嘱咐：“多杀鬼子！
所以说，彭育英绝对是大功臣！在新四军成立的过程中，他虽然没上前线打仗，但他的贡献对抗日战争来说，也是功不可没。
随着新四军北上后，曾经热闹的大余县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然而陈毅的离开对于彭育英来说却意味着风暴的来临。他的支持给共产党，尤其是对陈毅队伍的援助，很快引起了国民党中高层的不满。江西省的国民党官员联名上书，对彭育英进行了严厉的弹劾，指控他勾结共产党，并背叛了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原则，甚至要求将他投入监狱。
幸运的是，彭育英的老朋友熊式辉在国民党内部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他曾在蒋介石的面前为彭育英辩护，使得彭育英免于牢狱之灾，但蒋介石仍决定让彭育英离开政坛，命他回家“闲居”。
1939年7月，借助熊式辉的推荐，彭育英前往江西省黎川县尝试继续他的政治生涯，但当地的官员并不欢迎他，继续对他进行政治上的孤立和弹劾。处于压力之下，彭育英终于向国民政府提交了辞呈，选择退出这个充满阴谋和排斥的政治环境。
离开政坛后，彭育英转行担任江西省赣州分行的银行经理，后来成为民裕银行的经理。转行进入银行业，彭育英始终保持着一位知识分子的独立和清高，拒绝了熊式辉提出的进一步帮助，表示要靠自己的能力维持生活。
在银行工作期间，彭育英并未再涉足政治，但他对国民党的不满逐渐加深。1946年国民党引发内战，对普通百姓造成了巨大的苦难，大量资源被挪用于军事上，而民生却日益困苦。彭育英目睹这一切，对国民党的未来感到悲观。
抗战结束后，彭育英曾短暂回归银行工作，但随着国共内战的进一步恶化，他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再次受到了冲击。在一次任务中，彭育英被迫押运一批重要的财物。不幸的是，他们的车队在途中遭遇了土匪的袭击，所有财物被抢走，彭育英和同行人员无力抵抗，只得眼睁睁看着被劫。
这场灾难后，彭育英迅速离开现场，内心充满无力感和恐惧。流亡期间，他在老部下赖志刚的家中寻得临时避难所。虽然得到了赖志刚的热情帮助，彭育英深知这样的依赖不是长久之计。两人在讨论未来时，彭育英坚决拒绝了前往台湾的提议，他对国民党的失望已达到极点。
赖志刚问道：“那我们该怎么办？”
“或许，我们可以考虑投奔共产党，寻求人民政府的庇护。”彭育英不确定地提出了另一个想法。
然而两人都感到万分焦虑。他们曾是国民党在大余县的重要官员，负责对抗红军，如今投奔共产党，岂不是自投罗网？数月的煎熬使得他们的生活愈发困难，家中的粮食和物资日渐短缺，经济陷入了绝境。
在两人对未来感到绝望之际，赖志刚突然看到了报纸上的一条新闻，报道了陈毅成为上海市市长的消息。他激动地带着报纸冲进彭育英的房间。
“看，是他，是陈毅！”赖志刚兴奋地喊道。
彭育英回想起与陈毅的过往。他们曾在抗日战争中有过合作，彭育英帮助了他们的游击队。虽然他们在国民党的体系内工作，但他们支持过国共合作，而且从未参与过对人民的伤害，这一点陈毅是知道的。
激动之下，彭育英决定写信给陈毅，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困境。陈毅忙中抽闲回信：“速来上海，我倾家荡产都会帮助你！”
1950年，彭育英终于来到了上海，踏进了陈毅的办公室。当彭育英重逢陈毅时，情绪难以抑制，他们在上海的一次会面中，陈毅热情地握住彭育英的手，激动地说道：“育英兄，真是太久没见了！回想起在江西的那些日子，如果没有你的大力帮助，我们的处境会更加艰难。
彭育英眼眶含泪，情感溢于言表，他回应道：“陈老总，终于见到你了！这些年来，我时常回忆我们共同奋斗的日子。”彭育英的声音带着颤抖，显得有些哽咽。
陈毅注意到彭育英的衣着略显破旧，面容也显得有些疲惫，便关切地询问他的近况。彭育英随后向陈毅详细讲述了自己这些年来的困境与挑战，包括他在国民党的压力下的生活，以及最终如何在困境中保持坚韧和尊严。
听完彭育英的讲述，陈毅内心充满了感慨，他对彭育英的遭遇感到非常心疼和愧疚，同时也对他的坚韧和勇气表示极大的敬意。
然而陈毅很快就意识到，这正是彭育英可以大放光彩的机会。上海正在恢复和重建之中，急需像彭育英这样有经验的金融专业人士。陈毅思考了一番，便决定推荐彭育英在上海市人民银行担任一个关键职位。不久，彭育英被任命为金融科室的副主任。
感激陈毅的信任和帮助，彭育英在新的职位上表现出色，他的工作得到了认可。陈毅后来还特别安排人前往江西，将彭育英的家人接到上海，使彭育英一家能在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中重新开始，并稳定下来。
彭育英后来还被邀请加入全国政协，成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馆员，致力于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每一次，彭育英都全力以赴，感激陈毅当年的援手和信任。
陈毅在帮助彭育英的时候，完全没有违背自己一贯的原则和纪律，也没给彭育英什么特别的待遇。虽然彭育英以前是国民党的人，但在我们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候，他伸出了援手，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会忘记那些在困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
彭育英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地回报他。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一直坚守的行为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