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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编辑 | 侯哥说历史
前言
在1974年12月23日，身患重病的周总理离开305医院，踏上前往长沙的旅程。此行的目的是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筹备的最新进展。在长沙省委九所宾馆的一次会面中，毛主席对周总理表现出深切的关怀，还提及了一个名字，傅崇碧。这位被多次提及的傅崇碧究竟是谁？毛主席为何对他如此关心呢？
在1974年的一个寒冷的冬日，傅崇碧突然接到从北京传来的紧急命令，要求他立刻返京。虽带着悬念与欣慰，但他带着两名干事和一位科长踏上了返京的列车。
到达北京后，傅崇碧安排住进了西直门专为苏联专家建造的宽敞住所。这里有三间大房间，每一间都设施完备，电话通讯畅通无阻。三天后叶剑英的一个儿子带着日常必需品前来拜访，为傅崇碧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方便。第四天清晨，一辆红旗轿车驶到了住所门前，车上的周恩来的工作人员传达了总理的召见令。
傅崇碧看到接他的工作人员显得有些不熟悉，他转身对同行的沈阳军区保卫科长询问：“你也一同前往吗？”“我陪您去。”保卫科长坚定地回答。
随着两人一同前往医院，不料在进入北京医院的院子之前，工作人员礼貌地阻止了保卫科长，说明此次只有傅崇碧被邀请进入。于是傅崇碧独自一人跟随着工作人员，穿过院子的两道大门，最终来到了一处私密的见面地点。他们走进一个幽静的庭院，那里周恩来已经在等待，穿着简单的睡衣，显得格外亲切和。
周恩来紧紧握住傅崇碧的手，情感激动地摇晃，连声说道：“见到你，我太高兴了！真的非常高兴！”
周恩来的面容显得憔悴，但那熟悉的声音依旧能触动人心。傅崇碧感到心痛如绞，一向坚强的他，此刻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声音带着哽咽。
在那充满硝烟和战火的日子里，傅崇碧一直坚持着，从未流露过情感的脆弱。他的坚定源于深厚的信仰，知道自己必须不断前进，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在朝鲜战场上，他带领63军的战士们，英勇战斗，为保卫祖国而奋不顾身。
1950年11月，傅崇碧接替郑维山成为军长，带领63军的将士们在山东省邹县、曲阜地区进行整训。到了1951年2月，63军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作为第二批进入朝鲜的部队。
彭德怀将军对他们表示：“你们是真正的铁军。” 这样的评价，是对他们无畏精神的最高肯定。在随后的第五次战役中，根据志愿军司令部的命令，他们突破了临津江，攻占了江南的关键高地绀岳山，大败英军第29旅的部队。
随着战事的深入，志愿军的后勤补给面临巨大挑战。5月21日，彭德怀决定撤退，以重组力量。就在这时，李奇微指挥的“联合国军”开始全面反攻，两军的对峙在战略要地铁原再次拉开序幕。
铁原的地理位置至关重要，是通往北部的关键节点。李奇微深知其战略价值，派出精锐部队企图占领。5月28日，彭德怀通过电令指派傅崇碧率领63军并协同65军的部队，在涟川至铁原一带迅速构筑防线。
彭德怀在命令中强调：“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绝不撤退除非有上级命令。” 傅崇碧深知任务的艰巨，立刻部署他那尚未休整的部队，坚决阻止敌军前进。对于这次防御，每一个细节都关系到整个志愿军的命运，傅崇碧在电话中向彭总汇报：“部队已全力以赴，丝毫不敢有所懈怠。
在敌军压境的紧要关头，傅崇碧巧妙地部署了他的部队，形成一个扇形的防御阵地。左翼安排了189师，右翼则是187师，而作为预备队的188师则在后方待命。
傅崇碧采用了一种“纵深梯次配战”的战术：在前线布置较少兵力，主力兵团则后置，这样既能减少敌军火力的杀伤效果，也可以利用小规模部队在前沿牵制敌人，防止其迅速逼近主防线。
考虑到敌人的攻击重点可能集中在左翼，63军的189师成了战斗的焦点。面对李奇微指挥的猛烈炮火，一个小时内，189师头上的炮弹达到了惊人的4500吨。为降低伤亡，傅崇碧果断命令189师分散成200多个小队，坚守200多个关键位置，将每一个阵地都打造成坚不可摧的堡垒。
在这样的“袋形”阵地布局中，189师采用了八卦阵形防守，有效地拖慢了美军的进攻速度，虽然美军利用其兵力和火力的优势取得了一些阵地，但进攻速度明显放缓。傅崇碧见到战术奏效，随即命令187师和188师模仿此种防守方式。
傅崇碧还发现美军在应对移动目标时表现出了明显的弱点。他指示189师指挥所不断变换阵地，让部队保持流动状态，通过不断地变化阵地和调整部队组成，每个部门的战斗力得以保持在高水平。
通过这些灵活的战术调整，每个阵地都能维持高效的战斗力，同时美军的战术计划因缺乏及时信息而受到了干扰。傅崇碧见效果显著，立刻指示187师和188师也采取相同策略，增加敌军的战术困扰。
铁原战役发生在彭德怀指挥部仅百里之遥的地方，此处是美军坦克两天的行进距离。尽管形势紧迫，彭德怀坚决不撤退，要求前线的官兵坚守到底。傅崇碧指挥63军坚持防守的同时，也不断发起反击，有效地抑制了美军的攻势。这场持续了14天的激烈战斗，直到志愿军主力成功建立稳固防线，傅崇碧才带领63军撤出了焦土般的铁原战场。
战后彭德怀专程前往63军军部，亲自慰问这些从一线退下来的战士。他在部队中间走动，逐个拍肩膀，摸头，眼中含泪地表达着对战士们的感激：“你们战斗得很勇敢，国家和人民都将记住你们的牺牲。我个人也深表感谢。
在彭德怀询问有何需求时，傅崇碧直言不讳地请求：“需要更多的兵力。”彭德怀坚定回应：“你会得到援兵，我保证补给你两万兵力。
不久后，从国内西北部调派了1.3万经验丰富的老兵来补充63军。在63军及其他部队的坚决抵抗下，到6月10日，美军的北进终于被有效遏制。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傅崇碧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1966年，经过毛主席的亲自批准，傅崇碧获得了重要的任命，成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同时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在1968年，傅崇碧被突如其来的电话召唤到人民大会堂。他匆忙赶到，发现已有数位卫戍区的高级干部坐等在那里。进入大厅时，周恩来总理轻声对他说：“保持冷静，不要激动。”这句话让傅崇碧感到迷惑，不知何事突然紧急至此。
随后他跟随周总理进入了一个更私密的小会议室，听到了自己被突然调任至沈阳军区的命令。更令他震惊的是，他被要求在破晓前立即启程，一架飞往沈阳的飞机已经在机场待命。
按照周总理的建议，傅崇碧草草写了封信给家人，随即被紧急送往机场，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孤独和不公正的监禁生活。在那段时间里，他的居所里摆放着毛主席的像。每天专案组要求他早上请示晚上汇报，而他则对着毛主席的像鞠躬致敬，诚恳地寻求解答：“毛主席，我忠于您几十年，如今遭此困境，犯了何错？请派人与我对话。
直到1974年，傅崇碧结束了在沈阳军区的任职，返回北京。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结束后，傅崇碧在周总理的推荐下被选为人大代表，并随后被中央任命为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在正式任命前，周总理与傅崇碧进行了一次对话，希望他能再次担任并振兴卫戍区的工作，但傅崇碧当场婉拒了这一请求。周总理听后只是微笑，并未再多言。
两年后，邓小平再次希望傅崇碧出任卫戍区司令。这次傅崇碧接受了这一职务。在上任前，邓小平与傅崇碧进行了深入交谈，叮嘱他将40%的精力用于整顿卫戍区，而60%的精力应放在军区的其他工作上。
傅崇碧重返卫戍区指挥岗位，使一些过去在政治动荡期间曾经说过不当话或做过错误事的人感到紧张。他们担心傅崇碧会追究旧账。然而傅崇碧并未对这些人进行清算，甚至那些过去用来“揭发”他的文件他都未曾查看，全部封存起来。
罗瑞卿曾多次建议傅崇碧更换整个卫戍区的领导班子。傅崇碧只调动了一人，这让罗瑞卿有些不满，并当面批评傅崇碧“总是心慈手软”。傅崇碧向罗瑞卿解释说，当时那些人也是迫于无奈，应该给他们机会自我认识和改正错误。罗瑞卿最终接受了傅崇碧的看法，没有坚持要求大规模更换领导班子。
到了1979年，中央为傅崇碧恢复了名誉。当有同志询问傅崇碧关于他被关押七年，全家遭受牵连，对毛主席和周总理有何看法时，傅崇碧立即回答说：
“七年的监禁，我和家人吃了不少苦头，但也受到了教育和经验的磨练。今天能恢复我的名誉，我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感谢周总理。”
傅崇碧一生功绩显赫，然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他也经历了许多不公和迫害。虽然个人事业多有波折，傅崇碧的几个子女都非常有能力，且均能独立成就，没有依赖于傅崇碧的政治背景。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也就是2001年，傅崇碧展示了他的慷慨与大公无私的精神，他捐出了自己的20万元储蓄，支持四川的“希望工程”，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回馈家乡，支持那里的教育发展。
2003年，傅崇碧在北京因病去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常常忆起童年在家乡的岁月，表达了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再次回到他的故乡。遗憾的是，由于年老体弱，再加上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这个愿望未能实现，成为了他生命中的一大遗憾。
